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关注的北京“治堵新政”，终于把“限量摇号”的方案确定为“治堵新政”的核心。换言之，只有把北京不可承受的机动车“无序增量”严格地控制在可以承受的“有限增量”中，北京的交通拥堵顽疾才有可能在Ｎ短时间后得到治理，而“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恰恰就是体现的这种治堵思路。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北京治堵新政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疯狂追求GDP奇迹的国家，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支柱产业也不例外，今年不但超过其他老牌的汽车生产大国而荣登“汽车产量第一大国”的宝座，而且汽车销量也超过美国夺得“汽车销量第一大国”的桂冠。由此可见，中国汽车产业不但是创造GDP奇迹的功臣，而且还以产量和销量“两个第一”为“面子中国”赢得了荣耀。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汽车产业居功至伟，但却超出了“中国国情”的“包容性发展程度”，并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交通大拥堵、人车争土地、人车争路权、空气受污染、环境遭恶化等等难以治理的公共问题。当然，在面对骄傲的汽车产业所制造的诸多难以治理的公共问题前面，汽车产业的何去何从，自然而然就成了考验治国智慧的大问题了。

平心而论，一旦北京“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在全国产生了“蝴蝶效应”的话，中国的所谓支柱产业――汽车产业，就极有可能遭遇到难以预料的“大溃败”，尽管笔者并不知道汽车产业的“大溃败”何时发生，但这绝非危言耸听。众所周知，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是一种“牵一业而动多业”的产业，不但是中国GDP奇迹的重要支柱，而且也是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行业。这里姑且不论汽车产业牵涉到多少上下游的关联性产业，但可以预料的是，“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必然会伤害到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副秘书长熊传林在面对“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时异常愤怒说到：“这是一个反面例子，其他城市肯定会仿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反对限制中国汽车消费的规定。”

实话实说，有些事情只能说而不能做，有些事情只能做而不能说――这也是一种治国哲学，而“北京治堵新政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就充满着“能做不能说”的治国哲学味道。君不见，北京“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既没有明说要限制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也没有明说要限制中国汽车的消费，尽管明白人都看得出“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将对汽车产业和汽车消费带来的可能性后果，但“能做不能说”的“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最起码暗示出了国家将对超出了“中国国情”的“包容性发展程度”的汽车产业来一次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北京“限量摇号”的“治堵新政”只是投石问路罢了。总之，“北京治堵新政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