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八号，在“史海钩沉”发“清明追思  我的父亲路梅村”一帖，缘于每念及我兄弟姐妹均年过花甲、生活拮据，而先父在一生坎坷中做学问，呕心沥血执着之成果问世报国渺然无期，有感而发！四月二十四号，收一留言。经交流知对方乃国家图书馆责任编辑，编辑先生告知：先父遗作《楚辞发微》已被国图收入《楚辞珍稀文献丛刊》中，一直在多方寻找先父后人。经商榷，我们放弃稿费，以使先父《诗品校纪》、《屈原历史论文集》、《屈原列传发微》遗稿出版成书。我的一篇拙文，抛砖引玉，玉成先父遗作成书问世，这是万万没想到的。呜呼！若先父泉下有知，定会将终生抱憾化作无限欣慰，在另一个世界心安而怡然！
        在整理先父遗稿时发现老人家一篇“我研究诗品、楚辞的前前后后”，细读之后使自认为了解先父刚毅、坚定的我震撼了，先父坦承：为学术研究之艰难，无数次潸然泪下！今将先父遗文照录于后，权当是先父自己披肝沥胆向国人吧！


                                                          我研究《诗品》、《楚辞》的前前后后
                                                                             路百占
                                                                      
       我生于1913年，原籍是中国长葛县老城。我不曾有过惊天动地的业绩，是一个微小的人物。也不是研究学术的料子，更不具备研究《诗品.》、楚辞的的资本。我之所以研究这些，完全是教书的需要，对旧解新说有疑问，锲而不舍，由渐而然，我用了逾五十多年的时间呢。
       不怕阁下笑话，我性鲁，才识低下。记得幼小时家严先登公教我识字，让我辨别尺、寸，说：“一尺是十寸，”“十寸是一尺。”继而问我“区别何在？”我不假思索，便回答到“一寸是十尺，十尺是一寸。”气得老父脸都白了，我还不知错在哪里。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是多么笨拙的人。后来因父亲不是国民党员，被罢免掉小学校长，就教私塾了。我即跟着读私塾，先讲后读，慢慢地开了窍。继之，进小学、中学。中学的国文教师是孙缄三，著名的秀才。每次发作文，前三名都有奖：小楷本、作文本、拍子簿呀，可我没得过一次。后来由拔贡张靖臣教国文，他在教育部当过僉事，和鲁迅同过事，所以讲鲁迅的作品，也讲自己的作品。记得有一次他说：“后院有一棵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真妙、真妙！”我不懂问道“妙在哪里？”他说“妙在重复一句，加重说明后院只有枣树，修辞的妙法呀！”我认为语言有技巧，开始热爱语文了，读呀读呀！读了不少的古典小说，白话文里自然有鲁迅的，也有矛盾的，而且会用白话文写文章了。偶尔也得到奖品，学习劲头就更大了。中学毕业前，我还当过班上的壁报编辑呢。后来升入河南大学附中社会科学甲组，教国文的是蒋建章（镜湖），他是武昌高师三杰之一，稍有名气，也有作品（文史学类）。可我和同学就是不满意他，因为他爱读错字，讲错义。一年多后，我们把他哄跑了——到如今我还以为学生选择教师是正当的行为，是维护学生利益的正义行动。接课的教授是卢冀野（前）先生，他个头不高，有一个习惯：在下堂前十分钟必说《红楼梦》一段，绘影绘声，娓娓动听，同学们都爱听。当然讲课也好，能扣着学生的心弦。我学习语文的兴趣更高了。我对卢前先生，如今仍在怀念。报载他在台湾某大学教学，是名曲家吴梅的学生。
        在附中有个优越条件，能不断听到教授们的讲演，让学生大开眼界。黎锦熙、冯友兰、尹石公都到校作过讲演。还纪得陈萝家、闻一多也都作过讲演，不，是座谈。在七号楼二零二教室。陈萝家（诗人兼学者）放荡不羁，把两条腿放到桌上。闻一多并非风采奕奕，讲话慢慢的细声细语。他说“我不搞创作了，创作难呀！我转而研究学术了。”哈，闻诗人都不搞创作了，可见创作不容易呀！我何人敢搞创作呢？也搞学术研究吧！他的话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学术道路。
      升入大学，高亨（晋生）先生讲诸子专书，乃文字形义学，范文澜（仲云）先生讲《文心雕龙》及《中国通史》，罗根泽（雨亭）先生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嵇文甫先生讲《中国社会经济史》，邵次公（瑞彭）先生讲音韵学及目录学，邵先生有个怪脾气，不进教室，在门外就呜啦呜啦讲开了，不管有没人听。他还每堂必骂校长刘季洪“不懂办学方法，不懂科目要求：像本科分量重，钟点少怎么讲完呢？今天不舒服，下课！”说完就走了。他还有个嗜好：吸大烟，所以课都安排在下午。关于他，还有一个值得说的故事——开封开禁烟禁毒大会，特约邵先生做讲演人，这是对他的讽刺，可他讲了，讲的题目却是“大烟禁不得”，“为它是药物能治病，”还说“属于什么科什么种••••••”我们在下面听着觉得有意思，不是赞成或不赞成，而是佩服他的敢于对讽刺着以讽刺。后来听说他吸的大烟是省府供给，你说怪不怪呢？他还有一笔瘦金体的字，写得真好，就连板书也是一笔不苟，如果照像下来，可以当字帖临摹呢！一堂课最后是四版书，四版恰容下，这是一堂课的小结，一篇好文章呢！他看不起新科学，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算什么玩艺。后来他和某女生发生桃色案件。学校把他解聘了，最后病死在开封，遗稿被某某某等哄抢而去。
       高先生讲书，声音洪亮，语语凝重。有一句口头禅“此胡说也。”一是胡适说，二是胡说八道。时出新解，听者动容。当时他没有夫人，到了四川之后，才和罗念慈结婚，罗家中藏书甚多，也是一个女学者。还有嵇文甫先生，他讲课时，爱摸自己的肚子，好像知识是从自己的肚子中流出来的，慢声慢语，间以诙谐。罗根泽先生，貌不惊人，讲书时板书不成擦去，又不成再擦去，最后笑说“你们自己写吧。”可是他写的书，细腻妥帖而又生动。范文澜先生，绍兴人。语言难懂，可我能全部听懂，一字不漏。他的《文心雕龙》我听了两遍呢！这也许是缘分吧！另外郭绍虞，姜亮夫，蒙文通，张西堂诸先生的课我没选，但诸位先生齐集河大，可以说是群英荟萃。我求学于当时，也算是幸福无比了。环境的熏陶、诱导，我也想当学术家，但却没有研究题目，我还在摸索前进呢！范先生和嵇先生七七事变后办了《风雨》期刊，宣传抗日，当时是河南的一盏灯，一盏指路明灯。
      考大学那年暑假，我有一个表弟黄本仁，当时考高中，和我同住河大附中。一天他说“表哥，你给我起个‘字’吧！”我听后沉思了一会，说“ ‘字’是咋起的，我不会，惭愧。”你知道他怎么说？“学文学的不会起‘字’，笑话。”“笑话”二字至今还在我耳边响！当时感觉脸就红了，这是耻辱，但我感谢他。他无意间给我出了个题目，研究提目呀！
     父亲不供学费了，叫我考铁路、邮政，给他挣钱。我骗得了路费直奔开封考大学了，考入河大文学院文史系。入学后，泡图书馆，跑书店找名字号的材料，星期日也泡在图书馆里，专心致志研究名字号的起法。我翻了不少书，做了不少笔记，唐宋人的笔记也翻了不少。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用了一年时间总算知道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命法，字的字数也不同，时代的影响，人与人的关系都会影响它。总之，时代影响很大，个性的表现也不少。请范老师看了目录，他点了一下头说：“你填了一个空白，好么！”当时在报上也登过若干章节。这个稿子文革中被抄走，平反后我在市图书馆找回，现在看起来还得修改、补正，才真是一本有意义的书，这算是我研究学术的开始吧。
       我是长葛人，梁代的钟嵘，据说也是长葛人，他的《诗品》是评五言诗的伐山祖，是部名著，但研究的人不多。我就利用图书馆藏书，估计用了五十多种版本校订一遍，发现问题就写成文字，像《钟嵘生年考》、《文史知识》八九年十一期曹旭《钟嵘诗品研究综述》引、《诗品正名》、《诗品序的分合问题》都写了文章在校刊上发表，得了稿费，维持学业。当时用的笔名是路山父，取“许由居于山号山父，”示我一生决不为官，做官的人虽身荣而名裂，还会落骂名吧！范师知道后，问我“为什么研究《诗品》，”我说“乡贤的原因。”他说“好”。又把他 的藏书借给我放在讲桌上，交我用，用毕再送回去。我真感谢范师对我的鼓励，他还说“有了成果时，我给你介绍开明书店出版”。后日寇进逼开封，学校迁往鸡公山，我没有书籍可参考，只好停止研究。这是大学二年级的事。由于研究，我提高了探究兴趣，也摸索出了研究方法。说实在的，这时我靠稿费维持学业，（一年级结业时没办法，我休学一年，做教员积点钱重新上学。）我在研究过程中认定选题要新、论点要明、论据要可靠明确、文章要明畅、不嚼别人已嚼过的饭，论必己出、言必有据。换言之，即一要新，二要精。所谓新，就是人尚无发现的问题，所谓精就是人尚未引用过的的资料。
       毕业后授课豫西高中，讲楚辞，我参考了当时能看到的参考书，认为王逸的注释有许多可疑点，值得重新研究证实。如“正则”“灵君，”因我对名字号研究，知道战国时代为一文名时期，时俗是当时人不能违反的，我肯定他不是名和字。但又出了问题，研究后知“名”是奖誉之意，但对“唯庚寅日吾以降”又讲不通，出现了矛盾。就以此为突破口，向纵深发展，上下疏通，左右濬导，查书籍，立新解。如“降生也，”我认为古人没有用“降”做“生”  意者，乃释 “降”为“黜”，也得到证据，又知“庚寅日”乃凶日。在《楚世家》中也得到论据，似此情形上下连贯，左右探索，有碍即解，遇难不止，以楚辞证楚辞，以史公全书证楚辞，心虽劳而喜有获 ，积稿日多，成《楚辞扎迻》，复印给学生，我对研究开始有了真正的道路。从此我 钻研不懈，孜孜不倦。40年夏，我在临汝豫西高中任教，朱芳圃师在临汝与宋秀岩结婚时问我“你是怎样发现庚寅日为凶日的？新颖的很。”姜亮夫先生在我提出“庚寅日乃凶日”之说后，发“庚寅日乃吉日”之说，以维持他的“降生”旧说。逯钦立先生《楚辞简论》肯定我的说法，周文康先生也不同意姜说（见《江汉论坛.》八六年九期），使我更相信我的认识是正确的 。又如“摄提贞于孟陬兮  ，唯庚寅吾以降。”古今学者都以为是生日，我独认为是黜日，即罢官的时间，诸家考订虽多，均属徒劳。至于他的生年，我在《齧桑会盟考》中定为楚宣王二十三年左右，即公元前134年左右。似此情况不知凡几。真是甘苦兼有。我因兴趣，主动地去探索 ，作为我的事业——  一生的事业。从此时起我初步相信自己有能力研究楚辞了 。我开始钻进去了。我钻进深深的海洋。我寻找到了用武之地，当然在守旧说的人，会认为我离经叛道，我不惧诋毁，依然向前走去。
       应当说明的是，朋友的勉励、督促、帮助使我更坚定的走上研究学术的道路。不守旧说，也守旧说；不信新说，也信新说。古人有错误，今人也会有错误 ，通过实践检验，相信我的认识，这是辩证的方法。
      后又被同学张子万（光选）邀余到禹廷（彭雪枫将军伯父）中学授高中语文，一天子万从南阳归来，买回一本中央大学的季刊（忘记名字了）赠我，说内有一篇文章是讲离骚的，可以参考，余读后，叹曰：“有新意，与余同者三。”子万与希尧曰：“今日他与你同者三，明日某又与你同者三  ，最终你成了剽窃者，应速设法出版。”余曰：“抗战时期，印刷艰难，何处为余印刷乎？”子万曰：“诚然，吾侪当自为之！”翌日子万希尧并访余曰：“学校愿与你印可乎？”余因字形繁杂，铅印难行，曰：“可！”即石印三百部，刘向明君策划缮印，此四四年九月事。当即在大公报刊登《楚辞发微》上卷广告，增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因交通不便，邮出约百部。无何，日军寇南阳  ，余避兵邦坡，两月过后 ，衣食无着。因路通，我和弟等徒步返里，置书于镇平任其自灭也，光复后取回三十部。文革中全被抄走，书，也有罪了！最可惜的是我一生收集到三十多种楚辞著作版本、还有我的诗作、歌颂时代的作品、《韩非子》及《孟子》札记都被烧了，目睹灰烬，潸然泪下。
       解放后，认识马列，得知阶级斗争贯穿于历史各阶段，我乃知楚史中的反对屈原、屈原的反对子兰，亦阶级斗争的反映。我独怪为什么古今学人没人引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这句司马迁的话，而忽略了一件重大问题，使人终不明白“短屈原”者为何事！著书读书真不容易呀！忽然想起一件事：四一年八月，我写一篇《好人在哪里？》文章  ，文中涉及到当权的贪官污吏，他们贪污了麦作价、铁轨运费合计大洋八十五万。六百多土劣，联保、保、甲长持枪强迫县长，将我钉上脚镣，下狱七日激起全县公愤。他们害怕了，把我放出。我从此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基于此，我更爱屈原，引屈原为同道人，像不像呢？
        四二年到槐店联中任教员，后接任校长，真正讨厌人- 校务纷繁、无暇读书！好在一年多后联中裁撤，我在鲁山办理结束事宜，碰到日军寇中原 ，我到镇平禹廷中学任教了。
      解放后从县中调到许昌一高，授语文，研究楚辞一度中断，但我买书仍不停止，爱人陈琰在生活艰苦情况下也不阻止。星期日我在家里默默研读，作些札记而已。五六年有亲友说在江苏看到《楚辞发微》上卷翻印本，我不信。后来在《楚辞书目五种》中，看到姜亮夫先生著录拙作、并有评语，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系铅印本，这时我才认识到亲友所见不虚，因为石印、铅印在姜先生极易辨认，但我至今没看到是何处翻印。这也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屈原。五六年暑假后调许昌师范教语文，临行时校长林家瑞告诉我：郑大调你多次，学校和地区留住了。现在调你到师范，同系一个地区 ，我留不住你，为了你的事业与前途，走吧。这时我才知道大学多次调我，都被留住不放而作罢。
      五七年因不会看风使舵、说实话，被错划右派 。放迁河北内黄白条河农场劳动改造，我真成了屈原！随身带史记一部，劳作之余看史纪。
      六九年下放到鄢陵农村，我带一部劫后幸存的《楚辞.》，无事就翻阅，有人问我干什么，我信口胡说道“找药方”（我这一生，仅此一回谎话。）轻轻盖过。我独处茅屋，孑然一身。农事之暇，或风雨之夜，油灯一盏，土坯做凳、床当桌，展书研究，忘掉痛苦，真正快事。寂然无闻与人，亦诚幸事也。想起六二年，释放回家在许昌卖茶打坯，手不释卷，眼不离书，不看车马往来、不管男女人众的奇异眼光，恬然自乐，不知人间有忧苦了 。六六年文革骤起，红卫兵来抄家，我的藏书，在最艰难情况下，内子陈琰都舍不得换粮吃保存下来！英雄们或撕或烧、或拉走，火光中有我的泪影，吆喝声中看到英雄们的疯狂；还有人指着我的说：“你臭名远扬！”这也是我的罪名。知识分子从反右以来，受践踏、受歧视，历史上没有见过，这是没有过的灾难！幸好内子陈琰保存草稿、笔记极密，得以无失。我后来据此进行研究写作，陈琰厥功甚大！若非她，我真销声匿迹了！而这时，我才五十三岁，正是应该发光的时候呀！
      七五年我到广西百色，看望舍弟百灵。在右江畔，坐在小凳上写《屈原列传发微》，纠正错误解释不少。如“上官大夫夺稿”“屈平不与 ”。近人讲“夺”都作“抢夺”解，“与”作“给”解，这是以今义释古训。郭沫若、闻一多、孙作云都如是说，或认为这一解释直视上官大夫为一大笨伯，因为草宪令是楚王所命，他抢去做什么用？不怕怀王怪罪吗？我讲“夺”为“改定，”“与”为“许，”答应的意思。八零年我报考社科院研究员答辩，主考范宁先生在我答辩后公开宣布：“熟 悉历史，言人所不言，知识丰富，识见卓颖。”后以年龄过大未果。可我想，为什么招考时不不明言录取年龄？令我徒劳往返，真是“冯唐易老 ，李广难封”呀！可我有幸到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游了故宫，心中真是喜悦。七八年正式平反改正，恢复名誉、工作，算是苍天有眼 。八一年调许昌市专教古代文学，乃与课后整理从残，在学报上发表若干论文，又为《九章》《九歌》写出了稿本，重新增订了《楚辞发微上卷》，我的研究楚辞工作正式公开了。我如鱼得水一样快活。我前时（几十年中）没有发表文章，实在是没有发表的地方，谁个肯为右派发表呢？谁个肯为右派出书呢？且二十多年无颜见人，怕株连友人，信都不敢通，成什么世界了呢 ？还纪得五七年《语文教学通讯 》刊出我的《哀江南》，有积极分子去信，挖掉了作者姓名，不就是一例吗？朱芳圃老师在文革之始给我一信说：“运动的激烈，前所未见······屈原 —— 不祥之人也，其书亦不详之书，吾弟可不研究也。”内子陈琰怕我再以文字贾祸，劝余曰：“不要再以文字买罪了 。”大而教授、小而家属，人人害怕，这成什么社会，连研究学术的自由都没了，还像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不怕横祸，独以我爱屈原，爱屈原的奋斗精神、爱国心肠！前人或今人讲错的，我怎能不为匡正呢？所以虽不通信师友，蛰居一隅，以钉子精神，默默复默默的从事屈原与楚辞的研究。总合研究、分析研究，从个别到一般，从小到大，从浅而深，宏观到微观，我都有研究。不然，无以对屈原 、对后人、也对不起自己。 这是我有能力、应做的工作呀！不能等其他人先我师而为之。对时人的著作，余则搜集不稍懈怠，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五十年来虽间有断裂，若就整体看，纠正错误解、另立新解，即王逸名家倘若复生，我也敢当面质问，绝不放过。如王逸说襄初屈原放于江南，我则认为根本无此事，他的到江南，目的是联合庄蹻，抗击秦兵，是个光明磊落的行动。以七十岁的老人，实在难得，伟大呀！这说明我在几经修改的《庄蹻历史考辨》中有详说，对解释《九歌》《九章》也有帮助，假如这算贡献，算是一滴水的贡献吧！下边我引八八年《学海撷英》评论拙作的注，做一个证明吧：
       252页 评《襄初迁屈原于江南说质疑》说：“说明了屈原到年老，仍不忘反秦的行动，忠心谋国，到老弥驾，是真正的爱国诗人。作品补充了《屈原列传》的缺失文字。”
       又评《庄蹻历史考辨》说：“本文系作者研究楚辞突破性的成果，此一历史可补史公之不足······作者此文，辨析论证，毫厘不遗，于前世之误笔，亦多厘析，为人所不为也，发人所不发，诚治历史的卓见。若其辨析近人的误说，亦多中肯。”
       465页 又评《离骚》惟庚寅吾以降中的“降”字别解，最后说：“这一论文，提供了古今学人误谈屈辞的例子，”这些评语，我既兴奋、惭愧而又欣慰。
    我还有《子兰阴谋王位，及诬陷屈原的史情初探》一文（《许昌师专学报》八四年第三期）举出十证以证明子兰是阴谋王位、杀太子横于齐的阴毒手段，诬陷屈原、阴阻太子横返楚两事。屈原乃被黜而放。这也说明“短之”一词的内容。对屈原历史作了新的探索，对史记也作了补充。要说成绩，这也算突破性的成果吧！我受过学校两次学术奖状。我没向外地投稿的习惯，极少向外地投稿，纪得向《江汉论坛》投了一稿，编辑来信说“有新意，即刊出，请勿他投。”这是八七年的事。我不向外投稿的原因一是怕门户之见，二怕离经叛道的话浅人多不敢登。说句实话，当《庄蹻历史考辨》在我校学报发表之后，我不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总算有了可以发表文章的地方！我还说过“在国外这篇文章可以拿到高学位，”这话，有点自夸。
       在鄢陵，我大病一次，好了。就急忙整理旧稿，深怕一旦不饭，稿子完不成时，对不住自己和国家！
       若近年的著述，我独推谭戒甫先生的《楚辞新解》，我所以欣赏他，因为他和我的观点相近，虽然有不同之处，我还是欣赏得五体投地。同时，姜亮夫先生也有大胆独到之处，虽然我也有异议，心里还是佩服的。
       数十年来，我对屈原历史做了大量研究。我的发现，另有湘君，即湘地之长，就是庄蹻。他的得名和商君，番君（吴芮）的得名相同，又如陵阳即是辰阳，我都有坚实的证据。在别人看来这不算什么发现，可在我看来还是真正的突破。又如“左徒”即左司徒的简称。上官大夫是两个人，靳尚即景尚。别人都不曾道过。
      忆自四四年出版《楚辞发微》上卷之后，以抗战及右派之故，我没有发表过作品，一方面怕壮悔，不能不藏拙，希望达者先我而为之。二来以一个右派之身谁个敢为他发表文章呢？不知者以为我已作古不在人世。知我者或以为我不努力之故。所以四十年来没文章见诸国人。人生波折，实难预料。我受贬廿载，同于屈原，此亦奇事也！不禁想起右江畔、小楼中，深夜下泪、右江翻滚，我胸中澎湃，思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中国之大我无立足之地！每念及一生艰辛，研究成果无可发表，私下里不知掉下过多少怆然之泪！
      又忆及五七年夏，开封师范学院开学术讨论会，遇到嵇文甫先生，他说：“你在何处，打听不出来，你的《楚辞发微》受到北京图书馆季刊《图书评论》新四卷一二期的好评。”还说：你也是研究屈原的，发发言吧。会后我托赵理之同学找到一本嵇师所言之书看看，大意说：发人未发，言人未言，立意新，言有据。读后愧甚，这是我的作品受到大刊物的一次好评，感谢嵇老念着通知我。
八八年，余乘离退休同志赴东南考察访问之机，申请只身独往常德，考察地形地物及张若城，以印证我的庄蹻据湘抗秦说法，领导以我年老、体弱，路途遥远，惧生意外，坚不允许。读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传于后世。”我深感遗憾！
      更有一事，需说明的：我早白发，快成八十老翁了，双目不明，两手战栗，字不成形，稿不能抄，向天浩叹，高吁奈何！幸省教委得知，资助我700元誊抄费，费时年余，抄者难找，最近才寻得学生为我誊抄。还有一些篇章也将在未来写出来，估名曰《楚辞发微之余》，自然这是后话。还有一些考证文字也将写出，名曰《黑白楼杂考》、《梅村札记》，不写出来，对国家是一大损失呀！何况当楚辞研究断层时代，更不能不写。突破多少、贡献大小请读者正之。
      惭愧地说，我错过机会，没有评定职称。像副教授教授之类头衔我没有。请读者勿以“专家”视我，试想不是教授怎能荣膺“专家”的称号呢？亦自知水平不高，不足以此称之。我有一斋名，曰“黑白楼，”我意知白守黑，最近看到苏•阿• 朱别伊的书说“黑白相掺，优缺点兼存？”我想这更合适。这是一，另外我研究屈原楚辞，据前述可知是由于“名字号”引发出来的，多年来持之以恒，不顾绵薄，悉心读书。如“怀王死秦，兰咎屈原”就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材料。又如《离骚》一篇，我阅读何止百过（比古人说的万过，还少得多。）但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还得继续努力。幸好我独不怀疑自己的钻劲。我爱屈原胜过爱自己，以有生之年，释残烛之光，为研治《楚辞》这块人类的瑰宝再做贡献。

                                                                                                                                                         公元一九九零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