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这个小玩艺，现在的年轻人不多用了。和它打交道的多半是60多岁的老头。但我和收音机的故事却要从上世纪说起。我是在农村度过童年的，1968年只有8岁的我，还是从房东的儿子那里第一次看到会说话的小盒子。当时真的不知道那个神秘的小盒子就是收音机。小盒子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跳，里面好像装着另一个天地。房东的儿子炫耀式的摆弄着，我站在跟前许久，眼馋、手痒的我，身不由己地蹭向小盒子。刚要伸手，就被房东的儿子呵斥，我赶紧缩回手，呆呆地站在那里，还是不愿离去。两只耳朵竖起来，听着似懂非懂的声音……
　　1988年，高中毕业的我，因为那时的中国中等和高等教育资源少，升学的机率不足5%，只能选择留城就业，在县五交化公司当了一名售货员。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好多商品是不能满足供应的，“走后门”这个中国特有的名词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大到一辆自行车，小到一颗钉子，都要“走后门”才能买到。作为国营的五交化公司，不能说红得发紫，也是门庭若市。售货员的地位也比其它行业高，当时有一个流行的顺口溜：“一百货，二交电，三银行，四机关”，领导的子女都以当售货员为首先职业。这话说起来有的人可能不信，但百分子百是真的。我被分配到了电料专柜，成了卖收音机的后生。营业的时候，我总是挑选最好的收音机，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调出最清晰的电台，音量开到最大，那种惬意和自豪真的让你过瘾。
　我是听收音机的好手，也是卖收音机的能手。当时的产品不说什么质量不质量，只要眼下没有毛病就行，更没有现在的“三包”规定和“3C”标志，收音机产地多半是北京、天津和上海的，除了微型收音机毛病多点，其它样式的质量是可靠的。品牌机有北京的牡丹，上海的红灯，天津的环球。材料多数是晶体管的，还有少量电子管的。也有一些因为时间长看上去旧了的收音机，我也想方设法卖了出去，为此公司经理多次表扬过我，年度还评上了先进工作者。我不仅卖收音机，还卖最时髦的盒式录音机、彩色电视机，都是日本进口的，有日历、声宝、松下、索尼等等。这些价格不菲的电器，都在几千元以上，大都被机关买走，个人是买不起的。那些赶潮流的消费者，也只能买国产的黑白电视机，还都是14英寸以下的。
　　不当售货员以后，我买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多在晚上收听。世界新闻，国家大事，尽在掌控之中。除了自己知晓，我还喜欢告诉周围的人，向大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述科学文化知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的开始曲，30来年没有变，还是我小时候听惯的调：“哒的哒，哒的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当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仿佛自己还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孩。后来，我用上了电脑，在网络里听收音机，同事笑我，“呀？还听什么收音机啊？跟不上时代的脉动了”。我则笑道“网络里的收音机清楚，一点干扰也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声、都市之声、中华之声、神州之声、华夏之声、民族之声、文艺之声都能听到，还有好多地方台的节目。
　　不过，网络里的收音机当时也没有完全取代过去的收音机。每天夜晚睡觉之前，总要把爱听的台选好，放在枕头边听着，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有时候第二天醒来，收音机依然开着，发出吱吱吱的声响。好在买了一台“德生”牌收音机，有定时关机的功能，不用再象过去那样浪费电能了，要不十来天就换两节高能量电池，也算是为建设低碳型社会做的一点贡献吧。这里，还有一个经验与大家分享，就是枕边的收音机，治好了我的耳鸣，不能不说这是我听广播获得知识以外的又一惊喜。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耳鸣患者最难受的时候。我是一只左耳在24小时呜呜作响，白天因有各种噪音，你几乎听不到耳鸣。晚上耳鸣的时候，将收音机放到耳边，就能压住呜呜的声音。这种习惯经过几年之后，左耳呜呜的声响居然消失了，到现在也没有患过。
       现在，我是用智能手机听广播的，音质更好，频段更多，还将无线流量调高到全国不限量。这样除了听广播，随时随地能收看电视。五G网络越来越多的覆盖到马路、小区、商超等，甚至是犄角旮旯。早上跑步，边听广播边运动，重复的动作也不再那么寂寞难奈了。 （曾刊登在《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