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向心力、文化感召力和地缘政治关系上，中国在区域内显然还不能和美国甚至日本相比。

中国迎来戊戌狗年，农历春节已经成为全球化节日。超过650万的中国人奔向全球各地，旅游购物，从伦敦到纽约，从东京到巴西。更不必说，华人聚居较多的东南亚地区。

这个戊戌年，普天同庆春节。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崛起的梦想，也更吸引全球艳羡、惊讶甚至有些嫉妒和不安的目光。而在120年前的戊戌年，康梁发起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却功败垂成。当时，他们希望这场维新，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败因所及，有说是袁世凯告密的，有说是帝后矛盾所致的，有说康梁书生误国的。其实，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朝廷到李左张等汉族大员，已经尝试用西学之技救国多年，但并未触及老旧的皇权体制，而且民智未开。统治阶层的利益固化和精英分子的调和，决定了当时的中国无法实现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富国强兵目的。

康梁的失败，光绪皇帝的壮志未酬自然难逃悲剧命运。戊戌六君子尤其是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为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留下了令人唏嘘的历史教本。

历史翻过了一页，120周年两个甲子，中国探索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一直未有停歇，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抵抗外敌入侵，国共两党内战，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转变——这一过程经过艰难险阻的弯路。中国的好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如今改革也步入了第40个年头。

从宏观的大历史看，中国迎来了新的盛世。一方面，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有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历乱世到治世，基本是百年左右。从新朝所立到盛世，基本是70年左右。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盛世的关节点。另一方面，横向观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强国。尤其是经过危机周期后，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新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者。

传统秩序的代表者美国开始变得内向，从全球领导者开始侧重“美国优先”。不仅西方世界不能适应，全球还处在美国退场后的焦虑感。

从美国到欧洲，对中国威胁从经济实力的不安开始转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担忧。他们担忧中国彻底代替战后美国所树立的全球政治秩序，更害怕西方主导全球五个多世纪秩序权的旁落。从去年开始，美欧等西方世界不仅加大了对中国资本进入的限制，而且对西方跨国企业在华的经营相当敏感——特别是对在华跨国企业设立中共的党机构充满惊忧。

此外，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老欧洲国家，也批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认为中国是在分化欧洲。美国对华更是直言不讳，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近期出访拉丁美洲前，指责中国是“新帝国主义列强”和“掠夺者”，警告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此举被解读为美国对中国“侵入”美国后院的不安。上一次则是对欧洲列强，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了不允许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再到中国模式威胁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变化，也是中国实力逐渐增强或者说逐步崛起的过程。为了避免西方的误读，中国避免讲“崛起”而强调“和平发展”。尽管如此，西方世界依然对中国战略实力增强，赋以具有侵略性和贬义色彩的“锐实力”。

如果康梁生在今天，他们不知作何感想。时代不可假设，但中国式天干地支纪年法却在循环往复。今年的戊戌年，显然不是120年前的戊戌年所能比，但有三点值得关切。

首先，中国文明文化千古一系，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力遍及东（南）亚，强盛起来的中国如何像古代那样让周边国家心向往之。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不合时宜，如何打造和周边国家的新型信任关系，值得中国深思。在经济向心力、文化感召力和地缘政治关系上，中国在区域内显然还不能和美国甚至日本相比。这就要求，在中国硬实力越来越强的现实下，戊戌年的中国上下应该在提升软实力上再下功夫。

其次，中国盛世历史上多次呈现，但总是“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如何摆脱这一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当年面对黄炎培的提问时，给出的答案是“民主”。中国实施怎样的民主，也有答案，那就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模式，如何超越西方式民主，依然需要中国砥砺实践。

其三，中国如何吸取西方教训，避免西方式的各种流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显然不是美国式“马歇尔计划”，相关国家依然采信。但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中国依然需要谦虚健身。譬如，美国对华“新帝国主义列强”“新殖民者”和“掠夺者”的说法，中国要用实际行动向当事国证明中国不是那样的。再如，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相处，还要尊重这些国家的习惯，不要像西方那样对中国造成伤害。譬如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小品中对黑人造成的无心伤害，就会带来严重问题。

两个甲子的轮回，今年的戊戌年和“戊戌变法”的时候截然不同，中国不再有政治革命的流血以及积贫积弱的国家之恨，但是富起来的中国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警醒，戊戌年的居安思危依然是现实命题。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