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再必须要说明一下：自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电视媒体上播放的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歌颂老蒋国民党军队如何如何抗战......全是瞎扯淡！！！歌颂国民党英勇抗战，则是为了贬低抗战中流砥柱的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功绩！！！凡是虚无历史者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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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羞的青天白日旗--解析抗战期间叛国投敌的国军

                   作者：天涯浪子觅知音          发布时间：2015-01-28         来源：乌有之乡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伪军。这也是世人皆知的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之一!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揭露一下抗战期间那些叛国投敌、调转枪口对着同胞的军人。他们留给我们民族沉重而屈辱的一笔，这一笔因为太过不光彩，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然而，这些是我们民族发生过的事实，认真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无法闭着眼睛翻过这一页。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当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官数目超过200人，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对这些铁的史实患有选择性失明，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的真面目不过如此!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而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8年抗战期间投敌的国军达58万，竟是80万皇协军的62%(参见《张宏志：中日战三部曲》)。三者相互印证，国民党军队投敌最少50万人这一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笔者以为，抗战期间的伪军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1938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大批华北部队编入伪军序列。当时的伪军主要是两类：伪满军和华北伪军。华东也开始出现伪军，但在规模上远不能与二者相比。1938年时，除伪满军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

第二阶段(1939—1941年)：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伪政府，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

​第三阶段（1941—1945年）：1942—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提出“曲线救国”的口号，发出了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还有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的将领具体明细为: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的将领一览（一）

　　1939年 何行健 国军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1939年 蔡雄飞 国军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1941年2月 李长江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 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1941年2月 丁丛堂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顾秀五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陈才初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秦庆霖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范杰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杨仲华 国军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2月 刘月亭 国军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5月 公秉藩 国军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941年6月 毕泽宇 国军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942年2月 赵瑞 国军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2月 杨诚 国军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4月 孙良诚 国军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942年4月 王清浣 国军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赵云祥 国军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陈光然 国军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黄贞泰 国军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郭俊峰 国军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丁树本 国军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夏维礼 国军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孙玉田 国军警备处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6月 徐继泰 国军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1942年6月 景顺阳 国军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充当汉奸的将领一览（二）

　　1943年1月 吴化文 国军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 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1943年1月于怀安国军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宁春林国军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吕其赓国军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2月厉文礼国军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 本人被俘投敌

　　1943年2月王劲哉国军第128师师长 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1943年2月赵天时国军第38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任兰圃国军第38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薛豪平 国军第38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潘胜富国军独立第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景华国军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张海平国军独立第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振东国军独立第5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李德兴国军独立第128师参谋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吴漱泉国军第351旅旅长 被俘投敌

　　1943年2月韩子乾国军第113师师长 被俘投敌

　　1943年3月金亦吾国军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充当汉奸的将领一览（三）

　　1943年4月 孙殿英 国军新编第5军军长 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张良才国军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1943年5月庞炳勋国军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 与孙殿英联名通电 判国投敌

　　1943年5月赵星彩国军第24集团军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李震汾国军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侯如墉国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于光辉国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志稀国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国军新编第5军副军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冯养田国军新编第5军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克友国军暂编第3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庆国军暂编第3师副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廷英国军暂编第4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亭国军暂编第4师副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齐子修国军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 被俘投敌

　　1943年5月邱吉胜国军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 被俘投敌

　　1943年6月荣子恒国军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6月刘景良国军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7月陈孝强国军國民黨预备第8师师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4年9月贺凯宪国军渝方陈又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 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太多了，写不完，中央军、杂牌军都有啊!这些投降的国军，可都充当了帮助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皇协军(伪军)!在这些伪军的枪口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抗日武装被反复"扫荡""清乡"，中国百姓被血腥屠杀……

除伪满军之外的在华伪军建制(62%是叛国投敌的国军)：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军新编第四师师长。辖三个师。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该部原为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于1943年5月在豫北陵川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军第一百一十二师师长，于1943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军骑九旅之团长，于1933年率部投敌。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风翔。白逆原为国军师长，于1940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军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军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1938年率部投敌。辖两个纵队。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GMD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1943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杂牌军。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军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1943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军暂编第二师长，于1943年7月在山东诸诚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1941年2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1941年3月率部投敌)。所辖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军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1943年2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辖伪保安第三师。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1942年夏季率部投敌。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第十三师长丁雪山(后来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国军第五战区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1941年8月率部投敌。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

　　十、1943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军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四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一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

　　三、华南伪地方军三万六千八百人 正如伪政府的所有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那些汉奸省长、警备司令、警察厅长，听起来官名比日本参事、日本顾问大得多，实际上，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投敌、助敌、资敌创下的几项“奇迹”!

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

　　“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的，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渴郑副长官。”——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之《1945年的上海》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据美国公布的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n , Jr)的日记，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记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一九四一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李敖：《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下小标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摘自李敖著《千秋评论精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评：每逢提到抗日的贡献就有几个人兴师动众地把一长串名单发上来，说你看国民党杀掉的日本将领是好几十个！共产党才几个？问题是国民党杀掉的日军将领50多个（还算上了生前非将级，死后才追封将军的），投敌的却有67个（还不包括校级，按击毙日酋算法死后可以追封将军的）；打死（不包括打伤）的日军40多万，你给他们补充的没伤没病完好无损的伪军却有50万。这“贡献”是正是负！你们想过没有？）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中共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 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奇迹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奇迹之四：充当日军的“运输大队” 国军给日军当“运输大队”，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东北军飞机262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3091门、战车26辆、步枪和手枪118206支、机关枪5864挺。(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历史资料》第一卷)。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更慷慨，抗战胜利前夕，居然在豫湘桂作战中把40个师的美式装备送给了日军。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评：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牺牲上千人，损失数百架飞机飞越驼峰送给中国的大量物资来不及转移，竟然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救了数不清的日本兵的命。何其讽刺?何其悲哀?就在全球都在追杀日本人，唯恐杀之不尽的时候，只有国民党军队用几百吨去壳的军用大米让“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用大量奎宁“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用大批的机枪给日军“做为主要装备”，用数不清的中国人民血汗钱换来的物资来给日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全世界都在剿杀日本人的时候，就国民党知道疼人啊。果然中日亲善，国民党对侵华日军的深情厚意，光照汗青，万古长存!谁说国民党抗战没有贡献?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这些伟大“贡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永远纪念下去，何曾有一刻敢忘?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军牺牲众多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充当“运输大队”、当日军扫荡共产党军队之时作为“友军”参加对共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4年至2000年期间的山东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军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没提那些负数的“功劳”已经很给国民党面子了!有些人大概脑子不好使，竟不识抬举!动不动就气势汹汹地问：中共消灭的日伪军中，到底有多少日军?好像伪军就不算数似的。凭什么伪军不算数啊?难道伪军不是敌人吗?中国人当汉奸，比鬼子更可恶，打了他们你还心疼了是咋的?想想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粉丝，伪军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前国民党军，所以看到这些汉奸挨打他们心疼也是正常的。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靠投敌、助敌、资敌创下的这几项“奇迹”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真相竟会如此可悲?!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被日本鬼子视作“友军”……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军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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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老蒋是怎么卖国的！！

什么叫卖国投降，什么叫掠夺和独裁，我们用事实说话，看看蒋介石是怎样卖国的！！！！

什么叫卖国投降，什么叫掠夺和独裁，蒋介石的统治就是！！！！

​腐败必然无能，对内掠夺必然导致对外卖国投降。卖国当然要看谁有力量就卖给谁。那么卖国对于出卖者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当代理人、当买办、当一国的政治孤头的好处；于是就必须依附于帝国主义者。这就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民党政府蒋委员长。老蒋认为中国的事不仅是我蒋中正的，也是你们美国人的，因为你们美国人在华的利益最大，我蒋某人都不敢比。所以，对于日本的侵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以至于9.18事件发生后，在老蒋的密令下，驻防东北的19万军队在1.4万日军的进攻下竟不作丝毫抵抗退入关内，还毫无廉耻地说什么“以和平对野蛮”。甚至“当日军进攻的消息传来时，余立时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以至于当日军开枪并炮轰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国民党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动。”那时的蒋介石先生自己不愿抗日，还要对“侈言抗日者格杀不赦！”。所以对来南京请愿的学生毫不留情的进行杀戮。1931年12月17日，老蒋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手，30余名学生被杀死，百余名学生受伤，这便是“珍珠桥血案”。

 上图是老蒋接见请愿学生！！！

老蒋对一些“不听话”的“杂牌”将帅常常“娘希屁”，即使为了国家荣誉而有违蒋委员长的意图，也要致其死地而后快。

1931年12.8上海淞沪抗战极为惨烈，19路军将士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浴血奋战，慷慨赴死。蕴藻浜一处阵地上60名士兵“以火油濡湿身体，负巨型炸弹，猛扑日军阵地，使日军阵地遭到重创。

一，断绝19路军的给养和军饷；

二，截留华侨援助抗战捐款700万元；

三，密令其他国民党军队不许与日军作战，遇敌攻击不准还击，以利于日军集中兵力对付19路军；

四，派人给日军送青菜、鸡肉鸭肉以慰劳日军；

五，19路军作战方酣，国民党海军部长官李世甲与日军司令一起坐车参观各战壕，共谋对付19路军之策；

六，3月10日，正当19军血战日寇时，蒋故意使浏河成为空白地带，日军乘隙登陆，导致19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上海。

蒋介石上述行为得到日军什么回报呢？——一个卖国贼的回报，这就是与日本侵略军签订《淞沪协定》。为了给他的卖国协定有一个好借口。

1931年9.18事变,蒋介石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居然荒唐的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下令不许抵抗,致使东北三省沦为日寇之手.当时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从日寇手中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还攻克多伦。对同盟军的抗日斗争，蒋介石始则采取阻挠破坏，继而武力镇压。日军也同时向察哈尔等省调动军力。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讲：“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淞沪协定

再看看蒋介石抗战时同日本鬼子签订的这些卖国条约：《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3团，第51军等要求。

​《塘沽协定》内容：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继续向关内挑衅。1932年1月，“积极抵抗”的孙科政府垮台，由蒋介石和汪精卫组成联合的南京政府，他们希望与日本妥协。塘沽协定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整个华北敞开了大门。

《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1）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2）解散排日机构；（3）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4）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5）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6）创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及军事设备的建立等。《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胁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以上这些卖国协定就是蒋介石先生的卖国罪证。挺蒋的果粉徒孙们要看清了，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并非台州石夫人的杜撰，你们哪个敢有本事清洗掉蒋委员长的罪行？历史上看，蒋介石的主政史，就是他卖国投降的历史，同时又是他掠夺人民、杀戮人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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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真相：蒋爷卖国！！

蒋介石（中）在东京拜访日本实业人物涩泽荣一（左）

1927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因宁汉分裂宣布下野，并利用这段时间造访日本。

北伐失利被逼出洋

　　1927年，继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部分为西山会议派(上海派)、蒋介石派(南京派)和汪精卫派(武汉派)。三派都想独占“党国”大权。一时间，沪、宁、汉三派斗争不断。

　　与沪汉派相比，蒋介石的宁派在政治、军事上均无优势可言，内部又暗潮汹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妄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扭转政治上的被动。1927年6月，蒋介石起兵北伐孙传芳。不料战术失当，宁派在徐州大败而还。蒋介石盛怒之下，不经审判，也不宣布任何罪名，便处决了十军军长王天培。

　　王天培是素与蒋介石有过节的何应钦的老乡，两人交情很深。蒋介石此举不免使何应钦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串通一气，伺机反蒋。

　　一个月后，机会来了。在8月初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蒋介石先发言，“检讨”徐州战役失利的原因：王天培不听指挥，贻误戎机，从而招致失败。蒋介石的话，与其说是检讨，倒不如说是推卸责任。与会的李宗仁、白崇禧及孙科等人均不以为然。

　　蒋介石的话一讲完，孙科首先发难：“蒋先生是不是出国休息一下？”紧接着，白崇禧、李宗仁、古应芬、何应钦、邹鲁等人都同意蒋介石“休息一下”。最后与会代表举行表决，结果主张蒋介石“出国”的人多达2/3。蒋介石脸色铁青，一直捱到会议结束，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好好，我安心休息就是了。”

　　8月14日，蒋介石来到上海，在那里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然后乘火车回了老家奉化。

　　下野后的蒋介石并没有在老家“修身养性”。1927年9月26日，蒋介石从奉化来到上海，宣称将赴日本，并称“此行与政治无关，唯在获宋氏家族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

　给未来岳母送厚礼

　　蒋介石对宋美龄倾心已久，早在1922年12月的某天晚上，蒋介石认识了宋美龄，当即被宋美龄的姿色和气质迷住，由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求婚历程。

　　然而求婚的道路充满坎坷。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小角色，而且在宋家人眼里缺点很多。蒋介石当时已有三房妻妾，且不是基督教徒，缺乏上流社会人士的修养，品行不端，生活放荡，脾气暴躁……总之，除了大姐宋霭龄，宋家主要成员都不接受蒋介石。

　　但蒋介石就是从“少数派”宋霭龄这里打开了局面。在宋霭龄的操作下，宋子文不但同意妹妹嫁给蒋介石，还先行赴日本，为蒋介石访日安排一切。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带着杭州丝绣、宜兴茶具、长白山野山参、大珍珠项链、翡翠手镯及订婚钻戒等物品，和张群一起，乘坐日本轮船“上海丸”号出发赴日，探望在日本疗养的宋母。宋母本不想见蒋介石，但在宋霭龄与宋子文的劝说下，终于同意给蒋介石一次见面机会。

　　蒋介石一行于9月29日中午抵达长崎，休息几天后，于10月3日乘火车到神户的有马温泉，并在宋子文的带领下，下榻有马大旅社，房间就在宋母的隔壁。见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一向出手大方的蒋介石刚到旅社，即拿出300日元作小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旅社老板娘千代子因此笑得合不拢嘴。

　　10月4日，蒋介石拜见了宋母。送上所带礼物后，蒋介石拿出与原配毛福梅及侧房姚怡诚的离婚证书，给宋母过目，并表示与第三夫人陈洁如的离婚事宜也正在谈判中。蒋介石表示尽力研究《圣经》，一番交流后，宋母认了蒋介石这个女婿。

　　5年来的心愿一朝实现，蒋介石激动不已，走出宋母房间，迎面碰到前来送茶的千代子，蒋介石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对了，给你写字吧！”然后乘兴挥毫，一口气写了“革命”、“宁静致远”、“千客万来”等5幅字。

黑帮引见密会日高官

　　与宋美龄的婚约达成之后，蒋介石在日本立即开始了频繁的政治活动。10月13日，蒋介石一行到达东京，拜见时年72岁的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黑龙会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团体，成立于1901年，标榜“大亚细亚主义”，极力策动侵占中国大陆。头山满和日本军政界、外国使节都有密切联系。他谙熟中国情况。在头山满的安排下，蒋介石拜访了许多日本政界官员和社会名流。

11月5日，蒋介石同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等举行密谈。最终，蒋介石与田中形成《蒋·田中密约》，达成四项协议：一是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二是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三是日本支持蒋介石的政权；四是日本借给蒋介石4000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这就等于他把东三省给卖了，以至于后来9.18事变后抗战爆发老蒋拒不抵抗的真正原因了。

　　蒋介石在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换取日本的理解与支持的同时，又积极向美国靠拢，争取美国的援助。一天晚上，他外出回来，见头山满同一个美国人正在房里等他。这个美国人是当时的美国驻日特使。

　　美国特使首先一顿猛夸蒋介石，最后蒋介石与美国特使签订了一项以“保障美、日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支持，以实现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的密约。蒋介石从此开始了其与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合作”。

　　11月8日，蒋介石返回上海。蒋介石此行，在日本共逗留45天，花费2.6万日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12月10日，在与宋美龄婚后的第9天，蒋介石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两个月后，他统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孙中山给日本首相的密函原件照片曝光了！！

　　2011年，香港学者陶杰揭露：孙中山在1912年(实为1914年)，在于袁世凯的政治斗争中败北，愤而写信给日本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表示如果日本支持他孙中山讨袁，孙中山便以讨袁战争胜利后，保证日本在华利益，同时也承认日本在满洲地区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

　　孙中山的这封出卖中国的书信，现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大隈重信文书』类。日本已故首相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

　　陶杰的揭露，也解释了为何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归属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张学良部队不作有效抵抗，两年内让日军从容占领东三省的深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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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大隈重信是什么人?1914年出兵占领山东，逼袁世凯签署《21条》，就是他担任日本首相时作出的决策。此人是犬养毅的政治盟友，也是扶植孙中山起家的主谋之一。

　　此时，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已经决定出兵占领中国山东，并在不久后逼袁世凯政府，签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大隈重信当权期间，甚至直接在日本扶植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并以山东为基地，由侵华日军扶植孙中山的“中华革 命军”，对袁世凯政府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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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7月8日，就在孙中山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仅仅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排居中为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日本人萱野长知。

　　萱野长知是日本情报组织东亚同文会成员，日本众议员犬养毅的亲信，也是孙中山与日本之间重要的联络人之一。而犬养毅又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得力干将。

　　1915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人扶植下组建中华革命军，武力讨伐袁世凯政府。萱野长知被孙中山委任为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在山东青岛设立司令部， 日本军队掌握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军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些野战医院专程负责战场医疗。

　　以上部分来源：满洲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