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铸就的痛

    我的爷爷路先登字捷三，清末读书人，据父亲讲：爷爷一生痴迷教育自办国民学堂普及教育，做国小校长。民国初年，地方当局要求校长必须加入国民党，爷爷自认“君子不党”，拒绝加入，因而被撤销校长职务。鉴于此，爷爷告诫家父：结党者必营私，什么党都不要入。2002年，长葛县政协有关人士来我家就县文史资料回顾家父一篇文章征求意见时讲到我爷爷说：他可不是只办了一所小学呀！民国初年他在长葛县自费办了三、四所国民小学，很了不起!父亲在世时很少给我们讲爷爷及家庭的事，只告诉说我们家的地主是16口人只有20亩地，这20亩地，由我二叔路老根与入赘的二姑父张常两人耕作，土改时因姑父是外姓人，工作队认定我家雇佣了长工，应该划作地主成分！幼年时，倒时常听母亲讲过去的事，如：一年365天没吃过净面，衣服都是小孩接着穿大孩穿不上的，大孩承接大人的破衣穿，往往临到年关，过年的吃、穿都无着落！土改那年过年，因父亲微薄的薪资要替家中交地主应负担的（不知什么）钱，家中只有二姑送来的几棵扑棱头白菜，年难过！伤心之下，不想让年幼的我与姐姐受那种罪的母亲，便用煤油灌我与姐姐喝（知识欠缺，以为喝煤油会死），被五叔、四姑发现送校医抢救。这几年，与80多岁的四叔坐在一起他总是讲：爷爷倾其所有办国小，家中生活实在拮据，一年到头都吃的都是菜窝窝，从没见过白面！1959年冬，家乡食堂无炊可供，爷爷在饥寒、忧郁（57年家父及三叔、四叔均打成右派劳教）中辞世！
    我的父亲路百占字梅村，生于1913年。自小在爷爷熏陶下酷爱学习，1934年，他中学毕业后报考大学，爷爷因寻铁饭碗及学费微薄计要他报考邮电或铁路专业，父亲酷爱文学，在报考邮电同时，也报考了文学专业，结果两个专业都录取了。因父亲执意要学文科，爷爷一怒之下，拒对父亲资助，家父第一学年只好上一年学，休一年学打工攒钱供下一年开销，到1939年才毕业。据父亲讲，在河大就读时授业于嵇文甫、范文澜与高亨三位教授门下。因父亲酷爱楚辞、诗品、名字学研究，在校就读期间，就先后完成了《诗品正名》、《诗品序的分合问题》《名字学研究》、《楚辞发微》（前卷）、《昭明文选笺注》、《贾谊新书校注》等作品（见长葛文史资料第十五缉）深受三位老师欣赏，范文澜离汴去延安时，送给父亲一大网篮有关书籍。抗战期间，河大由开封西迁，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发了路费及生活费，到豫西潭头镇时，许多同学都已身无分文，省吃俭用的父亲就不时拿出结余资助穷困同学，如长葛籍同学罗培峰等（见长葛文史资料第十五缉）。逃难中的学校，缺乏图书，父亲倡导组织图书传阅活动自己甘当“义务图书管理员”。在校学习期间，他与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社会学科研究会”，经常请教授做学术报告和时事讲座，让各流派同学参加研讨辩论，共同探讨。在一次关于“中国的前途”辩论会上，省里派员带领三青团参与被驳得词穷理屈，省里来的“指导”竟掏出手枪威胁学生，父亲第一个挺身而出挡在枪口前（长葛文史资料第十五缉）。1939年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在为毕业后出路奔忙，，一天在饭堂学校教务长赵冠吾找到父亲说：路百占，你不要考虑毕业后工作，学校研究让你留校当助教。战乱年代就业是件难事，四周的同学都羡慕的看着父亲。刚毅、自信的父亲却谢绝了挽留到豫西高中任教。1941年暑假，父亲从任教的镇平返乡，耳闻目睹地方官僚、土豪劣绅鱼肉乡里盘剥百姓，愤笔疾书“好人在哪里”于报端，大意为：当下抗战维艰，全县区长、联保主任和保长，不顾时局艰辛在大敌压境之时，仍横征暴敛、徇私枉法、横行于闾里、钻营于公门、霸产掠财、朋比为奸，如此下去，何以驱日寇、振中华！文章见报后，全县震动。贪官污吏如热锅上的蚂蚁，为造假账把全县乃至周边县的空白账册都买光了！同时全县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到县城集会游行，威逼国民党县党部、县长将父亲戴上脚镣手铐抓进县大牢，极尽威胁利诱。此事惊动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在郑州行署专员干预下，父亲在夹道欢迎中出狱；而贪腐的县长与三位区长被押解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锒铛入狱。
    1948年解放后，父亲在中原大学学习结业后先后调往许昌高中、许昌师范任教，那个时期是父亲最开心的岁月，父亲当年一位考入北京术美院的学生邓挺多次对我讲：路老师太单纯幼稚了，57年反右前夕，看到党中央号召整风给党提意见，路老师激动得逢人便说：真是遇上了好时代！你们看。历史上哪有当政者号召人民参与当政者整风、给他们提意见的？父亲抱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热情洋溢的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当时父亲是全地区仅有的两位二级教师之一，所以在全地区教育界名望很大。整风开始后他作为地区教师代表到省城参加整风会议，我四姨夫是一位老干部在省城工作，他告诫父亲：有些东西是实际，会上也不能说！父亲在会上谈了三条意见：一.学校考核学生成绩标准由百分制改为苏联的5分制不恰当，苏联的5分制没有我们的百分制科学。二.‘统购统销’的统购搞得有些过火，以致好多农民口粮不足吃不饱饭。三.个别（党的）官员官僚主义太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而这三条，分别被扣上：攻击苏联老大哥；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挑拨党与农民的关系；攻击、丑化党的领导三顶大帽子。书呆子父亲生性耿直、忧国忧民，自以为是抱着爱国爱党的信念实话实说，因而拒不低头认错。这，为他招来了灭顶之灾！那年我九岁，记得父亲天天被斗争到很晚才回家，衣服的扣子常常被揪的这儿少一个哪儿少一个，黑棉袄背上，不是被粉笔画只蛇，就是画只鳖，天天花样变换不一而足；后来，父亲连家也不能回了。这，使我们一家提心吊胆，整天都揪着心度日。不久、我母亲，一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家庭妇女也被街道居民委员拉到了批斗会场，天天斗争逼她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哭泣的母亲哽咽着告诉我们：父亲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黄河北修武县劳教了！噩耗从此开始了......。
    我们兄弟姐妹在学校学习都很优秀，（我的哥哥，刚上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我的姐姐一直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58年春天，在全市语文统考中三年级的我是全校唯一的一个100分，试卷里的作文被各个班拿去宣读。）老师对我们兄妹无不赞誉有加。随着父亲打成右派，在省重点中学读书的哥哥团籍被开除了；尚在小学就读的我和姐姐，再也得不到老师的青睐，我们如不祥的幽灵，被曾经眷顾有加的师长们唯恐避之不及。品学兼优的姐姐，小学毕业后竟无一所初中录取她！58年暑假后，我升入四年级，新班主任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老师，姓翟（后来知道，这个老师是在反右运动中入党的学生积极分子）。开学后不久，每到预备铃响他就站在教室大声招呼班长领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呀背地来破坏，社会主义，他说黑暗......。歌声在全班响起后，他总站在我旁边大声呵斥我：XX，乍听不见你唱？大声唱！天天如此；有时，他让全班停下歌唱，单单让我站起来给全班唱“右派右派......”，尽管我习惯性地声嘶力竭唱，他还是乐此不疲的呵斥我声音小！每当预备铃响起，9岁的我就象进入了梦魇的地狱，而这才仅仅是开始。随后，在每天放学前他点评全班当天发生的事情前，总要先让我站起来斥责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包括思想政治方面）；这，又成了一种天天如此！如此以来，预备铃声响起与放学前最后一课下课铃声响起的时间都成了我遭受羞辱的‘单兵教练’，学校的大门在我脑海里不由自主的被演绎成恐怖的象征。开学三个月后的一天，放学前最后一节下课铃声响起时，我习惯的.忐忑不安准备进入耻辱的‘单兵教练’，意外的是班主任竟放过了我，在他点评班里当天情况的过程中，我心中暗自侥幸今天可能被免去‘单兵教练’，并尽量低下头企图让他看不到我.忘掉我。随着他点评结束，我脑海里正为意外免去一次羞辱而庆幸时，猛然，惊天动地.炸雷般的一串话把低头‘潜伏’的我震晕了，我的脑海霎时成了一片空白:“路梅村!大右派！.......”随着这一声吼叫，教室和天地一起旋转.周围的所有都旋转着.旋转着离开了我......。清醒过来时，教室里已空无一人，我下意识的背上书包，含着满眼泪花离开了学校。到家后，母亲发觉我神情不对头，问我怎么了，迟疑一会儿后我说：我不想上学了！母亲闻声大怒，拿着平时惩罚有过失孩子的棍子颤抖着问我为什么，我哭泣着将放学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并把这学期开始后我经历的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母亲听后愁苦地思索了许久后说：那就不上吧！
    从此，9岁的我永远离开了学堂，开始了帮家庭解决温饱的的艰难磨练······
    1962年春，父亲解除劳教归来。许昌一高与许昌师范争相到地区教育局请求将父亲聘用于己校，师范说：路梅村是从师范走的，该回师范；一高说：师范已从师专降格为师范，师资力量雄厚，不该再争路梅村，结果父亲被许昌一高聘为代课教师，工资由反右前的116元变成36元。我家与一高近在咫尺，但父亲一门心思用在教学上，仅在节假日、星期天回家。1964年春，四清运动开始，有关方面说一高阶级路线不清，网罗多名释放右派任教。父亲被解除了代课教师工作。又一次被迫离开了他钟情的、倾尽心血的教书育人岗位。
    为生计，失业的父亲先是每天烧开水挑着到岔路口卖与过往行人、人力车夫，后来加入了街道生产小组在老城墙下打土坯。俗话说：打坯、垛墙，活见阎王，这是强度非常大的劳作！书生出身的父亲，尽管上身赤膊、挥汗如雨，却十分从容认真的干好每一个环节，土坯，好似他心中的工艺品。每天收工后，强迈着疲惫脚步的他面容总是那样的平和，坚定！每天晚饭后，辛劳一天的父亲趴在仅有豆大火苗的煤油灯下开始他对屈原、对楚辞的研究、发掘。见他没钱买纸张，异常欣赏父亲的街邻张景堂托人从卷烟厂弄来尚未使用的“小五福”卷烟盒包装纸，父亲就将他的心血结晶播撒在那巴掌大小的烟盒纸背面！至文革开始，这些纸片变成了四、五捆二尺多长的纸扎！
    十年浩劫肇始的六六年八月，父亲的全部珍贵藏书被红卫兵抄走满满两大架子车（包括宋朝米芾的一幅字画），机智的母亲在慌乱中将父亲写在烟盒纸上的手稿藏匿，免其遭红卫兵毁灭！同时、全家因父亲的右派帽，被红卫兵驱赶离开城市到农村漂泊流浪，直至六八年冬，方被允许以城镇居民身份下乡安置定居在鄢陵县大马公社任营村。一俟安定，父亲就又利用晚间及阴雨天在昏暗油灯下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讨、写作。至一九七七年，耗费父亲六十年心血撰写、修订、完稿《楚辞发微》四卷、《屈原历史论文集》、《屈原列传发微》共六卷约四十余万字著述！
    十年浩劫结束后，父亲二十二年冤屈得以改正、厄运得以解脱，并被‘恩赐’对二十二年磨难补助500元！先后被安排到许昌一高，许昌师专任教。八十年代初，父亲以对楚辞研究见长参加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职称答辩，获胡念贻、范宁等学者评：观点独到、见解新颖、言人所未言。终因时年已六十八岁无缘国家社科院研究员！一九八五年父亲七十二岁离休仍笔耕不辍，并时常因著作无力出版以奉献国家而惆怅。
   1991年农历八月末，父亲因病住院。 4天后，弥留之际的他口中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什么 。感觉到我们听不懂，他抓起纸笔写道“不治了，别浪费国家的钱了”！次日晚，正直爱国、一生坎坷 的书生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生前，他念念不忘的是：几十年磨难生涯中，他呕心沥血 、孜孜不倦写下的五十余万学术手稿无钱付梓！
    父亲去世后，家乡政协送的挽联写道：耿介为人面对旧世界敢问好人在哪里，严谨治学服务新中国喜看桃李满天下。
                                                                                       ziyu1 于 2014年4月8日    史海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