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的前景与“帮倒忙”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问题的缘起　　

如果以拙文《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算起，2009年底以来，我一直在关注重庆模式的发展，先后写了《不要低估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当务之急》、《力挺重庆模式的三个理由》、《震撼！一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共同富裕不是浮云》，以及《重庆模式成败事关中共前途》等系列文章，期间还发起了《向重庆模式学习》的倡议，意在为重庆模式给力呐喊，期盼重庆模式走得更好、更远。　　

关于重庆模式的前景，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概率论。至于有心人的主观愿望能在多大程度上契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这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我原本不想太纠结于这个或许有点敏感的话题，但是，李炳炎教授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把我带入了“不得不说”的语境。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李教授来电和我讨论他的一篇学术大作，其间顺便说到一个在国外听到的八卦：今年北戴河会议后，重庆一把手升位的可能性还乐观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沉默良久。　　

造谣污蔑、屏蔽唱衰、封堵打压，历来是境内外敌对势力遏制对手惯用的招数。然而坦率说，不管这个消息有多少“八卦”的成分，我心里还是有些郁闷。最近有消息灵通人士在网上频频撰文，闪烁其词地也在内销这类真真假假的八卦。我很清楚，有人正等着看谁的笑话呢。　　

庙堂里的人事安排我等无权置喙，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势，即使是匹夫屁民，至少党纪国法上还没有“莫谈国事”这一条禁令吧？所以，我想就重庆模式的前景，谈谈一孔之见。　　

二、一语成谶　　

先讲一段历史。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对曾大帅说过这么一段话：“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文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大清江山安定统一的局面已经持续很久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渐渐走向动乱分裂势所必然。不过，眼下皇上的权威深入人心，地方割据尚未形成气候。所以，除非从骨子里烂掉，否则，也不至于出现整个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以我的推测，今后的祸患必然是朝廷首先垮台，‘根本颠仆’，天下无主，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出现这种局面，估计要不了五十年”。　　

令后人惊异的是，赵烈文一语成谶，他准确地预言了清庭50年内将会灭亡的历史结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距离赵烈文说这番话是44年，也就是说，还不到50年。　　

如果对比一下赵烈文说的几个关键词：“抽心一烂”、“主威素重”、“根本颠仆”，那么，如今官场生态是否已经到了“抽心一烂”的地步？想必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拍胸脯吧；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威望，恐怕自“第三代核心”起，“主威素重”就已然成为历史了。　　

在“风气大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其目的，就是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根本颠仆”中共的执政地位，成效如何，大家都看见了。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善，以我看来，“异日之祸”别说“殆不出五十年矣”，说是“殆不出十年矣”，恐怕也不会太离谱吧？　　

我并不是要把今天与晚清做简单比附，我们今天的制度设计与那个时代毕竟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但是，正如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赵烈文的一语成谶以及晚清的历史变局，值得人们深思。　　

三、我的预测　　

回到当下来。如果单就经济而言，中国这30年来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很惭愧，与乐观派相比，我的幸福感并没有与GDP的增速成正比，而危机感却越来越沉重。2009年10月，我在新加坡与金融家黄鸿年先生曾经有一个交流，当时我做了一个预测，概括为“三句话”和“三种前景”：　　

第一句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与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是当前中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中国当前一切矛盾的总根子。　　　　

第二句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和谐，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和谐，今天中国的一切不和谐，都能在这个“不和谐”中找到源头。此“不和谐”一日不除，一切有关“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和分歧，就决不会休矣；一切有关中共前途的意识形态争论，就决不会平息。　　　　

第三句话：这个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途命运。大致说来，这个基本矛盾有三条解决途径，并由此形成三种前景：　　　　

——第一种前景，如果保持目前经济基础的变化趋势，让上层建筑来适应越来越私有化的经济基础，那么10年之内，中国共产党的招牌必然摘下——这是右派的目标。　　

——第二种前景，如果维持目前的上层建筑不变，左派必将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反击，以求收回失地，逼迫日益私有化的经济基础做出让步——这是左派的期望。　　

——第三种前景，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错位”不可调和，那么，二者的矛盾恐怕就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了。果真如此，则中国难免陷入血光之灾，天下将大乱矣——这种结局，不仅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右派，恐怕比左派更为担心害怕。　　

记得当时黄先生告诉我，以中共的历史传承和可以预见的权力更替格局，第一种前景决无可能；最有可能的发生的，将是第三种前景。或许，我和黄先生的分歧就在这里。　　　　

在我看来，第一种前景不仅“可能”，而且是“相当可能”。因为，不论权力更替的“历史传承”如何正统，都无法抗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情法则。尤其是在第二种前景的压力下，右派心知肚明第一种前景才是“上上策”；为了避免第三种前景，右派使出吃奶的劲，也要把第一种前景变为现实。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宪政”、“民主社会主义”、“全民党”、“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非法”之类的东东，为什么能够成为近几年来最为蛊惑人心的口号。而这些口号之所以气焰越来越嚣张，就在于它们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撑腰。　　

四、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　　

两年过去了，很遗憾，支撑上述预测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重庆模式的意义究竟何在，人们可以给出很多说法，这里不多讲。我要强调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来看，重庆模式就是要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从而避免中国走向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　　

不论右派还是左派，有不少人对重庆模式的“改良”不以为然。然而在我看来，在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重庆模式的立场是坚定的（为人民服务），旗帜是鲜明的（社会主义），态度是真诚的（共同富裕），理论是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有成效的（人民的衷心拥护）。因此，其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值得期待”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失败的可能性。在很多人眼里，后者恐怕比前者更为现实。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往往把重庆模式的前景与重庆一把手的进退绑在一起。联想到各种八卦消息不胫而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左右各派都对重庆一把手的政治前途如此上心了。　　

问题在于，既然重庆模式的探索是想避免中国走向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那么重庆模式一旦失败，也就基本锁定了中共的历史结局：下课。右派很兴奋：“下课好啊！早就该搞多党制了”。左派有人也会跟着起哄：“多党制也不失为次优选择，即使保不住执政党的地位，至少可以制约权力腐败。”　　

如果共产党下课了，多党制上岗了，是不是就能把腐败ko掉了？这个另说，但我敢肯定的是：有两个历史事件一定会在中国重演：　　

一个是民族分裂。大家想想，即便在共产党执政的一统天下，各种“独立势力”都已经按捺不住了；如果搞多党制，那些互相攻讦拆台的党派，哪个能镇住这些“独立势力”？多党制能镇住吗？开国际玩笑，为了一个议员席位，他们正打得不可开交呢。那些油头粉面、脑满肠肥的“精英”能镇住吗？别指望他们了，这些带路党不跟着起哄、火上浇油、趁机把中国给凌迟了，就算给他们祖坟烧高香了。且不说什么“藏独”、“疆独”，恐怕沿海一带的暴发户也会扎堆凑热闹，别有用心地搞什么“自治”的。　　　　

另一个是民族战争。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以及民族文化差异比较大的背景下，一旦中共下课，多党制上岗，以经济和文化因素为导火线的民族战争将不可避免。民族战争是民族分裂的孪生兄弟，分裂一旦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既然多党制阻止不了民族分裂，那么，高喊“民主”的宪政先生们，你们就等着战争来当裁判吧。　　　　

我描绘的这个前景耸人听闻吗？读读中国历史，看看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一大一小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答案就摆在那儿。这个结局谁最高兴？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买办和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乱世中的少数野心家。谁最痛苦？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改良和革命赛跑”。如果重庆模式这种“改良”都不能为主流所接受的话，那么，重庆模式失败后的“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论左派或右派怎么定义这个“革命”，我认为，这个“革命”首先都将是中国的分裂和战乱。　　

虽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个代价却是极其高昂和沉重的。　　

五、支持就是“帮倒忙”么？　　

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要不要支持重庆模式，这本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面对民众支持重庆模式的呼声，有不少聪明人颇有微词，认为是在“帮到忙”云云。这个说法用心良苦，好像很有城府，其实十分幼稚。　　

从逻辑上讲，精英们历来鄙视民众的呼声，认为芸芸众生的愿望对庙堂人事安排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既然如此，那么又何来“帮倒忙”一说呢？假如民众的呼声居然可以“帮倒忙”，以至于“添了乱”，这岂不是证明，民众的呼声能够影响庙堂的人事安排吗？那么，有什么理由断定，这种影响就只能是负面的呢？　　

从实践来看，既然重庆模式的所作所为不是见不得人的蝇营狗苟，有何必要遮遮掩掩，扭扭捏捏，躲躲闪闪呢？“唱红打黑”不该挺吗？“五个重庆”不该挺吗？“三进三同”不该挺吗？“共同富裕”不该挺吗？既然重庆模式这个地区性的探索符合中国广大民众的意愿，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为其谋形造势呢？ 　　

从策略上说，即使重庆模式的前景真如那些“聪明人”所说，完全取决于重庆一把手的进退，那么，后者的进退就一定会与民意的支持背道而驰吗？这也太低估共产党的执政水平了吧？如果薄书记在重庆的作为利国利民，是光明正大的事情，那么，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只要不违背党纪国法，人民的支持又何来“帮倒忙”呢？难道要像右派那样竭力打压，像风派那样左顾右盼，像观潮派一样麻木不仁，才没有“帮倒忙”，才是“不添乱”吗？ 　　

对聪明人的“官场智慧”，薄熙来同志非常鄙视，他说：“现在有些现象值得重视，比如，有些人喜欢随大流，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一遇敏感问题就躲得远远的；还有些人面对矛盾不软不硬，该讲也不讲，讲究所谓的‘低调’，以争取更多的‘赞成票’，好顺利‘升官’。有些干部受‘中庸之道’的影响，一心当‘太平官’，却很少想百姓的困难。”（《重庆日报》2011年9月29日）　　

《乌有之乡》上有个网友在跟帖中说得好：“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重庆还有什么？这几年，没有基层民众的大声疾呼和热情支持，重庆模式早就夭折在精英们的喧嚣声中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然而，假如一味低调、退让，只怕结果更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当此国家多事之秋，重庆的坚持与民众的支持拥护是相辅相成的。”　　

六、做大官与做大事　　

其实，人民支持某个人，并不是在于他要“做大官”，而是在于他要为人民“做大事”的无私胸怀和崇高境界。在这个问题上，薄熙来同志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说：　　

“我特别欣赏‘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格言，执政者永远不要想着百分之百的支持率，只要有90%的老百姓满意了，就是在整个社会群众中有90%的人能够接受，他们赞成、他们支持、他们渴望，我觉得我们应该满足了”。用薄熙来的话说，这就叫“无欲则刚”。（ 薄熙来：《打黑是让大家警醒 唱红是让大家走正道》，《香港商报》2011年10月13日）　　

倘若“做了大官”才支持，“做大官之前”不能支持——哪怕他“做了大事”，是不是“做不成大官”就更不能支持了呢？且不说这种“低调”是不是有点势力，把这种左顾右盼、观风骑墙、见风使舵的“城府”，标榜为没给重庆模式“添乱”，实在是有点滑稽。　　

有人说：“不做大官，怎么做大事呢？”我说，别把这两者划等号。历史上和现实中有那么多的大官，如果没有人民的立场，或者缺乏人民的支持，最终又能做成神马大事呢？　　

说句玩笑话，如果立志做大事的人，必须以庸官的面目和无所作为的资格，才能荣登“军机大臣上行走”的行列，这样的军机处，即使混进去了，真要想有什么作为，恐怕也只能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撑”吧？　　

能把做大事与做大官无缝对接起来，固然很好；然而即使没有做大官，只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矢志不渝，最终也必然会成就一番大事业。何以见得？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和人物并不鲜见。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会因某个人的进退去留，就能被废掉了滴。　　

所以我坚信，不论重庆模式的前景如何，它坚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鲜明立场，它高举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红色旗帜，都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激励真正的共产党人继续前进，永不言弃！　　

（　2011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