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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朝没有重骑兵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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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中国古代军事史的讨论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中国的重骑兵仅仅在南北朝兴盛一时，在唐朝，人披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就淘汰了重骑兵。”紧接而来就是大量的“轻骑兵无敌”“重骑兵垃圾”之类的纯粹宣传口号。
其目的，大抵就是因为看到中世纪后期西方人马披甲重骑兵的存在又苦于缺乏抹黑理由，故而想办法凑出来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历史不因口号与谣言而改变，罔论按照装备轻重来划分骑兵种类就存在着诸多的混乱与不便，是不科学的划分方法。而且就算真的按照“人马俱甲才算重骑兵”的标准来看，唐朝淘汰重骑兵，或者重骑兵在唐朝成为花架子，都是彻头彻尾罔顾历史事实的谣言。
学习突厥战术把重骑兵学没了？
持唐代淘汰重骑兵观点的人往往认为，笨重甲骑具装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力不从心，而唐代的对手却是突厥那样“风驰电卷，不恒其阵”的游牧骑兵，因此唐代出于现实需要，学习突厥骑兵战术，设立仿突厥的骑兵部队，以至于“饮食居止，一同突厥（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最后唐以适应广大疆域的轻骑兵为主力，淘汰了旧式的南北朝人马俱甲重骑兵。
荒唐！倘若唐代创业之处真的好好学习了突厥骑兵的战术，那么就更不可能淘汰重骑兵，因为重骑兵在突厥的战术体系里依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突厥活动区的壁画上，甲骑具装的身影随处可见。
《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以甲胄为常服”的突厥骑兵，依靠往来纵横无敌的重装骑兵与灵活机动的轻骑兵的紧密配合，早在公元6世纪的时间疆域就东起外东北，西至黑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与隋唐、萨珊波斯、东罗马等大帝国谈笑风生。即便是起兵时仅有七百人的后突厥汗国，也依旧重视重骑兵在实战里的作用，根据突厥文史料《阙特勤碑》记载，毗伽可汗阙特勤就骑“披甲栗色马”进攻，在战斗中阙特勤被“一百多枝箭射中他的甲胄与战袍”但毫发无损，足见重骑兵在实战中傲人的防护力。疆域广大的游牧民族如此重视重骑兵的作用，显然重骑兵不适应大疆域作战乃无稽之谈。
况且，唐代的对手从高句丽到吐蕃，都拥有大量的甲骑具装，高句丽时期文物中甲骑具装的形象俯仰皆是，这也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军事的发展体现。而在高原上兴起的吐蕃人，一样“人马俱披锁子甲”，盔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窍”，以至于“非劲利刃之所能伤” （《通典.吐蕃传》）。唐军要与这些拥有强大甲骑具装的部队作战，自身却不装备任何甲骑具装，岂不是怪事一桩？
唐代重骑兵都是仪仗队？
唐代重骑兵并非没有相关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唐懿德太子墓就出土了大量的甲骑具装俑。而史料中也记载李世民大破王世充，凯旋归来之时，就足足摆出了一万甲骑具装的豪华阵容来炫耀武功，所谓“陈铁马一万骑”（《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七》）。
唐代既然有史料和文物证明重骑兵数量一点不少，但为什么还有人笃信唐朝淘汰重骑兵的谬论呢？自然是因为有些人为了圆谎，便造了一个更大的谎言——唐代的人马具甲重骑兵都是仪仗队，而不是上战场的实战部队！部分理由竟然是出土的重骑兵俑装饰太豪华，贴金戴银，不像是实战部队的装备。岂不知隋炀帝伐高句丽之时，骑兵部队就以“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旁”的形象登场（杨广《白马篇》），而中国给战马戴金饰的习惯，早在春秋的秦国就有体现，所谓“俴驷孔群”（披着薄金甲的四匹战马多么合群，见《诗经·国风·秦风·小戎》）现在后人拿着戴金饰来当不是实战部队理由，岂不是让祖宗们笑掉大牙？
更何况在《册府元龟·帝王部·修武备》就记载唐朝给盐州（今陕西榆林定边县）发放武器装备就是“陌刀一百五十口，马甲一百领”，陌刀这一武器被许多唐代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甚至赞誉其为可“人马俱碎”的大杀器，怎么同时发放的“马甲一百领”就变成仪仗队用品了？
最重要的证据来自唐朝的法律，《唐律疏议》中可是将马铠具装归类到平民百姓不能拥有的“私有禁兵器”，处罚标准则是拥有一套马铠，就要“流二千里”，拥有三套马铠则要处以死刑，要知道私人拥有三张弩才会被处以“流二千里”之刑，弓箭更是“私家听有”，即根本不禁，重骑兵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在唐代人看来，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大杀器弓弩。而拥有旌旗、幡帜及仪仗这些东西，虽然不合法，但处罚仅仅是“杖八十”，可见在唐朝，“仪仗队用品”和“属于禁兵器的重骑兵马铠”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东西，根本不能划等号，处罚力度也是天壤之别。
实战里的唐代重骑兵
在中国古代，因为语言上的内涵丰富，或者说不严谨，很多时候很难确定一个词的具体含义，例如《宋史·仪卫志》里将骑手的护甲与战马的护甲区分开来，即“甲骑,人铠也，具装,马铠也。”但靠古代史料，很难彻底的把“甲骑”等同于“骑手护甲”，甚至滑坡论证到“人披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身上，因为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甲骑”或者“具装”都可以直接拿来等同于重骑兵。
例如隋朝，隋炀帝禁卫军骁果军，明明是“白马金具装”或者“铁具装”（《隋书·礼仪志》）的重骑兵，但是在《资治通鉴》里，发动兵变的骁果军却是“甲骑迎化及”，重骑兵烂大街的南北朝更是出现过“太祖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这样的记载（《魏书·姚兴传》）。如果具装仅仅只能指代马匹护甲，那么又和明显指代骑兵的《儒林公议》中“精铠五万，具装九千”记载冲突，可见对于具体史料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拿成书于元代的《宋史》来把前面所有的“甲骑”统统变成轻骑兵。
在唐代，使用甲骑（重骑兵）作战的史料不少，例如李世民在征伐高句丽时就“亲率甲骑万余”《旧唐书·东夷传》，以至于“甲光炫日”（《新唐书·东夷传》），颇有当年曹操摆出五千甲骑具装时“精光耀日”的气势。在后面的安市城之战里，唐太宗亲帅四千重骑兵猛烈冲击敌人，大破号称十五万之众的高句丽主力（《新唐书·东夷传》）。
唐玄宗时期，邢縡谋逆，马上就遭到了“骠骑大将军、内侍高力士领飞龙小儿甲骑四百人”的讨伐，而在唐朝禁卫军重骑兵部队的攻击下乱军瞬间就土崩瓦解了。
在“单骑退回鹘”的故事发生前，郭子仪也是“率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以震慑回鹘军，在出发会见仆固怀恩时，郭子仪手下还提议“选铁骑五百卫从”，足可见实战里重骑兵的震慑效果（《旧唐书·列传·卷七十》）。
如果按照惯用重骑兵的隋朝征高丽用“劲骑一千”就击败背城而战的数万高句丽军的说法（《隋书·王仁恭传》），“劲骑”从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重骑兵的可能也是相当高。那么唐代使用重骑兵的战例便更多更明显，例如对抗乌古城数万军队时，唐将契苾何力直接“以劲骑八百击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苏定方在额尔齐斯河之战里“亲引劲骑阵北原”，然后“因其乱击之（西突厥骑兵）”最后大获全胜（《新唐书·苏定方传》）。
足可见，唐朝重骑兵有存在理由及必要性，更有大量出土文物与史料佐证，也有大量的实战战例佐证，不知“唐代淘汰重骑兵”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可以成立。眼见西方搞出了板甲重骑兵，而中国后来却被辽金压制，又彻底被蒙古游牧骑兵征服，于是西方骑兵无论如何也不能比中国骑兵厉害，既然是游牧那就肯定是轻骑兵了，必须吹上一把，要不自家祖先输了岂不是太没面子？
于是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唐代大量人马披甲重骑兵的证据，甚至不顾辽、金、元也有大量俱装骑兵的事实，炮制出这类荒唐言论……
简而言之——无聊的自尊感和猪油一样蒙了心罢了。
其目的，大抵就是因为看到中世纪后期西方人马披甲重骑兵的存在又苦于缺乏抹黑理由，故而想办法凑出来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历史不因口号与谣言而改变，罔论按照装备轻重来划分骑兵种类就存在着诸多的混乱与不便，是不科学的划分方法。而且就算真的按照“人马俱甲才算重骑兵”的标准来看，唐朝淘汰重骑兵，或者重骑兵在唐朝成为花架子，都是彻头彻尾罔顾历史事实的谣言。
学习突厥战术把重骑兵学没了？
持唐代淘汰重骑兵观点的人往往认为，笨重甲骑具装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力不从心，而唐代的对手却是突厥那样“风驰电卷，不恒其阵”的游牧骑兵，因此唐代出于现实需要，学习突厥骑兵战术，设立仿突厥的骑兵部队，以至于“饮食居止，一同突厥（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最后唐以适应广大疆域的轻骑兵为主力，淘汰了旧式的南北朝人马俱甲重骑兵。
荒唐！倘若唐代创业之处真的好好学习了突厥骑兵的战术，那么就更不可能淘汰重骑兵，因为重骑兵在突厥的战术体系里依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突厥活动区的壁画上，甲骑具装的身影随处可见。
《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以甲胄为常服”的突厥骑兵，依靠往来纵横无敌的重装骑兵与灵活机动的轻骑兵的紧密配合，早在公元6世纪的时间疆域就东起外东北，西至黑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与隋唐、萨珊波斯、东罗马等大帝国谈笑风生。即便是起兵时仅有七百人的后突厥汗国，也依旧重视重骑兵在实战里的作用，根据突厥文史料《阙特勤碑》记载，毗伽可汗阙特勤就骑“披甲栗色马”进攻，在战斗中阙特勤被“一百多枝箭射中他的甲胄与战袍”但毫发无损，足见重骑兵在实战中傲人的防护力。疆域广大的游牧民族如此重视重骑兵的作用，显然重骑兵不适应大疆域作战乃无稽之谈。
况且，唐代的对手从高句丽到吐蕃，都拥有大量的甲骑具装，高句丽时期文物中甲骑具装的形象俯仰皆是，这也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军事的发展体现。而在高原上兴起的吐蕃人，一样“人马俱披锁子甲”，盔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窍”，以至于“非劲利刃之所能伤” （《通典.吐蕃传》）。唐军要与这些拥有强大甲骑具装的部队作战，自身却不装备任何甲骑具装，岂不是怪事一桩？
唐代重骑兵都是仪仗队？
唐代重骑兵并非没有相关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唐懿德太子墓就出土了大量的甲骑具装俑。而史料中也记载李世民大破王世充，凯旋归来之时，就足足摆出了一万甲骑具装的豪华阵容来炫耀武功，所谓“陈铁马一万骑”（《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七》）。
唐代既然有史料和文物证明重骑兵数量一点不少，但为什么还有人笃信唐朝淘汰重骑兵的谬论呢？自然是因为有些人为了圆谎，便造了一个更大的谎言——唐代的人马具甲重骑兵都是仪仗队，而不是上战场的实战部队！部分理由竟然是出土的重骑兵俑装饰太豪华，贴金戴银，不像是实战部队的装备。岂不知隋炀帝伐高句丽之时，骑兵部队就以“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旁”的形象登场（杨广《白马篇》），而中国给战马戴金饰的习惯，早在春秋的秦国就有体现，所谓“俴驷孔群”（披着薄金甲的四匹战马多么合群，见《诗经·国风·秦风·小戎》）现在后人拿着戴金饰来当不是实战部队理由，岂不是让祖宗们笑掉大牙？
更何况在《册府元龟·帝王部·修武备》就记载唐朝给盐州（今陕西榆林定边县）发放武器装备就是“陌刀一百五十口，马甲一百领”，陌刀这一武器被许多唐代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甚至赞誉其为可“人马俱碎”的大杀器，怎么同时发放的“马甲一百领”就变成仪仗队用品了？
最重要的证据来自唐朝的法律，《唐律疏议》中可是将马铠具装归类到平民百姓不能拥有的“私有禁兵器”，处罚标准则是拥有一套马铠，就要“流二千里”，拥有三套马铠则要处以死刑，要知道私人拥有三张弩才会被处以“流二千里”之刑，弓箭更是“私家听有”，即根本不禁，重骑兵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在唐代人看来，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大杀器弓弩。而拥有旌旗、幡帜及仪仗这些东西，虽然不合法，但处罚仅仅是“杖八十”，可见在唐朝，“仪仗队用品”和“属于禁兵器的重骑兵马铠”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东西，根本不能划等号，处罚力度也是天壤之别。
实战里的唐代重骑兵
在中国古代，因为语言上的内涵丰富，或者说不严谨，很多时候很难确定一个词的具体含义，例如《宋史·仪卫志》里将骑手的护甲与战马的护甲区分开来，即“甲骑,人铠也，具装,马铠也。”但靠古代史料，很难彻底的把“甲骑”等同于“骑手护甲”，甚至滑坡论证到“人披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身上，因为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甲骑”或者“具装”都可以直接拿来等同于重骑兵。
例如隋朝，隋炀帝禁卫军骁果军，明明是“白马金具装”或者“铁具装”（《隋书·礼仪志》）的重骑兵，但是在《资治通鉴》里，发动兵变的骁果军却是“甲骑迎化及”，重骑兵烂大街的南北朝更是出现过“太祖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这样的记载（《魏书·姚兴传》）。如果具装仅仅只能指代马匹护甲，那么又和明显指代骑兵的《儒林公议》中“精铠五万，具装九千”记载冲突，可见对于具体史料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拿成书于元代的《宋史》来把前面所有的“甲骑”统统变成轻骑兵。
在唐代，使用甲骑（重骑兵）作战的史料不少，例如李世民在征伐高句丽时就“亲率甲骑万余”《旧唐书·东夷传》，以至于“甲光炫日”（《新唐书·东夷传》），颇有当年曹操摆出五千甲骑具装时“精光耀日”的气势。在后面的安市城之战里，唐太宗亲帅四千重骑兵猛烈冲击敌人，大破号称十五万之众的高句丽主力（《新唐书·东夷传》）。
唐玄宗时期，邢縡谋逆，马上就遭到了“骠骑大将军、内侍高力士领飞龙小儿甲骑四百人”的讨伐，而在唐朝禁卫军重骑兵部队的攻击下乱军瞬间就土崩瓦解了。
在“单骑退回鹘”的故事发生前，郭子仪也是“率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以震慑回鹘军，在出发会见仆固怀恩时，郭子仪手下还提议“选铁骑五百卫从”，足可见实战里重骑兵的震慑效果（《旧唐书·列传·卷七十》）。
如果按照惯用重骑兵的隋朝征高丽用“劲骑一千”就击败背城而战的数万高句丽军的说法（《隋书·王仁恭传》），“劲骑”从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重骑兵的可能也是相当高。那么唐代使用重骑兵的战例便更多更明显，例如对抗乌古城数万军队时，唐将契苾何力直接“以劲骑八百击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苏定方在额尔齐斯河之战里“亲引劲骑阵北原”，然后“因其乱击之（西突厥骑兵）”最后大获全胜（《新唐书·苏定方传》）。
足可见，唐朝重骑兵有存在理由及必要性，更有大量出土文物与史料佐证，也有大量的实战战例佐证，不知“唐代淘汰重骑兵”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可以成立。眼见西方搞出了板甲重骑兵，而中国后来却被辽金压制，又彻底被蒙古游牧骑兵征服，于是西方骑兵无论如何也不能比中国骑兵厉害，既然是游牧那就肯定是轻骑兵了，必须吹上一把，要不自家祖先输了岂不是太没面子？
于是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唐代大量人马披甲重骑兵的证据，甚至不顾辽、金、元也有大量俱装骑兵的事实，炮制出这类荒唐言论……
简而言之——无聊的自尊感和猪油一样蒙了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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