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有幸为吴高林先生的《资治通鉴》英译本第二卷做校对，汉纪三汉高帝五年（己亥，公元前202年）有这样的记载：

当初，楚地人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多次窘困羞辱汉王。项羽灭亡后，高帝刘邦悬赏千

金捉拿季布，下令说，有敢收留窝藏季布的，罪连三族。季布于是剃去头发，用铁箍卡住脖子当奴隶，把自己卖给鲁地的大侠朱家。朱家心里明白这个人是季布，就将他买下，安置在田庄中。朱家随即到洛阳去进见滕公夏侯婴，劝他道：“季布有什么罪啊！臣僚各为他的君主效力，这是常理。项羽的臣下难道可以全都杀掉吗？如今皇上刚刚取得天下，便借私人的怨恨去寻捕一个人，怎么这样来显露自己胸襟的狭窄呀！况且根据季布的贤能，朝廷悬赏寻捕他如此急迫，这不是逼他向北投奔胡人，便是往南投靠百越部族啊！忌恨壮士而以此资助敌国，这是伍子胥所以要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的缘由呀。您为什么不从容地向皇上说说这些道理呢？”滕公于是就待有机会时，按照朱家的意思向高帝进言，高帝便赦免了季布，并召见他，授任他为郎中。朱家从此也就不再见季布。

季布母弟丁公，也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经在彭城西面追困过高帝刘邦。短兵相接，高帝感觉事态危急，便回头对丁公说：“两个好汉难道要相互为难困斗吗！”丁公于是领兵撤还。等到项羽灭亡，丁公来谒见高帝。高帝随即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道：“丁公身为项王的臣子却不忠诚，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啊！”就把他杀了，并说：“让后世为人臣子的人不要效法丁公！”

有人说，这个刘邦肯定是犯糊涂了，季布有“多次窘困羞辱”之仇，本该诛九族，却给他封官；丁公有“救命之恩”，本该封官进爵，却惨遭斩杀。

对此，司马光在书中有此评说：自高祖从丰和沛起兵以来，他广泛招募亡命之徒和叛乱者，已经很多了。当他登上皇位后，为什么只有丁公因不忠而被处决呢？因为进取和守成的形势是不同的。在群雄争霸的时候，人民没有固定的主人，来者就应该接纳。但当成为天子，四海之内都成为臣子，如果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怀有私心来谋取大利，那么国家能够长久安宁吗？因此，必须以大义来断决，让天下人都知道，作为臣子不忠的人无法自圆其说，而怀有私心、建立私交的人，即使为了自救，也不应该背离正义。处决一人，千万人惧，这种考虑岂不是深远的吗？高祖的子孙享有天祚400多年，这是应该的！

“因为进取和守成的形势是不同的”，司马光真是说到根上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毫无疑问，如果是在刘邦“打江山”的年代，对季布绝对是要报仇雪恨的，而对丁公绝对是要感恩戴德的。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202年，这时已经改朝换代，到了刘邦“坐江山”的年代了，在谋臣的开导下，他的思维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思维”转变为以确保大汉江山永固为目的的“执政思维”。他已经认识到，“坐江山”的执政目标要求他把“保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确保他的臣民“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他“保持高度一致”。

笔者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打江山”的革命者秉持“革命思维”，“坐江山”的执政者秉持“执政思维”，各自的任务目标截然不同，决定其达成目标的手段也截然不同。至于臣民，季布也罢，丁公也罢，只不过是实现其任务目标的工具而已，人民永远是被利用的对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