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鲁迅的局限性

鲁迅没有认真学过逻辑学，陷入帮派立场思维的辩证法思维怪圈；从而使他一生都难以走出怨恨和复仇的丛林。

一，鲁迅是辩证法“学者”

“学者”是专门研究某种科学的人，他们真理正义至上而不是帮派立场至上。逻辑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是学者的楷模，他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真理和逻辑规则始终放在首位，绝不可能把小圈子的帮派利益放在首位的。

1926年10月20日，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中的第67号原信）？

这证明：鲁迅是把政治立场放在首位，是以小圈子的帮派利益为最高标准来思考问题的。当时鲁迅是反对北洋系的吴佩孚，造炮当然不能给吴佩孚。这说明，鲁迅不是一个超越了政治派别的真学者。如果他规规矩矩地学过逻辑学，一定会以亚里士多德为楷模，把真理、正义、逻辑规则放在首位的，绝不会把派别、民族的、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鲁迅和钱学森，他们都是浙江人，都把派别或国家放在首位，不象亚里士多德把规则契约放在首位的。

1927年鲁迅发表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章说：“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接着引用列宁的名言“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随后赞叹说，“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鲁迅以“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为证据，而要求人们“只用其（指宽恕）名”也就是言行不一搞辩证法双重标准才能成功。这样可以“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神机妙算。这就是在鼓吹：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只用其名”的名利双收的辩证法手段是最好的。

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鲁迅的双重标准的辩证法更明确：“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法律：打屁股”（《两地书.三五》）。 1926年12月12日，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中说：“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以为走外国也行；为了生存计，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这就是在鼓吹没有底线的不择手段啊。

二，民国待鲁迅不薄

200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发现一张从未面世过的鲁迅先生真迹。 这是一张在便笺上用毛笔书写的收条，上书有“今收到二心集版权费大洋陆百元正”，落款为“鲁迅”，时间为“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并盖有鲁迅一方印章。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称，这张收据是鲁迅先生把自己作品版权首次出售给出版商的见证。《二心集》由合众书局出版，经手之人为钱杏邨。钱杏邨1926年入党，1930年先后当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而鲁迅是左联的领袖。大家想一想：这陆百元是哪里来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6453368/

1932年，鲁迅歌颂苏联“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1932年5月鲁迅发表了他的名作《我们不再受骗了》，他开篇即说，“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他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这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如出一辙：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鲁迅说，“（帝国主义）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由此可见，他对苏联的支持和热爱，是非常强烈的。

有人说：鲁迅为苏联而骂国民党几十年，是为卢布而开骂。后来国民党找了一个对策：你不是为了钱才开骂吗？那好，我也给你钱。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值此国家重建之际，面对新的机会，鲁迅又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亦是绍兴人)。蔡元培受国民党高层指示：给了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位置，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鲁迅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700元，折合黄金490两。鲁迅每个月不写一个字，白拿这300元（相当于中上工资）。拿到钱以后还照样骂。连鲁迅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太炎都看不过去了，劝了几次。章太炎说：“要么别骂；要么别拿国民党的钱；一边拿人家的钱，一边又骂人家，人品有问题。”鲁迅当时的收入很大，一些人都笑鲁迅：“左手拿卢币，右手拿法币”（当时的银元是法定货币）。

1930年12月，蒋介石想会见鲁迅，拉拢鲁迅，遭到鲁迅的拒绝。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蒋介石知道后，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蒋介石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介石委托蒋孟麟带了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治病。

三，鲁迅是复仇“学者”

鲁迅在《由中国女人的脚》中写道：“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其实是过激的。如对于敌人罢，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然而，鲁迅却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倡要有“痛打落水狗”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陷入到了你死我活的丛林思维中。鲁迅的“痛打落水狗”依然是国人的“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的“弱肉强食”的动物劣根性。

由于鲁迅缺乏高贵的博爱信仰，因此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呐喊》、《狂人》、《坟》、《热风》、《彷徨》、《野草》、《伤逝》、《复仇》、《孤独者》、《过客》、《死火》、《墓碣文》、《空谈》、《朝花夕拾》、《死》”等贫困与毫无希望的概念，因此他只能感叹“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悲惨命运。鲁迅式的文学绝望是对心灵的毁灭，“从无限的、绝对的意义上，绝望则毁灭了灵魂，因为灵魂并未突破绝望而是被禁锢其中，被硬化了。”

“一个都不宽恕”，出自1936年9月5日鲁迅遗嘱式的杂文《死》。鲁迅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他在写下了“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之后说：“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以为：对敌人讲宽恕，讲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所以他在文章中表示至死也不宽恕敌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对鲁迅的“尊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被尊为“亚圣”，出版了他的《全集》。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乃至收入中学教科书中，被一代年轻人背诵摹习，奉为圭皋，亿万群众奋起痛“打落水狗”，斗得天翻地覆。自认是掌握了真理也掌握了权力者常常要理直气壮将那些所谓的落水狗一番痛打，被痛打者一旦有机会上岸，也千方百计要将先前痛打自己者赶下水，再痛打一番。如此一来，有机会痛打者为了以绝后患，不妨就此将痛打落水狗的战斗进行到底，“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痛打场面因而愈发残暴直至难以诉之笔墨，清末以来孕育的博爱精神几乎斫丧殆尽。

爱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恨并不能帮助人类解决任何的事情！鲁迅的复仇意识与基督教的宽恕意识有天壤之别。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以善胜恶”。当彼得问耶稣应饶恕人几次时，他以为7次已太多了，耶稣却说：要到“70个7次”即490次，这才是“爱你的敌人”！这种博爱境界太高，但我们可以尝试拒绝仇恨对方。

1992年和平奖得主、危地马拉女政治家里戈贝尔塔.门楚（1959-）就是实践“博爱”的典范。门楚一家几乎遭当局灭门：她的弟弟在经受16天酷刑后，当着整个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亲逃入西班牙使馆，却被扔进的手榴弹炸死；她的母亲被绑架，在遭受几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强奸和酷刑后，尸体被扔在山边为野兽吞食。如果按照“杀人偿命”的古训，门楚要杀死多少凶手才能为亲人报仇？门楚在自传中写道：“杀害我母亲的人祝贺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称之为国家的荣誉。我意识到，说到底我们都属人类。我很平静地同他讲话，就像是同一个久已疏远的老熟人一样。”门楚没有把凶手当作敌人，未追求“血债血还”、“以命抵命”。

要重建中国文化的“宽恕”，就必须提倡“无缘无故的爱”。爱是超越功利的，爱是绝对不以这个世界也爱他来作为回报的。即便是整个世界都给他以仇恨，他仍旧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就是他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为了文明和民主，我们需要以正义博爱的逻辑思维代替野蛮复仇的帮派思维。施明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坐牢25年，可谓苦大仇深，但他没有报仇雪恨，而是说：“一个受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让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硕景”；一个充满仇恨和敌意的民族，不可能有文明！因为：“恨”是一种原始野蛮的非理性情结。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遂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遂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与恨分离的爱。2000年苏北的4个贼人在南京行窃，杀害了德国人普方1家4人。死者家属反对给凶手以死刑。凶手被枪毙后，德国人创立了基金会专门资助苏北的穷学生。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耶稣的博爱价值观使人们超越了帮派意识而树立了全人类的公德意识，使人类由相互仇杀的野蛮人变成了相互博爱的文明人。
——————
关敏：狗咬狗”与“痛打落水狗”的选择

一，勾践及其传人

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博爱包容性？公元前494年，吴国夫差打败越国，越王勾践被迫求和。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吴王不听。勾践投降后，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首都苏州，做夫差的奴隶。夫差每次出游，勾践总是拿着马鞭，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后来夫差有病，勾践竟亲自去尝夫差大便的味道，以便来判断夫差病愈的日期，还讨好谄眉说：如果大便是香的性命就有危险；如果是臭的说明正常。而大王的粪便是臭的，一定马上痊愈。吴王因此被感动，公元前491年让勾践回了越国。勾践回国后，送西施给吴王实施美人计，在西施蛊惑下，夫差下令伍子胥自杀。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国军队北上之机，打败了吴军。前473年，越国再次向吴国总攻，勾践打倒了仇敌夫差，为了防止夫差报仇雪恨，把夫差的王族全部“斩草除根”，建立了“胜者通吃”的制度，这套“斩草除根”被不断地发扬光大！这样，国人之间若有争端，则一定势不两立；胜利一方，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斩草除根诛人九族。

关敏认为：勾践的“斩草除根”的丛林精神被他2千多年后老乡鲁迅所继承。1925年12月29日鲁迅写下了“痛打落水狗”的文章。他认为，“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不打落水狗即“自家掘坑自家埋”。

二，贵族精神与痞子精神的对立

当时历史背景是：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苏联的操控使首都青年更加激进。1925年底他们策划了北京的“首都革命”，鼓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意图瘫痪或推翻北洋政府。林语堂后来回忆 ：他当时积极参加了游行，举标语，喊口号，还向警察扔了石头。11月28日，示威者放火烧了当时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的房子。次日，他们又放火烧了《晨报副刊》办公室，《晨报副刊》主编为徐志摩且对苏俄持批判态度。胡适对此极为愤慨，认为这种烧报馆的行为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陈独秀却大声叫好。但是，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浪淹没了胡适的孤独吼声。尽管学生示威者没能实现推翻北洋政府的最终目的，他们还是获得了一些具体成果 ：教育部部长被迫逃亡，而杨荫榆也不得不卸任北京女师大校长一职。

正是在这个时候，周作人提出“费厄泼赖”的概念，作为《语丝》的文风以及作家应遵循的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体现了某种自由主义的最低标准。“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 Play的音译，系体育竞技运动所用的专业术语。意指在公平、遵守规则下做事或开展活动，光明正大的比赛，胜利者对失败者要宽大，不要好勇斗狠，不要过于苛刻，不要穷追猛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骑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并延及孺弱。不搞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而东方恰恰相反，保留了更多的丛林色彩，对女性不尊重。女又为奴，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贬低妇女的制度，唯有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才能培养贵族精神。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博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古罗马的统治者屋大维用自己的钱修建庙宇、水道、剧场；美国富翁生前节俭、死后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比比皆是。贵族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遵守契约的“费厄泼赖”妥协精神。公元840年，法兰克皇帝路易去世，皇帝的儿子们你争我斗；公元843年，三兄弟签订了均分帝国和约——这是西欧中世纪政治斗争中一次重大妥协，奠定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这比“八王之乱”文明得多，“八王之乱”表现出来的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斩草除根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就是一种流氓痞子精神，这种精神导致了人吃人丛林故事不断上演。

林语堂提议《语丝》应该将其话题范围扩大至政治评论，“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参与政治是普通人的权利，而不是官僚精英的特权。周作人回应道，该杂志从未叫人不谈政治。林语堂高度赞扬周作人的公平竞赛（fair play）的贵族精神。

上个世纪末，台湾政治家张俊雄参加民进党集会。他高声说：“国民党是一条狗！”台下掌声雷动。静下后他接着说：“民进党也是一条狗！”台下哗然，继而安静。他再接着说：“但是，两条狗好过一条狗！因为只有一条狗时，它专门咬老百姓；有了两条狗或多条狗后，它们就互相咬，不再咬老百姓，反过来要讨好老百姓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台湾农民说：国民党是一条狗，民进党也是一条狗，两条狗咬的越凶，老百姓就越能得到实惠。这相当于“几个坏蛋的竞争就是民主，一个圣王的统治就是专制”类似！这里强调是周期性的公平竞争即“费厄泼赖”的贵族精神。

三，狗咬狗的递进而“骂”

1926年1月10日，鲁迅在他主创的激进文学期刊《莽原》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其著名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他认为，“落水狗”并不会欣赏什么“费厄泼赖”，一旦他们从劣势反转，便会再次咬人。在中国宣扬“费厄泼赖”只会姑息对手，而让“老实人” 最终受害。鲁迅“痛打落水狗”成了名言，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斗争戏提供思想基础，在国内长期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因为该文突显了鲁迅“一个都不放过”的彻底革命精神。

冯乃超乃左联吹鼓手，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无阶级”主张。1930年2月，他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文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梁实秋看到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后，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文章说：“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并质疑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讽刺左联作家靠卢布维持生计，犯了鲁迅忌讳。

鲁迅遂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攻击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故“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鲁迅这段话，来自于《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关于平均利润的说法：资本获得平均利润，表明整个资本家阶级在剥削整个工人阶级。显然是阶级斗争的煽惑罢工、造反之说。


鲁迅眼中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麦加”，它的存在是全人类的光明和希望。鲁迅一边大量翻译苏联文学艺术，一边介绍苏联建设的伟大成绩，同时痛斥反对苏联的各种谰言。这些工作，鲁迅是自觉的。

1906年，鲁迅在日本购得一套《社会主义研究》，这是日本最早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杂志。

1907年，鲁迅写作的《文化偏至论》对民主深恶痛绝，对超人独裁情有独钟。
https://mp.weixin.qq.com/s/SJIxvbfhJhzmLBSr-ylcng
1928年鲁迅在内山书店购得日文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论中国革命问题》等一批马列原著，还买了其他苏俄书籍。1928年5月他翻译了俄共（布）中央先后发布的《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六月译文就在《奔流》上发表。在鲁迅翻译的一系列有关苏俄的书文中，有一本叫《文艺政策》，1930年出版时，鲁迅曾为之作“后记”，后收入自己的译文序跋集。他把党对文学的领导视为“科学”，是最早的“坚持xx领导”的倡导者。

在“苏俄情结”的作用下，鲁迅不但以“金不换”之笔拥戴苏联和捍卫苏联，而且对苏俄的赞颂与捍卫也到了不加保留的地步。在立场思维的作用下，鲁迅以“金不换”的辩证法之笔，无条件地讴歌苏联。

1932年，鲁迅在给林可多《苏联闻见录》写的序中说，“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https://www.kanunu8.com/book/4415/55675.html

（黑白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是不合逻辑。“对穷人有了好处，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的说法是以偏概全，没有普遍性。譬如，西方国家的法律保护罢工，对穷人有好处，对富人也是益处，促进富人们提高管理水平。括号为关敏所加，下同。）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以出口巨大来证明生产力巨大，说明了鲁迅是经济学外行。生产力是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保证，如果把基本的生活品如煤油和麦子都输出到国外换回黄金，然后四处撒黄金以支援他国革命，本国人民吃什么？苏联当时已经饿殍遍野，继续出口生活品就是竭泽而渔。）

苏联的存在让鲁迅欢欣万分，他歌颂苏联“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就是“凡是敌人反对，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帮派敌对思维）。

半个月后，1932年5月20日，鲁迅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
鲁迅说：“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 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鲁迅这种教条，依然活在UC浏览器关于伊朗报道中，伊朗的贫困是美帝压迫的结果，伊朗老百姓上街示威是美帝挑起的）……

鲁迅继续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鲁迅鼓吹就是：凡是敌人反对，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义，是没有理智的表现）……“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现在饿死人是为了早日实现“无阶级社会”，饿死人淘汰落后分子就通过辩证法成了好事。这显然是践踏了道德底线，却被许多人顶礼膜拜）……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片面，只看到斗争没有看到合作的益处。对帝国主义不能一味斗斗斗，也得讲经济合作，外贸往来的。因此，鲁迅的“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不妥，难道我们吃饭，帝国主义者就不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