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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读懂农民工“临时夫妻”背后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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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读懂农民工“临时夫妻”背后的苦涩
“临时夫妻”的扭曲靠什么来矫正
近日，安徽代表团的“洗脚妹代表”刘丽为农民工群体建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3月11日《京华时报》）“临时夫妻”的扭曲靠什么来矫正
流动人口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温暖，分居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基本的夫妻生活，这样的痒痛，正是不少流动人口的真切感受。去年，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数据就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
透过新闻报道可以了解到，面对压抑和苦闷，不少农民工都是通过买春、看情色等方式来进行释放。而刘丽代表所反映的问题，有些让人始料未及：饱受压抑和孤寂的农民工们，竟然突破了道德伦理的边界，冒着家庭破裂的风险，做起了“临时夫妻”以相互慰藉。更令人忧心的是，这还不是孤例，而是“大量”、“普遍”。
面对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挥舞起道德的大棒显然无济于事。必须承认的是，农民工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以及家庭温暖，这是基本的人伦，更是天赋人权。但现在，这种权利沦陷了，迫使他们不得不突破道德边界寻找温暖和慰藉。
是谁造成了这种伦理和道德的畸变？如果是个例，那可能是个人人格和价值观的问题，但普遍存在于农民工群体，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是怎样的社会土壤和情感窘境，造就了这些农民工在婚姻家庭观念上的扭曲。
“临时夫妻”的扭曲背后，是农民工们苦涩和辛酸的生存境遇。为了活计，农民工们不得不离开妻儿、舍弃家庭温暖，外出务工。长期的分居生活，渐渐让家庭名存实亡，因为它缺少基本的温暖和慰藉。如此情境下，家庭观念难免变得模糊，当家庭责任和道德伦理被原始的欲望和本能的需要所超越，那么“临时夫妻”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流动人口能够带着妻儿一起迁徙。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显然是不现实的：以农民工的收入，大部分人并不足以支付昂贵的房租等基本的生活成本；而以农民工身份承载的权利，孩子入学等权利实现更是困难重重，更别说其他保障和福利。因此，农民工群体与家庭的分离的现象，也就必然存在。因为，他们无法在城市里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家庭，面对孤寂和压抑，买春释放甚至同样苦闷的人组成“临时夫妻”，也就成为某种不得已的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临时夫妻”值得同情和理解，就代表其合理性。“临时夫妻”的扭曲，既然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那么矫正这种扭曲的观念，也就必须先从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去求解。从长远来看，关键还是能够改变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的现实，其中包括待遇的提高、权利的平等实现等，比如解决农民工子女平等入学、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而立足眼前，矫正这种扭曲现象，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工夫妻团聚，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创造机会和条件，比如有些地方和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夫妻房”。
由农民工流入地的“临时夫妻”现象，同样要看到，那些农民工输出地的留守妇女们，她们同样忍受着这种苦闷和压抑。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4700万人，这类人群由于丈夫在家庭生产生活中的缺位，面临着多重生存发展困境，尤其是长期的性压抑问题。这些“体制性寡妇”，在对苦闷和压抑的忍受中，有些也突破道德伦理以求满足本能需求，不仅仅婚外恋逐渐高发，甚至还上演着“多女共事一男”的荒诞。
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消除“临时夫妻”的荒唐，不仅仅是对道德人伦的救赎，更是对人性的敬畏和尊重。很显然，这样的扭曲显然是并不完善的人口流动机制，以及权利尚不能平等实现的体制所造成的，因此，求解的根本，还是在于通过制度的变革和体制的完善，改变农民工破裂的生活境遇和窘迫的权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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