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父亲是在“文革”中。
　　 突然，几天不见父亲的踪影。家里少了他，自然空荡荡的。思念日甚，便问母亲，她摇摇头，不答。神情沮丧。
　　 白天黑夜有人来找父亲。个个一脸凶相。有的手里还拿着粗硕棕绳。都着统一的服装，黄色，军队里的那种。手臂上都缠有一道“红箍”。三五成群地野蛮而至，挤破了我家低矮狭窄的房屋。他们翻箱倒柜，几块光洋、几枚铜钱、一部《康熙字典》、一本《四库全书》……凡是值钱的、与文化沾上边的都被他们挖走了。
　　 娘散乱着头发，脸色苍白地树在一旁。
　　 最后，连父亲的一台老式缝纫机也背走了。
　　 我躲在被窝里，大气也不敢出。家里静了，才挑开一丝被缝。那场面使我惊悚了好多年。
　　 大了，我才明白，那是些“红卫兵”，来抓父亲开批斗会去的，原由是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几天兵。聪明的父亲事先得到了这一消息，悄悄地躲了起来。我暗自庆幸。父亲若不远走高飞，必遭死劫。
　　 父亲共10姊妹，他“老四”。家里养不活这些儿女，从小将父亲过继了他人。乡下人要活命，必学门手艺。我父亲选择了裁缝。老家人不分大小，一律唤父亲为“裁缝老四”。艺成，一直缝补穷人与富人的生活。
　　 父亲悟性高，衣服做得十分得体。还帮主人节约用料。四乡八邻常常有人请去做“上门功夫”。
　　 因吃“百家饭”，搜罗了不少笑话典故。高兴时，会给我们绘声绘色描述一二。我有时险些笑断排骨，他却面无表情，在铺板上裁剪自如。
　　 父亲做事极其认真，大小尺寸从不差别人毫分。还敢于承担责任。一次，不小心熨斗烫坏了别人一件衣服，他硬是走路去一百多里的城里买来同一面料，给人家赔上。还有一次，小偷进屋，偷走了人家几件衣服，他化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将这几件衣服“完璧归赵”。城里没有这种面料，他四处托人去杭州、上海等厂家才找回来。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的穿戴不能如愿以偿，好的面料配贵人。父亲若得罪了达官贵人，裁缝店非被砸不可。最主要的是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节。
　　 那两次的“天灾人祸”，害得我们全家节衣缩食，吃了大半年的包谷糊糊。
　　 父亲对我要求极严。不准说谎、不准抄同学作业、不准偷人家瓜果桃李、不准逞勇好斗、不准对老师、老人没礼貌……
　　 说句笑话，他是共产党“八荣八耻”的最早的倡导者。
　　 在我的眼里，父亲寡言少语，极少笑容。有时苛薄、吝啬、不近人情。但对与他相通融的人则是另一番情景：他侃侃而谈，政论时事、天文地理、正版野史、诗词书画，无所不包。有时象个政治家；有时又象个大学教授；更多的时候象个市井说书艺人。不泛幽默、风趣。
　　 他的身世、经历、文化知识的攫取以及超人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个谜。
　　 这个“裁缝老四”，我有时厌他、惧他，但更多的是爱他、敬重他。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考上了大学。亲朋戚友欢呼雀跃。临走的那天，母亲为我煮茶叶蛋、炒瓶装盐菜、收拾行李。而我的父亲却忙他的，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夜深了，我怎么也睡不着。灯还亮着，父亲还在踩缝纫机，哒哒哒，那声音特响。
　　 清晨，母亲用背篓背着我的一口旧皮箱，准备送我去车站。
　　 父亲还在熟睡。
　　 母亲告诉我，父亲连夜给我赶制了件新衣。我看见铺板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件中山装，普蓝普蓝的。我捧起崭新的还散发着一股青草味的中山装，非常惊喜。我有好几年没穿新衣了。
　　 汽车走了，母亲一人还钉在车后的灰尘里。
　　 我多么盼望父亲此时也能出现。
　　 ……
　　 到了学校，我穿上了新衣。解开上衣口袋，意外发现袋里还有一张崭新的5元钱。
　　 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
　　 时过境迁，中山装已经过时。但我舍不得丢掉，一直存放在箱里。几次搬家和救灾捐赠，爱人都要把它处理掉，我拒绝了。
　　 近30年了，中山装依旧那么整洁、光鲜，蓝得出奇。那是怎样一个夜晚，饱含深情的父亲将他的千言万语一针一线地缝进我的衣里。四个口袋里盛满了父亲对我的嘱托、期望。
　　 父亲因病去世多年，每每想起他来，都要打开箱子，捧起这件中山装，脸贴着它，这时，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