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公元一九五九年。

素称鱼米之乡的苏北平原上，游荡着一个叫饥饿的幽灵。自从上一年冬天，共产主义大食堂散伙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夏天每人才分了三四十斤麦子。此前，庄子上的青壮年大都逃荒去了江西湖北，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山区落下了户口。留在家乡的人们靠着青菜、胡萝卜缨子度过了一个冬春。不少的人都有过讨饭的经历，走到五六十里外的黄海边上，可以讨要到一点稀薄的胡萝卜玉米糁子粥。正因为有了那块福地，比起其它地方来，我们那里真正饿死的人并不多。

刚过了立秋，人们终于盼到了早稻成熟收割。虽然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份，但早稻的长势特别差，主要是因为劳力大量外流，没人管理，稻田里的杂草喧宾夺主，稻子里有一小半是稗子（一种稻田里的杂草，叶子眼稻叶相似）。最让人难忘的是，那年收早稻时，割稻的人个个都吃过生米。

大集体时，用镰刀割稻的全是清一色的女劳力，她们下田时，都会偷偷地从庄上捡两块半截砖头，到了田里先割些稻抱到田埂上美美地饱餐一顿。其过程是十分简单的，先用指甲将稻粒从穗头上抹下来，然后再用断砖将稻子磨成糙米，有了一小把米时就抓着塞进嘴里，尔后便一边嚼着香甜的新米，一边继续下轮的加工程序，直到吃饱了，到河边上喝过两捧水，才开始割稻。

由于家庭的困难程度不同，吃生米农妇们的吃相也不尽相同，当干部人家的婆娘一般不吃，她们只是在旁边好奇地看着别人在津津有味地狼吞虎咽。可见得，只要是有领导和被领导，任何时代都是有腐败存在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家里的日子都会比普通社员要好一些。在家里喝过几碗薄粥的人也是要吃几把生米的，不过，她们吃得比较“文明”总要慢条斯理地将稻子全部脱掉壳子才往嘴里送。那些在家里什么东西没吃的人，吃相特别难看，也挺让人心酸。她们为了抢时间比别人多吃点儿，有时，米里还有不少没磨得掉的稻壳子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宛”（苏北方言，抓一把往嘴里送）。吃的时候，还要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生怕队长突然来到跟前吃不成。其实，那时的干部对这种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没权力多分一些口粮计划给社员，让她们在田里偷吃点儿生米是不会“犯错误”的。

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是，那时这种普遍吃生米喝凉水的现象，竟然不曾引起过肠胃方面的疾病。或许，当初原始的人类还不曾学会用火时，他们就是靠生吃野生植物的种子来维持生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