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之强是不争的事实，但美国教授的职位是终身的。在美国社会里，另一类捧“铁饭碗”的人，好像只有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美国干吗要有终身教职？为回答这个问题，先看看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职位。

　　最高法院是三权鼎立体制中一权的机构化体现，大法官职位则是这一体制的人格化。照理来说，这些法官应该能够依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及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感来释法。不过，人非圣贤，大法官概莫能外。遇金钱诱惑，权势相逼，难保他们都能够守住良心底线。于是有了制度，一种能够支持法官们公正执法的制度。

　　很长时间里，最高法院法官的薪水高得离谱，比总统的还高出许多。据说这可减少受贿的可能性，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养廉”。此外，一经任命，大法官们的职位是终身的。白宫易主，不同党派轮流执政，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各领风骚，大法官们可以不必担忧因独立的法律见解丢掉饭碗，可以不看行政当局眼色行事，不跟着党派压力随波逐流。虽然制度不可能消除人性的弱点，但制度可能减少这些弱点显现的概率。

　　教授的数量比大法官多得太多，绝大多数教授也没有大法官那样重要的社会地位，社会付不起，也没必要付给教授们像大法官一样的工资。实际上，美国大学教师收入不高，很多情况下，比高级白领和技术蓝领为低。文理学院的教授尤其如此。不过，经过若干年工作，教师有可能拿到终生教职，每年还有3个月的假期，这都可以算是一种补偿，能够帮助大学吸引到一些优秀人才，不至于让聪明人都跑到公司去挣钱。

　　终身制缘起的故事大概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十九世纪末，斯坦福大学有个叫爱德华·罗斯的社会学教授，观点激进，主张铁路应当国有，不该由私营企业把持。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是靠勒兰德·斯坦福捐助办起来的，而这位大亨发家靠的正是建设铁路。当时，斯氏的遗孀还担任着校董会的董事长。这场风波的结果自然是罗斯丢了饭碗。究竟铁路怎么管才好，当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各有看法，今天恐怕也难求统一。

　　“罗斯事件”让美国人明白了，即便在美国那样标榜思想自由的社会里，政治权力也罢，经济权力也罢，是会威胁学术的。于是，这场风波衍生出另一个结果：美国高校决定采取德国大学的方式，建立教授终身制，以保证学术不受政客、企业家和捐助金主干扰的权利。近20年来，美国的高校越来越面向市场，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不断推动学术和教育的产业化倾向。但“道”、“魔”互长，1994年，美国国会在《反雇佣年龄歧视法案》中又加上了新的条款，规定学校不得强迫终身教授退休。教授的位置又得到了另一重保障。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企业里的“铁饭碗”会养懒汉，教授终身制度会不会制造校园混混儿？当然会，但是微乎其微。据说有一个从台湾去美国的教授，他所在的系科在我所在的大学里已经撤消，能干的同事们都另择高枝，他没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便还留在学校，整日在东亚图书馆晃荡，遇到中国学生就过来搭讪，活得颇无聊。对于这样一个人，学校也得养着，因为他已经拿到了终身教职。

　　面对这种令人不快的现象，首先，要解决态度问题；其次，要完善制度。从态度上说，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大学终身制也难例外。从完善制度上说，美国有些行之多年的经验。对初来乍到的博士们，美国大学有一段为期六七年的考察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新来的教师大多卖力工作，上课要努力获得学生好评，每年都会发表一些论文，有机会还得出一两本书。然后，由学校评鉴其学术资质，决定是否给予副教授职位和终身教职。这样的鉴别期可以帮助判别教师的能力和职业道德，降低缺乏能力者在大学留下来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