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在网络上写下大陆官员与台湾官员十大不同，转载如下——：

第一个不同，是新闻监督尺寸不同。打开台湾电视，每晚都可看到台湾官员被电视名嘴们评头论足。从马英九到任何级别的官员，概莫例外。官员一旦违法违纪，媒体就可曝光，无论职务高低。不像大陆官员，违法乱纪甚至违法犯罪，首先是党纪，然后才是国法。媒体更不敢轻率曝光，有时只能装聋做哑，甚至受制于权力，昧着良知“抬轿子”“吹喇叭”。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前，痛哭流涕：“假如江西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第二个不同，是官员讲话风度不同。去台湾，如果遇到台湾官员出席，讲话一般不用讲话稿，而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大陆官员则总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一脸严肃。在致辞发言等环节，台湾官员和嘉宾，无论职务、年龄高低，身体强弱，即使是被年轻人搀扶上台、步履颤颤巍巍的老先生，首先是双腿紧闭，两臂垂直，深深地向台下弯腰敬礼，然后才开始讲话。他们无论是否带着稿纸，讲话都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照本宣科，得体融洽，听起来亲切自然，又与当时氛围十分妥帖。而在大陆官场，大凡在重要、敏感场合，敢脱稿讲话的领导几乎绝迹，都习惯念秘书起草的稿子，有些地方官员文化底子不扎实，就经常闹出“领导冒号”的喜剧。一些官员出席会议，非要等众人皆就座以后，才仰首走进主席台，这样才显得有官威。拿着稿子发表一通大话、套话、空话后，就提前离场，毫无交流互动，人们想在会上表达什么意见，根本不在意。领导到场，就是一种代表“高度重视”的姿态语言。

第三个不同，是公款消费手笔不同。台湾官员不敢用公款去酒店、歌厅、洗浴等场所，哪怕是普通公务员，随便进那些场所也要丢饭碗。大陆官员则是公款消费成风，相关数据显示，每年的"三公"消费可建三个三峡工程。去台湾，除非商界人士宴请，很难有在大陆常见的满汉全席排场，更不要说动辄茅台、大小拉菲助兴。

第四个不同，是视察工作待遇不同。台湾官员到下级地方走透透，或单位检查指导工作，都是轻车简从，而且下级官员不请吃饭，官员"无奈"只好自掏腰包。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警车开道、前呼后拥，下级无微不至，招待丰盛，有时还得奉送土特产、红包等。如果遇到像朱镕基这样的廉政总理，每到一处，不吃请，不拿要，不题词，听汇报希望官员直言要点，不听套话、空话，陪同接待的地方官就会惶恐不安，非常不习惯。

第五个不同，是节庆讨好对象不同。台湾地区官员每逢过年过节，都要上街给老百姓派发红包。每逢春节，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跑遍全岛各地，点头哈腰，向民众祝贺春节并发放红包，感谢民众一路相挺。民进党天王、各大城市行政首长也是如此，手拿红包，恭恭敬敬，遇到老人，亲切喊声“阿公阿妈”，遇到年轻人，热情道声“吉祥幸福”。而大陆官员逢年过节，也要送红包，但从不会送给民众，而是送更大的官。一些官员除了跑部钱进，也安坐家里，送礼品、红包、礼金的下级或百姓纷至沓来，各有所需，眉开眼笑。

第六个不同，是家庭财产透明不同。台湾地区官员如同在玻璃罩里做官，有几处房产、有多少存款、有什么金银财宝，统统公开，民众一清二楚。而大陆官员财产，如同魔术师披着黑幕的箱子，总是不打开，让民众“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一旦揭开官员财产的黑幕，总能爆出贪腐新闻。广东一个副处级芝麻官被誉为“房叔”，网友举报他拥有21处房产，价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房叔”矢口否认。纪委介入，一查，居然有22套，比网友举报还多了一套。他本人名下只有一套，看起来是两袖清风的“孔繁森”。其实另外所有挂在亲属名下的房产，统统也是他的，他实际是个贪腐成性的“王宝森”。陕西著名的“微笑局长”，网友盯住他的名贵手表、皮带，纪委介入一查，又揪出一个官场硕鼠。

第七个不同，是司法监督力度不同。台湾官员无论大小，无论台上台下，检查部门都可以有举报必查处。陈水扁还在“总统”任上，朝野各种监督力量对他家庭的贪腐调查，已经锐不可挡。一下台，就锒铛入狱了。国民党前副主席、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贪腐了一千多万人民币，被媒体曝光，司法介入，立马被羁押法办。没有任何长官敢打招呼关照，没有任何势力敢冒犯法律尊严。而大陆官员违法犯罪，上级领导不批示，纪检、检察不能随意查处。党员和各级人大代表，在未被开除党籍和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前，不能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更不能进行司法审判。党权、特权之后，才是司法权。

第八个不同，是面对监督心态不同。台湾地区官员最怕民意代表（议员）和老百姓，有时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唯唯诺诺，反躬自省。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老百姓怕官，连人大代表都怕官。网民议政，有可能跨省追捕；人大代表不畏强权，坚持公道，有可能从此寸步难行；而企业家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不敢造次。沿海地区企业家从政热情很高，想竞选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干扰了一些地方的组织安排。组织就安排税务、银行、公安、技监等部门，集体找企业家谈话。企业家一看，众罗汉怒目圆睁，那个罗汉都得罪不起，不选了。

第九个不同，官场进退姿态不同。台湾地区官员能上能下，今天是市长，明天可能就是平民百姓。一旦犯罪，即被法办。一旦犯大错，要引咎辞职。即便是施政不当，也要诚惶诚恐，谦卑自省。而大陆官员则是上去就下不来，党政两大体系官员都由纳税人辛勤供养。官员的级别，不但代表社会地位，也代表相应的终身待遇。一些官员在官场混一辈子，平庸无为，就是为了混一个括号，享受括号里的“XX级别”待遇。当官关键是站对队，跟对人。除非受强权排挤和打压，或被举报重大犯罪，一般不会丢官。而一些受上级器重、培养的官员，即便犯了大错，也能从问责的旋转门里，轻松转一圈，转到异地为官了。甚至有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官员，出狱后居然还能领官禄，更令人匪夷所思。

第十个不同，权力赋予方式不同。这是两岸官场生态不同的根源。台湾地区官员，无论领导人还是县市长、乡镇长都是直选的。官员今天胡作非为，胡言乱语，明天选民就用选票教训你，叫你歇菜。而大陆官员是上级任命，或组织考察认可再通过人大投票通过。上级提拔我，我能不肝脑涂地为上级效劳吗？面对媒体监督，官员敢说：“你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面对愤怒民众，官员敢说：“有本事你去告我呀！”……

前不久，在香港《亚洲周刊》曾看到这样一段话：“世界上，唯有日本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引发了中国人最复杂的情感：它是中国的仇敌，也是中国的朋友；它是中国的学生，也是中国的老师；中国人对它气愤，也对它亲近；蔑视它，又羡慕它；拒绝它，又受到强烈的吸引。近一年多的钓鱼岛形势紧张，将中日关系和民间情绪推到火药味极浓的境地。在所有涉及当前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面前，我们当然要毫不犹豫地为国呐喊，据理力争。但这并不代表，在我们面对日本这个国家时，就该用愤怒的情绪将其全盘否定。”

日本能从几百年的朝拜国到脱亚入欧，短短百年，这中间先不谈民族感情，就谈下他们的责任和耻辱感，也值得深思。日语中“责任”二字写作“耻”。记得前些年闹禽流感时，日本北海道一个小餐馆里用了几只病鸡，被当地媒体抖出来之后，餐馆老板在餐桌上留下纸条“愧对国人！”他们夫妇当晚便以自杀赔罪。这则新闻当时就让人感到震撼，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到瘦肉精和地沟油，不知害了多少同胞的性命，可至今还没有听到有哪一位因此而羞愧自首，更别说什么因羞愧而自杀了。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但若说到“中国特色”PK“日本特色”，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当年日本北海道铁道公司总裁中岛尚俊失踪数日后，后被发现已自杀。他在遗言中说，自己为今年５月北海道铁路出轨事件深感愧疚，只能以死谢罪。当年五月一辆列车在北海道发生故障，36人在火灾中受伤，6节列车几乎全毁，在经历了社会指责、多次道歉、对策报告和整改之后，中岛尚俊选择了“以死谢罪”。这种“日本特色”PK“中国特色”，人们显而易见：温州动车事故后，中国高铁责任人是什么态度呢？新闻发言人却赞美“这是一个奇迹”。中国高铁出了那么严重的死亡事故，铁道部还照样高官厚禄；没有丝毫羞耻感、罪恶感！

随着社会的进步，日本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2005年，爱知县西春町町长上野政夫因振兴当地经济不力，引起选民不满而自杀；2005年，静冈县藤枝市体育振兴课课长冈村修因没能为该市争取到国际足球比赛的举办权而自杀；2006年日本驻华领馆官员因性丑闻暴露而自杀；2007年日本农业大臣松岗利胜因挪用的500万日元（大概合人民币35万）水电费悬梁被揭露而自尽。其遗书说“各位国民，各位后援会的同仁：由于我自己的不明和不德，掀起了这样的风波，给大家添了麻烦，向大家深表歉意，谨以在下的这条性命来承担责任并以此来向诸位道歉，恳请大家的原谅。我死之后，部下和家人烦劳大家照顾。”

之所以以死谢罪，是因为在日本社会，群体规范的约束力和群体压力的影响远远超出外人的想像。一个人活到被人称为“不知耻”的程度，也就该弃生赴死了。所以日本官员普遍不好当，他们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不仅一举一动都要遭到媒体批判性报道，而且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责任往往全部被归结于官员，他们必须一边承受工资有可能被降低的现实，一边扮演全社会最廉洁的健康形象。近年来，日本公务员跳槽、自杀、过劳死、得抑郁症等情况特别多，令人深思。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一个日本高官腐败下台后又能东山再起的，也没有“异地为官”的。

很多人说日本人的效率高，却不知道他们的强烈责任感，是因为在工作中他们拿自己的名誉和信誉做担保，在日本名誉比生命还重要。拿去年的一则新闻来说，只因为报错了樱花盛开的日期，日本气象局官员马上向全国民众鞠躬道歉。日本气象局主管气象预报工作的官员公开表示，“我们预报错了樱花盛开的时间，很抱歉打乱了人们的正常安排。”他还向公众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歉意。

日本气象局的做法无疑让当下的中国人想不通，日本政府部门真是没事找事，干吗要为民众预报什么樱花盛开期？预报就预报吧，何必要提供那么精确的日期？再说报错就报错，多大事啊，有必要向全国公众道歉吗？试想一下，如果我国也实行盛花期预报，会不会首先成立一个“盛花期预报局”，再组织各级工作人员赴日本考察一番，再考虑向受到服务的人收取多少费用……。民众最终能享受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漂亮的道歉了。

最大的日本特色，要数日本宰相的频繁更换。尽管首相是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却也是最脆弱的“易碎品”。官职最高偏偏任职最短，权力最大居然磕头最多，更何况，日本首相去留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老百姓手中，民众的满意度高你想扳也扳不倒，民众“不高兴了”首相想留也留不住。前不久下台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任时，虽然没有什么亮点，却也没有什么劣迹，400多天的执政一路上磕磕碰碰。几乎隔三差五地就要给国民赔罪道歉不说，直到不久之前的民调显示，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再创执政以来的新低之际，70％多的日本人齐声高喊“送客”，菅直人只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当然首相频繁更迭固然有其负面因素，但同时更应该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就连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工作稍有疏失就必须引咎辞职，业绩平平也得鞠躬下台。他们同时也给全体国民做出了表率，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有担当精神，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羞耻。而从记事到如今的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见过像日本首相那样，堂堂正正辞职的国家高级官员，除非民怨沸腾害怕闹出大事，偶尔也会让一些中低层官员出来当替死鬼。即使像三聚氰胺造成几十万儿童患肾病或死亡，也没见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被免职。

有什么样的政风，就有什么样的民风，在中国这里大行其道的“厚黑学”，在日本就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日本官员的廉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个国家官僚制度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选拔干部靠考试,一考定终身。二是干部晋升按工作年限,基本不看业绩，不论能力。这种方式保证了选拔和提升政府官员过程的公平和透明,绝不给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留下可乘之机。除此之外，在日本，公务消费透明公开，民众随时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到相关信息。不仅如此，民间还建立起公款消费观察员制度。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不过即使如此，一些细节之处还是容易出问题，日前，日本媒体曝出中央省厅职员公费乘坐出租车回家时从司机那里收受现金啤酒等回扣，还有一些国家公务员乘坐飞机出差私自赚取和使用航空公司提供的里程积分。

也许，日本经济上的先进并不可怕，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不用去羡慕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有房有车一样，经济上一时落后，也许很快就能赶上，但是制度上的落后，却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大可跟日本人大谈北京上海的建设一点不比东京差，却没法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呼吸的空气越来越差，地下水被排毒等危害十三亿人生命健康的问题至今无人负责，也毫无有效的对策，官员们更关心的是位子和帽子，而不是责任和知耻。更何况，日本在制度上仍在不断改进，而我们还在为如何反腐争论不休。

为什么日本和台湾官员不好当？特别是同属中华民族，为何两岸的政府官员为人做事却天壤之别？其根源来自那里呢？！答曰：制度！

大陆官场，是到了真正实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谋”的转折时刻了。【颜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