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美幼童：“中国的幸运儿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花旗国幼童）

       经曾国藩的提议，1872年8月11日，来自中国的30名儿童在清朝官员陈兰彬和容闳的带领下从上海出发，坐船经过日本的横滨，跨过太平洋，船行一个月，于9月12日抵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开启了中国官派学生留美的新历程，这便是历史上的“留美幼童”。

       此后他们乘坐火车经由刚刚建成不久的太平洋铁路，从旧金山到达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被分配前往居住在美国人家庭，正式开始留学生涯，这批留美学生被后人称为“中国的幸运儿”。

       留美幼童（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是晚清政府以关税银两为经费，派出的正式官派留学生，在美全部费用由清政府包干。从1872年开始，分四批、每年一批、每批30人，到1875年120名幼童全部抵达美国。这些留美学生的年龄从11到19岁不等，平均13岁，因此有“幼童”之称。

       根据清政府的规划，留美学生从中学开始接受美国教育，直到大学毕业，为期15年。留美学生以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为大本营，陈兰彬为总监督、容闳为其副手。

      留美幼童计划的主要构想、倡议者是容闳，该计划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冲破朝廷上下顽固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在美国政府及民间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得以实现。

          1872年清政府派遣120名幼童的举动，不但在清廷内部引起极大争论，在美国也引起震动。

       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内伤严重的南北战争，民众还没有完全从内战痛苦中复原。来自遥远东方的120名官派学生到美国学习，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好奇，媒体也多次报道此事，大多持正面肯定态度，报纸的社论将这些学生称为从“最古老的帝国来到最年轻的共和国”的客人。

       哈特福德位于美国文化重镇新英格兰地区，离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不远，哈特福德市经济富裕、居民文化水准较高、眼界开阔，因此选择将此地作为留美幼童的基地是明智的选择。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1872年该市征求美国家庭接待留美幼童时，据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所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所记，先后共有220多个家庭愿意让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住在自己家里，远远超过120名学生居住所需。钟文耀（中间坐者）与耶鲁划船队友合照（照片）

      留美幼童在美国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也显示出很强的学习能力，据各种记载报道，不少留美幼童在入读的当地学校表现优异，得到同学老师的称赞。

留美幼童到东部后被分配到54个家庭（康涅狄格州34个，马萨诸塞州20个）居住；他们在短时间内克服了语言障碍，有些人成为学校里的优秀学生。据统计，到1881年，有43名学生（一说50名）进入大学学习，其中20人（一说22人）入读耶鲁大学、8人入读麻省理工、3人入读哥伦比亚大学、1人入读哈佛大学。

       留美幼童不但学习勤奋，而且也参加了各种体育活动，一扫“东亚病夫”的成见。留美幼童还组织了自己的棒球俱乐部，成立了自己的球队，参加当地的比赛活动。据温秉忠回忆，1881年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在旧金山等待上船期间，当地一支棒球队听说中国留学生也会打棒球，就邀请他们比赛，以为可以轻易打败这些东方人，想不到最终结果却是中国学生赢了。

       留美幼童组织的棒球队：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为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照片）

       留美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参观过1876年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当时正值美国独立100周年纪念，留美学生在参观展览会期间得到格兰特总统的接见。留美学生也曾与马克•吐温见面；他们在美国期间目睹了发明和技术的进步，如贝尔电话和爱迪生留声机，亲身感受到教育和创新如何改变社会；有一些留学生还接受了基督教并成为信徒。

         1881年清政府以美国出现排华风潮、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以及海军官校学习以及学生有变质不再忠诚清政府嫌疑为由，下令召回全部留学生，当时除了詹天佑与欧阳庚在耶鲁获得大学学位外，其他人均还在就读。

      清政府召回留学生的决定在美国，尤其是曾经接待过留学生的家庭、留学生居住过的社区、留学生就读的学校引起较大反响，许多人都为此感到惋惜。 回国后，他们分散在电报、教育、铁路、矿业、军届、外交、政界 等各个领域，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的中国科技发展事实证明，庚款留学生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多人都成为了现代中国各个科学学科的奠基人。

        留美幼童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历对这些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造就了近代史上一批杰出西学人才，包括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说服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有功的驻美公使梁诚、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首任校长蔡绍基、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梁敦彦、海关副税务司丁崇吉以及香港名人周寿臣、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等。如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之于数学，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之于物理学，杨石先、侯德榜、庄长恭、孙承愕之于化学，秉志、胡先辅、钱崇澍之于生物学，茅以升、梁思成之于建筑学，竺可桢之于气象学等等。他们为近代中国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他们经历了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1919年，十一位曾经的留美幼童相约重聚上海，此时，他们已垂垂老矣，被新时代青年所遗忘，但风骨气度犹在。

       据统计，在留美的38名幼童中，22人考入耶鲁，7人考入麻省理工，1人考入哈佛大学，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另有5人考入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RPI）。在全体返国幼童中，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九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

                                                              香山县珠海唐家人

         容闳，号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珠海），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

         唐国安（1858年－1913年），珠海唐家人，1912年4月至1913年8月出任清华学校校长（1912年10月以前称监督）。

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

       留美幼童牛尚周、温秉忠在波士顿地区学习时，对当时在杂货铺打工的宋嘉澍影响很大，成为宋嘉澍私自出逃读书的重要动力，也因此成就了现代史上辉煌的宋氏家族。

中断的幼童留美：朝廷习惯看到压抑的青春

          1872年，首批30名赴美留学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合影。1872年，首批30名赴美留学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合影。

        清同治十一年农历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起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目。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蔑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梦想破灭之后的曙光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赞扬这一进步必须记住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容闳，号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珠海），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

        容闳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847年，经过一番波折后赴美，在别人的资助下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旧译《西学东渐记》）中说：

        “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怀揣这一目标，容闳于1855年回到了正处于“洪杨之乱”中的故国。他在广州目睹了清廷官员一次大屠杀，震惊之余转而在感情上倾向于打着宗教旗号的太平军，不久即到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使他断定，太平军不可能给苦难中国带来新的东西。

        改造中国政治的梦想破灭，但改造中国教育的梦想却开始显露曙光。因为他遇上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他先后向曾国藩建议：建一座西洋式的机器厂；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第一个建议实施很快，结出的硕果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第二个建议则颇让人踌躇。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在吃过苦头后，可以向西方借鉴技术以为我用，但要其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则至难。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产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识到，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一手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联名向总理衙门上奏，呈报了容闳关于选派学生留洋的建议。　　  

       曾国藩是容闳最为景仰的中国人。在后者眼中，前者“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者，他的人品远远超过他的同僚”，其伟大“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

       而与曾相比，公认继承曾氏衣钵的李鸿章就显得逊色多了。容闳认为，李鸿章“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官员，其才能远不及曾国藩；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论，他的品德更是经不起公正无私的历史的检验。”

      论个人品格的纯正，李不如曾，这个评价大致不错。但平心而论，李鸿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比曾国藩玲珑，容闳对中国特有的官场艺术不熟悉，极易误解，后来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闳在其回忆录中指责李鸿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12岁至15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四批，总计预算白银120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还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到香港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以籍贯论，广东84名，江苏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东1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但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这暴露了满洲贵族们的颟顸，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著名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离襁褓后首次被人亲吻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接受了这一提议。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

       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

       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回忆：“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但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总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以后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次演讲辞回顾：“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

        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的准备。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

……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

……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他们只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

       怎样应对这种趋势，在管理幼童的专门机构—肄业局里，儒家正统教育背景、作为委员的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容闳在回忆录中批评他们“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而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未曾消歇，有的甚至说幼童能否学业有成尚不可预期，即使学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清政府终于决定将幼童全部撤回。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中国政府收回成命。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

　　按照容闳的意见，首先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陈兰彬是“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而吴嘉善则应该“送进疯人院或低能者教养所”；  

       其次则是在朝中位高权重、又是幼童留美事业主持人的李鸿章。容闳批评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容闳的观点，无论是撰《剑桥晚清史》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大陆学者，在他们笔下，陈兰彬、吴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鸿章则首鼠两端。

细按史料，这种说法颇值商榷。陈兰彬、吴嘉善并非顽固不化的人物，像吴嘉善还是个颇有成就的数学家，从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道德上有多么严重的污点。而以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他内心并不赞同将幼童全部撤回。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李鸿章还曾特地电告吴嘉善勿急于带幼童回国。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声甚高，他又函告总理衙门，认为“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并谓美前总统和驻华公使均函告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我们只能说李鸿章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不够坚决，硬要说他见风使舵并不公正。

“砖缝中的潮气使衣衫尽湿”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国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回到仿佛已经陌生的祖国，幼童们有点迷茫，也满怀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丧。

　　后来服务于中国外交界的幼童黄开甲，把他回国之初的遭遇，透露给了他在美国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说：“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欢迎的微笑来接待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到中国‘海关监督’办事处，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动真迟缓。我们还被暴露在惊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难堪。……为防我们逃脱，特由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关闭已经十年，当你踏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夜间，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可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

      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九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

       ……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