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受一个朋友的理论影响，认为人应该在温饱之余还能再“多上一口”的话，那才算活的滋润。于是我终日为着生活计而忙碌着。

    可生活一点也没有因为我的忙碌而变的滋润起来，相反原来简单、平静的生活倒徒然变的紧张了许多。收入固然有所增多，可花销上反而显得处处捉襟见肘。这“多出的一口”总也积攒不起来，原来许多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物件，现在都成了我所渴望能拥有的必需。

    那个晚上，我又匆匆的赶往地铁站，去办一件紧要的事。我快步走在通往地铁站长长的走廊上，周围几乎没有别的行人。总感觉耳边若有若无的响着某种旋律的琴声，可真要去细听似乎又没了声音，我感觉那只是自己开始出现的某种幻觉。可随着脚步的加快，那种声音也渐渐清晰了，就象是地铁的背景音乐。那音乐的旋律我既熟悉，又感到一种陌生，似乎听过，可我又不知道它后面的调子将会是怎样。

待到拐一个弯时，才知道刚才的琴声原来是个卖艺人吹的口琴。从衣着上你看不出他是个卖艺的，虽然他穿的只是一件半旧的白衬衣，可衬衣尽管旧了，却还整洁、干净。他坐在地上眯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琴声中，若不是他面前平铺在地上的衣服里有一个盛钱的罐子，我肯定会把他当作是一个旅行劳累的艺术家偶尔在此小憩。这到不仅仅因为他琴吹的好，而是很少有卖艺的人能象他这样投入的。他丝毫没有理会现在这条路上早已没有行人走动了，别的所有乞丐全都或回家、或改换到人多的地方乞讨了。他也不理会边上是否正站着会施舍的主顾，他只顾自己闭着眼，认真的在吹着他的口琴，似乎忘记了最初的目的。他的钱罐里也都是些细碎的分币、角币，就象是大人随手给孩子的一把零花钱，而这就是他一天的所得。

我印象中的乞讨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乞讨者们功利心很重，都恨不能展示出自己所有的苦难，他们只会让施与者产生对生活悲观绝望的情绪。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竟会不惜采用自残的手段。

我也见过在地铁闹市处的一些学生模样的卖艺人，他们弹着时髦的吉他，卖唱于外国人常去走动的路上。他们拉开嘶哑的喉咙唱着，眼睛却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经过的人，他们总是会在人声鼎沸的时段出来，几小时后便可结束回家。他们面前的摆的不是钱罐（那只能盛放分币），而是事先刻意摆放好的一些大小不等的票面，有一百的，五十的，最少不会低于五元。在这种标明底价的暗示下我总是加快脚步，不愿做过多的停留。

而眼前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卖艺人，没有给我这样紧张的感觉，我可以从容的保持一份松弛，站在他面前静静的聆听片刻。说实话，就音乐上的造诣和态度而言，他真可以说是个艺术家了。我一直以为，我们在判断是否是艺术家上存有个误区，通常只是先从乐器的档次来着眼，然后才是技巧，而我认为应该更多的从他能否带给别人以感染力而言。就态度而言，他可以说是真正的爱乐人，即使在乞讨时也是这样的认真。

他没有被“多出一口”的理论所劳累，甚至没有考虑眼下罐里的钱是否够过会出去吃饱下一顿肚子。他没有过多的物质要求，似乎只有眼下的片刻陶醉才是最为重要的。看他眯着眼睛，和着拍子微微摇晃着身子，他的琴声象是一个小型的乐队，他则是这个乐队的灵魂，正赋予这个乐队以精神。又通过这个乐队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在向我娓娓轻诉。我忽然想到为什么刚才那些调子我会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了，原来那些调子都是他自己即兴发挥出时的创作。

看着他，我想着自己这些年真的很劳累。虽然收入总在增加，但始终也没有觉得“多出一口”来，人的欲望竟是这样没有止境。就衣着而言，已从过去的样式美观到了品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在不知觉中变化着，而生活的压力、快速的节奏却一日紧过一日。

难怪苏格拉第在经过闹市时感叹到：“这世界上有多少东西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啊！”这份超脱也许就是智者与愚者的区别吧！愚者的愚就在于欲，在于欲望的无法控制。而经过努力“多出的这一口”很快又被转化为生活的必需了，于是人的基本必需就在欲望的无休止上被不断的垒高，人也始终活在这忙碌怪圈中不断奔波着。

看着他，我多希望也能拥有他的这种洒脱的精神。我知道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的考验，而是对待生活态度的问题。滋润的生活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能懂得满足。

他是幸福的，因为他能感到满足。他的生活态度就象他悠扬的琴声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带给路人以轻松的心境。现在他仍陶醉于自己的世界里，甚至没有留意到眼前这个短暂驻足者的所思所想。

我一个人走在长长的走廊上，周围空旷无人，我感到自己的改变，离去时脚步变的轻快，它正和着我心灵的节拍打奏着，那若有若无的琴声似乎依然在身后飘荡着。

      方刚（上海）

                                                  200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