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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的霸氣能化作治理台灣的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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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在民調遠低於韓國瑜之時跳進來參加國民黨2020初選，其著力形塑的形象是：懂經濟、有執行力。上篇文章已經分析，郭台銘是台灣首富只能證明他善於為自己掙錢，只熟悉一個行業和為了賺錢不需顧及各行各業及分配平衡的問題，屬於經營層面。不但和宏觀經濟經濟，更無法普及到庶民經濟。這也是他的上百萬員工多數只能在台灣之外的地方。今天再看看他引以為傲的執行力。
如果還是以要是郭台銘不懂經濟為何能掙那麼多錢的結果論，來說明他執行力的問題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了。
錢這個東西還好說，你可以笑貧不笑娼。一個人在外面做小姐掙個幾百萬回到家鄉，只要沒有被抓過或者抓過的紀錄沒有唄鄉親知道，人們都會拿她當有錢人尊敬，而不會管他錢是怎麼來的。
管理能力或執行力就不同了。以郭台銘管理鴻海的方式來講，你得承認的確有效率。但這些效率是如何達成的？能否也可用於治理台灣？
鴻海管理模式用郭台銘自己的話講主要是軍事化管理。具體講，即便郭台銘以下的高級管理層，有錯也要罰站。很多在郭台銘手下工作過的中高層都認為壓力超大，見到郭台銘都會發抖，甚至尿都變色。
他如果用這種讓人恐懼、壓力大到要跳樓的管理模式管理台灣，真的會提升台灣的執行力嗎？不要說總統不應用這種生硬的執行力。即便做一個行政院長，蘇貞昌的「衝、衝、衝」應該已經是極限了。以台灣的現狀，比蘇貞昌更暴衝和專斷的政治人物會給台灣帶來正向的改變嗎？
郭台銘也擅於事必躬親，能夠具體管理到一個員工。網上有新聞說，他在深圳巡視一間工廠時發現一個工人吸菸，當時就將那個工人罵了個臭頭。
這種親力親為在工廠自然可以，但行政倫理正常的方式是隔級不說話。直接懟一個大頭兵，萬一被反嗆，不但會自討其辱，也對層層管理、制度建設和加強沒有更多的助益。
另外，企業的目標都比較單一，完成目標的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比如一個工廠因為低薪、過勞、非人性化管理，導致一系列跳樓事件。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要設定，讓主管官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達成這個目標最快捷、有效的方式，讓高層打招呼、直接賄賂主管官員、或者兩者並行。退而求其次，裝模作樣對發生跳樓事件的工廠薪水、工作時長、娛樂生活環境進行改善。但其他地方的工廠暫且不管。
再比如企業併購一個和自己有競爭或者能提升自己競爭力的企業。目標只要設定併購成功。當錢不是問題的時候，相信道德也不是問題。在法律的灰色地帶無所不用其極，多數都能達成目標。
最後再舉一個郭台銘自認為能夠證明自己由執行力的例子：馬英九舉辦的圓桌經濟論壇上，郭台銘、韓國瑜、朱立倫等同台演講。主持人說明了規則。但到郭台銘則毫無預警地讓台下自己帶來的兩個年輕人相繼發言。最後導致自己演講凌亂不堪，還嚴重超時。且不說看不出郭台銘找來的兩個年輕人，如何正面他比較有執行力。改變規則，不向主持人報告，看似要提高效率，卻以破壞回執和不禮貌做代價。現場非但沒有證明其執行力好，反而證明郭台銘連基本的規則都執行不了。
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執行力和政府的管理方式與執行是頗多不同的。企業你可以專注一點、不及其餘。政府管理需要多方兼顧和平衡；企業你可以開除一個沒錯的員工，賞罰自己尺度大小由心；政府部門你不能開除一個有錯的民眾。霸氣在政府治理過程中不是優勢而是負擔。
郭台銘動不動就說AI經濟。站在企業的角度這的確先進有效率，但投入各個行業的成本和使用的推廣呢？工廠普遍使用AI自動化後，沒有工作的工人呢？
成功企業的管理經驗的確可以幫助提升政府效率，但不是所有企業和所有人的企業管理風格都適合管理政府。企業經營越成功如果缺少各級政府的歷練，反而會成為治理政府的重大包袱。郭台銘企業的成功並不代表自己對治理政府就有執行力。就像他有錢會經營不見得就懂經濟一樣。朱立倫擔任過民意代表、縣市長、立法院副院長，這種經歷對治理政府才有實質的價值。
如果誰錢多就代表他懂經濟，那就讓每個國家的首富做總統，第二富翁做總理好了；如果誰經營企業成功就代表有執行力，相信每個國家讓大老闆當總統就好。治理國家會是如此簡單嗎？筆者認為，能夠真正苦命所苦的同理心，比上述能力更重要：有同理心的領導人會根據民眾真正的需要，盡一切努力找到他所需要的人才、資源和方法。
畢殿龍
特別推薦：郭台銘有錢就證明他比別人更懂經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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