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给执政党帮倒忙(之一)

论称颂文化

沈敏特

　　   而所以能触发这个题目，也绝非偶然，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见、所闻、所想，才是得以触发成题的基础。
   譬如，几个月前在一个官方网站看到一张头条新闻图片和由此而来的种种评论，感觉不适。内容是习近平主席视察工作，恰逢雨天，他打起了伞，卷起了裤腿，从湿地趟过。于是种种了无新意的赞语一拥而上。其实，雨天打伞，降温添衣，就像饿了要进食，渴了需饮水，这是任何一个人的再也普通不过的生存本能。如今这最寻常的日常琐事，成了最不寻常的大新闻，这恰好突显出了背后的传统的特权观念，仿佛在提醒大家，领导人本该有人打伞，无须亲历趟水，如今居然自己打了伞，趟了水，这就如何如何的不平常了。要知道，新一届的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恰是要更深入地反对特权；为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政，要提升公仆观念的自觉。这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核心要求。此时此刻，重弹“颂圣新闻”的老调，是帮忙还是帮倒忙呢！
   “颂圣”是渊远流长的老传统，绝不会因为大家的厌恶而善罢干休。不久，又有一场以“庆丰包子”为由头的，搞得更加离谱的新闻大剧。也许是一个偶然，习近平主席外出工作恰逢饭点，于是像新闻报道说的“没有事先打招呼”，就近进入了一家普通消费的包子铺，几个葱肉包子，一碟小炒，一碟凉菜，打发了一顿午餐。不料又惊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界，这一顿饭的小事，又成了新闻大事。且不说“庆丰包子”一夜之间红遍全国，连他就餐的桌凳也收藏起来，大概是要列为宝贵的“历史文物”；并且把他吃的几样东西定名“主席套餐”，正在大力推广。我想，习主席的衣食住行绝不止于几个包子，于是，沿着这种新闻套路发展下去，紧接而来的新闻将是“主席与米饭”、“主席与面条”、“主席与鸡鸭鱼肉”、“主席与瓜果蔬菜”等等等等，果不其然，今天我已看到“主席与番茄炒鸡蛋”的新闻。如果我们把习主席当作普通人，当作公民中的一员，当作一名忠于人民的公仆，而不把他特权化，圣上化，如果我们立意创造一个公民化、民主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我们需要这样的新闻大戏吗！对于一个正在领导13亿人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实现和提升人民福祉的新班子、新领导，每一个公民理应给予关注和支持。但这种关注和支持，应当符合现代政治规范，体现领导与群众新型的政治关系。因此，这种“颂圣新闻”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扭曲与亵渎，是打着“拥护”旗号的帮倒忙。
   这样的新闻实在是太陈旧、太贫乏了！颂圣在中国是一种强大而脆弱的文化现象。
   强大，是指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带来官运亨通的命运，是官场走捷径的重要工具，并成为官迷们的立身之本。就如商品经济，一种事物的存在条件，一是需，二是供，根据需求，予以供给，两者匹配，构成一种事物的存在。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最不需要的是民主精神和民主行为；最需要的是奴性和谄媚；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全方位地培养奴才，是专制主义的人才的战略。“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是奴才教育的纲领。
 　脆弱，是指它进入不了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主潮，永远定格为垃圾级别；是历史发展中的淘汰对象。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詩作分为三类，曰：风、雅、颂。历史的定评是：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这个定评久经考验，从无翻案之说。中国的詩歌体裁有四，詩、词、歌、赋。赋在末位，这并不是说赋一无是处，无一佳作，而是赋的形式铺陈张扬，多用于颂圣谄上，而少有詩、词、歌的文化价值。中国古代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他们生于帝王时代，为了生存，也难免俗。如李白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谄也媚，但绝不是他的代表作，而常被认为是李白一生的遗憾。在明朝，上呈皇帝的文本有两种。一是青词，这本是道教奏天的文本，却成了笃信道教的嘉靖皇帝的嗜好；于是大臣们纷纷学写青词，按时按节地呈奉皇上，把“天”和“皇”融为一体，把马屁推向了极致。好几个官居首辅的大官，都以青词邀宠而进身，如严嵩，如夏言等。因此也得“青词宰相”的恶谥而遗臭万世。二是奏疏，它原本是臣子上递的汇报和建言，但因为是君臣关系的钮带，“皇上圣明”式的阿谀还是它的“主旋律”；因此是历史資料，却成不了文化上品。但却有一疏流芳百世，被誉为“天下第一疏”，那就是被误读为“海瑞骂皇帝”的海瑞给嘉靖的奏疏。为什么是误读？因为其中没有一句漫骂，而是见真相，辨是非的直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它使一切原装和变相的颂圣文化，黯然无光。
 　其实，即使在历史上，颂圣文化对执政者从来都不是帮忙的，有益的。鲁迅有过非常意味深长的描述，出处忘了，印象深刻。他说，一个“猛人”（按：指权势者）一出现，就会形成一个“包围圈”，从此“猛人”要通过“包围圈”的折射看世人，世人要通过“包围圈”的折射看“猛人”。最后，鲁讯说，打破“包围圈”，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大半。显然，“包围圈”就是颂圣文化的代表者，他们的一大祸害，就是创造“折射”，使“猛人”和世人无法构成正常的关系，使一切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都难以解决。当然，“包围圈”的产生根源是皇权专制主义和制度，是人治的必然产物。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民主与法治支撑的政治制度，是必须完全消除皇权专制一切影响的政治制度；扫除颂圣文化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执政者与人民的全新的现代政治关系。这不是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而是公仆与公民的关系。
  　是的，作为公仆的执政者也需要公民的拥戴和支持。但这种拥戴和支持的生成，靠的是平等的构通，利益的共享；需要公仆服务功能的最大化，公民监督功能的最大化。而保证和实现这两个最大化，至今为止，最好的途径只能是公仆与公民关系的宪政化。在宪政化的过程中，绝不能让颂圣文化拥有生存的空间，因为它是公仆自觉与公民自觉的最有害的腐蚀剂，它是执政者最有害的杀手。
  　以上，我从一些媒介现象分析了给执政者帮倒忙的颂圣文化。其实，媒介的帮倒忙还是浅显层次的文化现象；而更深层次的帮倒忙是理论界、学术界的颂圣文化。这将是我的下一篇文章的论述对象。
 
2014/2/18 
       

不要给执政党帮倒忙(之二)

                                                                       沈敏特

    在“之一”，我从新闻媒介的角度，揭示了“颂圣文化”对于执政党的扭曲与腐蚀。对于一个正在领导13亿人民勇闯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的执政党来说，核心的问题是：官员的公仆化，人民的公民化；公仆服务功能的最大化，公民的监督功能的最大化。而“颂圣文化”恰是针尖对麦芒的“对立物”，对于改革开放无疑是大大的帮倒忙。我同时指出，“颂圣文化”在新闻媒体中的展示是浅显的、低挡的，它的危害性相对易识；而在学术领域、理论领域就显得深奥、难识。两者在根基上是一路的，但一个如短打，一个像长衫，一个穿草鞋，一个蹬皮鞋。因此，解读学术、理论领域的“颂圣文化”是更重要的。浅薄、谄媚，仿佛与它无缘，它耍弄着似乎高深的概念，似乎严谨的逻辑，似乎周密的辩证，似乎宏大的视野，似乎威严的气势。但一进入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平台，你就会发现，这一切是为了一个更高的追求：建构“颂圣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惯性。

　　虚张的一般概念，顶替对具体真相的面对和解析

   大段引文，不是我的写作习惯。但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先给读者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我不得不首先不厌其烦的引上一段文字。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近作《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中的首段。

   从1849到1949年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变动最为剧烈的一百年。从1949年到2049年，是中华民族从衰弱走向复兴的一百年。这两个一百年，是要为今后的中国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两个一百年。毛泽东正活动在这两个一百年的中间；从1949年前的半个世纪，他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中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是一个引领时代前进的人，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1949年后的27年中华民族复兴的途程中，他是一个引领时代前进的人，是一个动员了中国全体人民的人。虽然在行进中难免跌跌撞撞，他毕竟在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他是一个把毕生毫保留地献给中国人民的人！他是一个为国家富强工作到最后一息的人。我们的后人将会为中国的发展创下更伟大的业绩，为人类做出更为伟大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毛泽东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的世纪变化，那样多风雨兼程，那样多天地开创的人，应该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

   今天，全体中国人现在和今后在生活中所享受的物质条件都比他那个时代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在享受着他的劳绩带给我们的丰泽雨润。

   一上来就是“两个一百年”，可谓背景宏大。

   紧接着的是“惊天动地”、“惊世骇俗”、“最为剧烈”，可谓顶级描述。

   引出来的评价是：“叱咤风云的人”、“引领时代前进的人”、“动员了全体中国人民的人”、“把毕生毫无保留的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人”、“为国家富强工作到最后一息的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人。可谓“最、最、最”的人。

   我的愚钝在于没看懂。因为，这些都是概念，尽管加上了最高级别的形容词。一般概念是否能站得住，关键是来自于个别、具体的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实，以及事实所构成的真相。支撑这些一般概念的事实与真相只能是：毛泽东做了些什么，效果是什么？

   有目共睹的是，毛泽东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政权。这是功绩。但仅此是不能说明功绩的实质的。夺取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真正的功绩在于为什么夺取政权，为谁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和黄炎培的窑洞对话中作了明确的回答：民主。这之后，毛泽东屡次以林肯的“三民”，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来强调民主是建政的目的。特别是他的两本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作出了民主的最夺人耳目的承诺。于是，延安被誉为“民主圣地”。于是，千百万中国的优秀儿女、有志之士，向延安奔去；建政后，向北京奔去。因此我想，夺取政权如不以兑现民主为目的，不属于张海鹏先生所说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因此，我请问张先生，毛泽东执政的27年，民主兑现了吗？

   毛泽东在27年的执政中主要的、具体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妨首先不厌其烦的把众所周知的大事重复一下，然后再思考张先生的结论，即是否“引领时代前进”、“推动了历史进步”。

   他的治国纲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纲领的实施方法是，嘲笑宪法、宪政，倡导“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具体落实在以他不断发出的指示引领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累积而成的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纲领的精髓由林彪提练为一个口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附带的说明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后的延伸说明是，“在执行中加深理解”。27年中，我们中国人不折不扣，就是把这个纲领的实施转化为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而其后果，如冤假错案涉及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经济损失有多大，造成的文化与精神的面貌是怎样的，叶剑英在文革后的一次讲活中有过说明，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请问张先生，这个基本事实和真相，在27年中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性的，即所谓的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由此能不能导出“引领时代前进”、“推动历史进步”的结论？

   再说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我看来，也是众所周知的，最主要的几件事是：

   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总格局，对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具体而言就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集体化替代小农经济。

   在下不才，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点还是有点印象的。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不达到一定的程度则不能改变生产关系，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生产关系优劣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描写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改造”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哪一种更适合中国当是的生产力水平？文革后改革开放对生产关系的改革，是接近于新民主主义，还是接近于“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生产关系呢？五星红旗的五星中有一颗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已经不在闪亮，是改革开放后有了民营企业家，才重新闪亮的。那么，谁是谁非呢？

   毛泽东的重大经济举措还有：“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抓革命，促生产”。我不知道，毛泽东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大的，全局性的，付诸实施的经济举措。如果没有，那么，这些举措是科学的吗，是可持续的吗，是符合邓小平三条标准的第一条，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吗？

   再重复一下毛泽东27年所实施的精神文化领域的重大举措。批判《武训传》与思想改造，批《红楼梦》、胡适思想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教育，一直到连“一闪念”都不放过的以“全面专政”为核心的文化大革命。其中，他讲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至今赞同并拥护，可惜的是变成了他的“引蛇出洞”的“阳谋”，让全世界大跌眼镜，成了载入史册的自亵与自毁。这一切日积月累的最终成果是：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文化沙漠。

   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在建政27年中的功过，我以为几乎没有办法能够讳避上述的事实和真相。哲学常识告诉我们：抽象与具体，具体是第一位的；一般与个别，个别是第一位的，意识与存在，存在是第一位的。因此，请问张先生，面对27年，你的“引领时代前进”、 “推动历史进步”的结论是怎样抽象、概括、升华而成的呢？ 

　　至于张先生说的“前无古人，后鲜来者”，前四个字有据，毛泽东确有前无古人的手笔，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是。这后四个字，我不知张先生的根据在哪里。大概习惯于“无据设理”，所以大胆地对无穷的未来做出了肯定的判断。历史学家是这么当的吗

   避弃常情、常理、常法的评价标准

   也许张先生会说，我并没有讳避毛泽东的错误，文章题目就有一个“过”字；文中还谈到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但是，所有的“功”，只有豪华的赞词，没有支撑赞词的事实和真相；所有的“过”，只有如何“正确对待”的原则，没有“过”的事实和真相，特别是没有后果的真相，因此无法界定“过”的性质，以及“过”的责任界线。当这些处于模糊状态，便失去了“正确对待”的前提。因此，张先生所提出的“正确对待”的原则的唯一功能是：掩盖了“过”，从而使一切后果无人担当；只有上亿的受害者“全额埋单”。而张先生的这些招数，倒让我看清了他的“原则”究竟是什么。

 　其一，张先生提出：“研究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要尊重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是要尊重这个历史人物比他的同时代人，比他的前代人贡献于历史那些更多的东西。”但什么“基本历史事实”、“所处的时代”、“更多的东西”，张先生却没有摆出令人信服的事实和真相来加以表明。恰恰表现出了货真价实的不“尊重”。只有把“过”的事实、真相及后果摆出来，我们才能分清“过”的性质和责任界线，哪些是可以原谅的，哪些要负道德责任，哪些要负法律责任。否则，就在实际上贯彻了一个十分不合常情、常理、常法的原则：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适用于“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只要认定“动机崇高”，就具有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豁免权”，就可以对任何后果不负任何责任，而依旧“伟大、光荣、正确”。譬如，饿死几千万人，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不但封锁消息，不作救援，甚至拒绝外援，出动官方人员阻挡饥民外出要饭，堵住了求生之路；当彭德怀如实反映了饿死人的事实，安徽的副省长张凯帆采取了紧急救援，遭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判和惩罚，使饿死人的情况继续蔓延；事后把责任推在乌有的老天降灾、苏修索债上。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国家、主义的常情、常理、常法都绝不允许的罪行。请问张先生：是不是因为毛泽东太伟大，这普世的常情、常理、常法，对毛泽东不适用呢？

 　其二，张先生强调毛泽东的错误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有没有时代的局限？当然有。譬如，你不能要求孔子懂得现代政治，你不能要求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懂得信息科学。而相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是用“时代的局限”所能推脱的。他不知道民主吗？他提倡过民主。他不知道独裁吗？他批判过独裁。“双百”方针就是他提出的，但他实行吗？那上千万的冤假错案无不与背弃“双百”有关。而他真正履行的，就是他自己坦然承认的，把秦始皇融入马克思主义。而在他执政的27年中，周边出现了“四小龙”；这不是在同一个时代的事情吗！哪来的“时代的局限”呢！

 　 其三，为了强调“时代的局限”，张先生还令人惊骇的发明了一个“人人有份”论。他说：“严格说来，这些错误，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错误，是那一代人的共同错误。”这段话，只有一句是对的，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其他几句全错。譬如。终止新民主主义，领导层的大多数是愕然的，有的如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则是反调，成了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对象。刘少奇何错之有！1957年，很多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成了右派的“罪证”，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他们当时是正确的；他们何错之有！大跃进中的饿死人的问题，彭德怀因面对而获罪，造成了死亡人数的陡增，彭德怀何错之有！对文革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如被割喉枪毙的张志新，毛泽东发动的被认定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错，张志新也有一份吗！事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或在那个问题上，识见超过毛泽东，并非无人。一个现代政治领袖的过人之处，绝不是无所不知，洞察一切；但有一点却必须过人，那就是那集思广义，整合智慧；而27年中的毛泽东所缺的恰是这个本事；他岂止是不能整合智慧，而是排斥智慧，镇压智慧，并且带出了一个上行下效的庞大的队伍。谁都知道，27年中，中国最大的损失是人才的损失；因为，人才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空间，这恰与毛泽东的“全面专政”完全悖离。请问张先生：这是人人有份的过错吗？我想起了古代，皇帝宣布某人杀头，某人还得双膝下跪“谢主隆恩”！

   用制造罪名的诬告，向权力求援

   颂圣文化虽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但思想理论的资源却非常稀薄和脆弱。赵高的“指鹿为马”可能是颂圣文化的祖宗之一，丹麦的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对颂圣文化类似于“指鹿为马”的思维特征的有力的嘲讽。所以颂圣文化最缺乏的功能是以理服人；如上所述，它靠的是讳避事实和真相和大而无实的概念，靠的是违背常情、常理、常法的价值标准，怎么能使人心悦诚服呢。张先生的大作被某个网站转载，这个网站有一个分项投票的设置，来反映读者的评价。张先生的大作获票1176张，其中“理性”65票，“犀利”4票，“深刻”9票，“务实”20票，“存疑”77票，“吃惊”14票，“犯晕”895票，“冷汗”92票。同一个时期资中筠先生的《“文革”再现风险不大，“反右”风险犹在》，获票1395，其中“理性”68票，“犀利”47票，“深刻”1139票，“务实”63票，“存疑”22票，“吃惊”3票，“犯晕”48票，“冷汗”5票。这就是读者对两篇文章的评价，前者的最高票是“犯晕”，后者的最高票是“深刻”。人心所向是了了分明的。

 　颂圣文化的的生存基础有二，一是愚民，二是非民主的权力。如今愚民愈来愈少，颂圣文化对于权力的依赖必然愈来愈大。于是，很多颂圣文化的作品在争论中，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诬告罪名的办法，呼唤权力的援助。流行的办法就是把不同的意见与“海外反华势力”挂钩、对号。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海外反华势力”总是非常神秘，是哪个人物，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哪个机构，永远无答。前些时候，在宪政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篇署名“马钟成”的文章指告，主张宪政治国的文章是美国情报部门扶助的基金会的资助的产物。我即以题名《不是论述而是告密》的文章予以回应，我要求这位马先生拿出需得有时间、地点、组织、人物、旁证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告发”；回答是：无声。这就是颂圣文化的伎俩和末路。

 　令人惋惜的是，堂堂的历史学家张先生，羞羞答答而又不无自得的也来上了这一手，他把与他不同的意见归结为，“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制造根据”。这叫：“理据不够，帽子来凑”。我要请问张先生，你笔下的“西化”、“分化”的事实根据，与你所不同的意见的持有者的具体关系，能不能公布一下。今天是2014年，而不是1966年，一顶没有事实为据的帽子是吓不倒人的。您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是“据实”；敦请保持这个操守。改革开放的彻底性，来自于历史经验的真切的总结；十分需要的是历史学家的帮忙！您帮的是什么忙呢？（2014-2-27）

不要给执政党帮倒忙(之三)

沈敏特

　　写“之二”时，我把张海鹏先生的大作《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作为主要案例，讨论了颂圣文化的一些思维特征。意犹未尽的是，我想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颂圣文化的思维特征来自于颂圣文化的价值标准；因为标准是影响判断的。于是，我想到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先生的很多重要文章，如《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对毛泽东几点误解和澄清》等，常常提出一些令人难以苟同的断言，如今想来，原因是他有他的价值标准。以下我想以李慎明先生的一些观点作为主要案例，来探讨颂圣文化的价值标准；这些标准对颂圣文化的“立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涉及争鸣，涉及具体的人，我不得不先有一段“开场白”，来表明我的态度和标准。

   我希望有一个健康的争鸣环境，身体力行的做法是：分辨事实的真假，分清问题的是非；因此，绝不甩“大帽子”，不用“左派”、 “右派”、“自由派”、“保守派”、“激进派”等等的概念去替代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文革式的“批倒”、“批臭”不是我们论理的目的；说服与你的意见相左的对方，也不是根本目的，我完全没有说服李慎明先生的奢望，他完全有权利坚持现有的观点直至人生的终点。在今天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可能成为别人必须接受的结论，作为个人，我们只能尽己之所能，说清自己的所思所想，为一个民族改革开放所必须构成的的共识，提供一点参考，提供一种选项。这只是伟大民族复兴的实践中的一点一滴；只有大家畅开胸怀，在一个和谐的言论环境中贡献每个人的一点一滴，通过集思广益，实践检验，才能汇成改革开放的洪流。

   为此，我要提供一个文化价值判断的标准，作为有所肯定有所否定的根据。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不但指明了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创造的目的，文化创造的落脚点，也定出了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就想起了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所说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 这与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 一致，并且是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的底线。  我的老友张森根先生，在面对最近的普世价值之争、宪政之争、模式之争、道路之争中，突发奇想，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邓小平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提出不要争，只要看看是否“三个有利” ，有利就是好的，可以采纳的，何必在乎姓资还是姓社；这“三个有利 ”的精神可否扩而大之，用于今天的各种争论中呢！我们不给任何意见预设一顶帽子，如“左”如“右”，而审视它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利还是有害。这是让我豁然开朗的奇想，虽奇，却至情、至理、至法；我就要在论述中，履行这种实实在在而摈弃空洞概念的标准。

    三个令我吃惊的特殊反应。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反应，这是常事，根本的原因是背后的价值观念。有三件事，李慎明先生的反应是令我震惊的，但细想，这正是颂圣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必然产物。

    一个反应是对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举世瞩目、令人痛心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温馨的家庭，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没有报道，没有救援，从人间消失了。企图为此出声的人，如彭德怀，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企图采取救援措施的人，如张凯帆，遭到了不留情的迫害，于是饥饿继续蔓延扩大而无人敢于遏制。这是有悖常情、常理、常法的人间悲剧。我们不能不痛心，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不能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千万千万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惨相。而李慎明先生作为人类的一员，轻描淡写，用了“饿了几天肚子，受了一点委曲”这一句话，想把这样一件旷古未见的大事化为一缕随风飘散的轻烟。同时却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声言这三千万的死亡人数“有误”，他要重新调查，重新公布。我不反对调查，我希望更确切，甚至希望数字能落到有名有姓的人头上，以便实现国家赔偿。但我要请问李慎明先生，对于这样一件无法讳避的大规模的饥饿死亡事件，我们但愿愈少愈好，但少到多少才算是无错无罪呢？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人是你我都要上史书的。显然，他没有提及数字；而明明白白地懂得，事情的性质是已经达到了“上史书”的地步。李慎明先生却把数字的多少，当成头等大事，且不说愚昧，连人皆有之的人情都没了，能不令人吃惊吗！

    第二个反应是对反右派之类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问题。我且不公布数字，但有一点是举世共识：27年的冤假错案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每一个错案至少是一个人，而事实是影响一个家庭，以及亲朋好友；按平均寿命算，七八十年一辈子，当一次右派22年，而造成的伤害影响一辈子。这一个个人，一个个家，还有亲朋好友，他们的悲惨命运，我们能不纠心吗？我们能不面对并总结教训吗？李慎明先生作为人类一员，还有悲天悯人之情怀吗！他忙不迭地要告诉大家的是，冤假错案固然有，但反右“一个不杀”呀！这是在昭告大家，“皇恩浩荡”啊，不是还给留命吗！且不说“一个不杀”是谎言，很多右派搭上一个欲加之罪，是照杀不误的；而且人之为人，不仅只要一条命，还更有“生不如死”的悲惨，所以“右派”自杀并非罕有。尊敬的李先生，您知道这个关于人的常识吗！您作为社科界的“领军人物”，还需要向您普及这个常识吗！我吃惊。

   第三个让我吃惊的反应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问题。当大家在总结这场浩劫产生根源的时候，他“力排众议”，要从文革中突出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永不变质”的“伟大战略思想”。言下之意，动机不但没错，而且极其伟大。动机与效果是不能割裂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本人都论述过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李先生如此推崇毛泽东却偏偏忘记了毛泽东的这个正确的思想。在生活和工作中“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常有发生。但是，第一、这坏事的发生绝不是只有一个“好心”是原因，它一定伴有其他种种的原因，需要我们全面总结。第二、这“坏事”是有限度的，如果坏到了非正常死亡超过了千万，冤假错案涉及者达到了上亿的程度，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陷入浩劫，就不能以属于动机的“伟大战略思想”来淡化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罪责。

    在李慎明先生看来，文革是毛泽东实践“伟大战略思想”的一次试验；但是自然科学的试验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的试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试验品是小白鼠，而政治科学的试验品是人，是不能动辄以千万人的生命当作“学费”的，这个底线是万不允突破的。

    我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俨乎其然重视所谓“永不变质”的李先生恰恰忽视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变质”的标本。请问：个人崇拜达到了“造神”的程度，是共产党的“本质”吗？全党全国民主扫荡殆尽，只靠一个人的发号施令，是共产党的“本质”吗？早请示、晚汇报代替了全民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实践，这是共产党的“本质”吗？如果这就是本质，我们宁可担当“变质”的罪名。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曾经缺乏这种“变质”的识见和勇气。应该说，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共产党本质的回归；因为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是：官员公仆化，人民公民化；公仆的服务功能的最大化，公民的监督功能的最大化。

   所以李慎明先生对于文革的反应，我吃惊！

   特殊反应背后的价值系统。

   树木有根，江河有源。李慎明先生的特殊反应，无不与他的价值系统相关。这也是颂圣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它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的颠覆；它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先说政治。在文革中，最大的政治是捍卫毛泽东的权威的绝对性，所谓讲政治，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文革结束，尤其是通过真理标准大大讨论，有了很大的改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渐渐扩大影响，逐步转化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但文革的遗风犹存，突出的特点是颠倒党和人民的关系，一个河南的官员责问记者：“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成为这种颠倒的“代表作”。上述李慎明先生的特殊反应，正是在他的心中，政治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是第一位的，人民的生存、安全、温饱、尊严，权利等而下之，不在话下。所以，人民的饥饿引起大面积的死亡，冤假错案对于大批人才的扼杀，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李先生的话语中，只不过是“饿了几天肚子，受了一点委屈”。而我们今天必须懂得，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执政者和全体公民的关系，维护公民的权利，是现代政治的第一要素；一切其他要素只能是第一要素的派生物。

   二说经济。现代经济的根本功能是，从物质上保证国民的生存与发展。消减了这个功能的一切“经济成就”，不代表现代经济。李慎明给毛泽东列出了所谓“六大功绩”，且不说这六大功绩是不是功绩，里面有没有实质上的败绩，这六大功课是不是毛泽东的功绩，我们不能把27年的每一个经济成就都囊括为毛泽东的功绩；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所说的“六大功绩”，恰恰不涉及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的实际状态。文革后，管经济的李先念指出，文革的经济损失是5000亿，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而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几乎不涨工资，1976年与1957年相比，工资还降低了。所以，1978年邓小平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这里透露出的才是现代经济根本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今天单从GDP看，并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念，还要在分配中公平、公正，真正造福人民，才能兑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颂圣文化涉及经济的价值标准，重点是“领袖的功绩”，而与人民的死活无关。

    再说文化。文化渗透在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它的形态可以是硬件，也可以是软件；而它的核心价值只有一条：是培养“唯上是听”的臣民，还是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现代公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国歌的核心唱词，它昭告世界，中国人民既不是物质压迫的奴隶，也不是精神压迫的奴隶；它体现了现代文化根本的价值标准。我们常说文革造成了文化沙漠，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但仅1969年一年中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与全人口数相比，超过了“人手一册”的数量。这在出版界属于“疯狂数量”。这个无人可比的数量背后的文化实质，我们只能用七个字来概括：“绝对的思想垄断”。与这个垄断的相关的思想文化方针、政策是，“舆论一律”、“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以，文化的任务就是连同政治、经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中国人永远也不要忘记，这样一个无比的“荒诞”：从1957年开始，“独立思考”都成了“右派”的“罪证”。无论是李慎明先生，还是我在“之二”中提及的张海鹏先生，在他们所谓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大作中，从不涉及这样一个关乎13亿中国人是主人还是奴隶，是公民还是臣民的文化价值的根本标准。我们正是从这里看清了颂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最近，习近平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我愿意从这句话中领略与颂圣文化完全不同的现代文化。

不要给执政党帮倒忙(之四)

                                     沈敏特

楔子

   写完“之三”，一个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既有“帮倒忙”的，当然也有“真帮忙”的。是的，且不说远，就是十八大、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有多少爱国人士，有志、有识之士，张扬改革开放的精神，探求改革开放的良策，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与党同担改革开放的重任，同求改革开放的具体途。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真帮忙愈来愈多。基本的原因是三个：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五四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张扬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的认识路线，张扬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的权利意识。二、巨大的民族代价，正在唤醒政治家们的公仆意识，他们正在认识权力与真理不等同的常识，逐渐明白并不是权力愈大，掌握的真理就一定愈多的道理。三、新媒体的产生与普及，给真帮忙开拓了一个存活的前提；真话不等于真理，但真理必是真话，真帮忙的前提恰是讲真话的可能与机会；这可能与机会正是新媒体的功能。

   应该说，执政党的今天是空前幸运的今天，是最需要真帮忙而恰逢真帮忙的可能性最大的今天。最需要，这是指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面临复杂而多样的问题和困难，需要一个最大化的集思广益的思想资源；可能性最大，是指公民意识空前的觉醒与新媒体的融合。

    那么，执政党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习今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里，为人民造福是目的，依靠人民是途径。因此，在改革开放中，执政党显然最需要是在科学与民主基础上的大多数人民的共识；这是“紧紧依靠”的前提。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共识来自于启蒙。且不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的标志，与前后一大批启蒙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代表性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今天如果不抱偏见，启蒙已然开始，代表人物也在涌现。促进改革开放的共识的逐渐形成与扩大，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是意义重大的真帮忙。

    而在今天的启蒙者中，有一位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109岁的周有光先生。他当然不会从一个政党的角度去理解什么帮不帮忙的问题，但他所发挥的启蒙作用，对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执政党来说，是可贵的“正能量”。最近,资中筠先生发表了题为《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的文章，我十分敬佩，她以司马迁为例，指出了御用史官与独立史家的区别；前者以巩固某一个皇朝的政权为目的，后者如司马迁，修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资先生说司马迁是“异类”，“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者能够永远持续”。我想延伸一下的是，如果一个确确实实执政理念是“以人为本”的政权，那么，一个探寻客观规律的独立史家，对这样的政权是最有正能量的“真帮忙”。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周有光先生视为真帮忙的启蒙巨匠。

    由于周有光先生具有这样的功能，我以为，如果研究和传播鲁迅的文化精神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一个专门的文化项目，那么周有光先生的文化成果则完全具备了同等的资质。当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问题不同，周有光与鲁迅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启蒙的代表人物，两者又有各自的不可替代性；鲁迅的文化精神没有过时，具有很高的借鉴的价值；而周有光则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怎样观察，怎样解析，怎样选择，他所提供的启示更直接，更现实；他和我们同行在寻找改革开放根本规律的洪流之中。   

    那么，为什么我要说，周有光先生的文化成果已经是一门我们应当学习与研究的专门的学问？我想围绕着“纵”、“横”、“厚”、“深”这四个字作一个尝试性的简要的说明。

    第一是“纵”。

    就周有光先生的个人经历而言，用他自我调侃的说法：“阎罗王把我忘记了。”他得天独厚的是，走过了109年的生命途程，而至今不但健在，更重要的是至今还在学习着、思考着，研究着，睿智地表达着。他出生于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9年来不仅跨越三个朝代，而且经历不凡，多次面对九死一生的危机，或在日本人丢下的炸弹爆炸现场毫发无伤，或在几乎是“天网恢恢”的政治运动中成为“漏网之鱼”，但在日本侵华和文革中，两次家产丢尽，可说是尝尽了人生的况味；这中间就有人所难有的实际的人生经验。

    但对周有光先生而言，他的认识从来不以自身的年长为限，他总是超越个人的经历，而更关注中国的、外国的人类历史；他把罕有的个人经历与人类的历史融而为一。99岁那年，他说进入老年，他主要阅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图书，考究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在他的笔下，无论涉及的问题是政治还是经济、社会、文化，包括自然科学，都要寻根溯源，问清来龙去脉。恰如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的名言，“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他的言论，当然不是“句句是真理”，但他不盲从，不屈从，更不像奉行颂圣文化的衮衮诸公，只会“颂经”和“解经”，他为我们示范了一条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认知途径。在一个回避历史真相、掩盖历史真相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中，只有史识到位了,今识才能到位；今是史的“产儿”。

    第二是“横”。

    人体有三个器官——眼、耳、脑——对人的认知至关重要，汉语有“聪明”一词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恰好描述了这三个器官的关联。“聪”指耳的听力，“明”指眼的视力，两个字加在一起，突显了脑的思想能力；没有耳之聪、目之明，去捕捉大量的信息，就没有脑之聪明。而从古至今，少有例外，要臣民的政治家，还是要公民的政治家，都是从眼与耳着手，达到影响脑的结果；前者强调“非礼毋听，非礼毋视”，造就“听话”的臣民，为此不惜使用暴力，于是而有形形色色的文字狱；而所谓“听话”确指“听上”（恰恰并非允许什么都能听），就与“服上”融为一体；所以传统中国教育就是一个以“听话”为中心的系统工程。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听话”与否作为对事对人的评价标准。而后者，则为公民不断创造与开拓视与听的广度，以达到造就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公民。多少个世纪的启蒙工作，无非如此。而能担当如此重任的启蒙者，首先要解放自身，能在自己的眼、耳、脑上，做足功夫。

    周有光先生就是这样的启蒙者。上述的周有光先生追本溯源的“纵”，不仅贯通古今，更重要的是这个“纵”不是线型的，而是纵横交错，有“纵”的长度，更有“横”的广度。

    他本人通晓英、日、法、德四国语言，并周游列国；这个“游”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而是在多国工作与生活，进行过实地的体验和考察。而至今这位百岁老人还在他不足十米的书房里，借助多种传媒工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行着不停顿的思考。

    在他纵横交错的深入思考中，我领略到了一个关键词语：比较。说历史，他有对多国历史的比较；说政治，他对今古中外各种政治观念、形态、变迁，进行比较；说文化，他有对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的异同、分合，在比较中的判断；说语言，他几乎涉猎了古今中外各类语种的差异和优劣。因此，这个老人坦然承认，他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而如今还有什么力量和手法，能忽悠这个老人；他几乎是用不动声色、云淡风轻的语言，为我们戳破一个个重磅的骗局。

    在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之初，面对信息时代世界格局的新动向，这位老人以他特有的敏锐体察到新世界需要新思维、新知识，他尖锐地指出：“在21世纪，人与人，国与国，正在重新定位。”他解读了几千年来中国“走出世界，安居古代”的桃花源情结，怎样使中国屡屡错失发展与跨越的机会；他郑重提醒，一个新的思维更新是：“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要改为从世界看世界。”一个新的知识要求是：补充常识。我们曾经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如阶级斗争，如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受到新常识的挑战。2001年，周有光先生告诉我们，美国工人只占人口的20%以下，十年后将降到10%以下。技术发展，农民和工人不断减少，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现象。这哪里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哪里去找能搞“专政”的无产阶级。因此，老人提出，“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这才是21世纪的常识。所以今天若没有面对全球的“横”向的视野，就没有新世纪的常识。周有光先生《走进世界》一文中引了一段新闻：“新闻说，斯诺告诉毛主席，美国农民只展人口的8%。毛主席停了一会说，请你再说一遍。斯诺又说，美国农民只占人口的8%。毛主席摇摇头：我不信！最近新闻说，美国农民现在只占人口的2%。”观念源于常识，没有新的常识就没有新的观念，没有新的世界知识，就难以生存、发展于新的世界。

    第三是“厚”。

    迄今为止，周有光先生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按说比他多的，大有人在；问题在于著作价值的比较不是数量，而是思想文化质量的厚重。而厚,恰是周有光先生文化精神的特征。突出的表现是：他以博大的“通识”为基础，审视、深思了人类（包括中国）的命运和历史。

    他在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50岁前的主要工作是在银行搞金融，在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在这个领域他也是学有专攻，并非浮泛地涉猎，已是成绩卓著。但他也不是“心无旁骛”，而是兴趣广泛。所以，50岁后转业文字语言，在这个领域，他照样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为中国的简化字、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名利方面十分淡泊，但在学识方面可说是“贪得无厌”。85岁不再上班，可以“功成名就，颐养天年”了，而他却觉得自己还是“井底之蛙”，相对知识的海洋，仍属“文盲”。于是，“赶快自我扫盲”，毫不间断，至今照样。他读书，特别关注的是“专业以外”的图书。

    我读周有光先生的文章，突出的感觉是：宽、阔、高、远，加在一起就是厚重。他有很多语言文字方面的文章，却从不就事论事，总让你感到语言文字和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经济、政治、文化、思维的密切的关联。他有一本以文化问题为中心的杂文集，《文化畅想曲》。文恰如题，“畅”是基本的风格；而畅的前提是厚重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的知识结构，才能铸成天南海北、纵横驰骋、左右逢源的畅达的风格。

    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法国的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文化上大都属于一个派别——百科全书派。带头的狄德罗是《百科全书》的主编，包罗了一大批著名的启蒙运动的大师，如达兰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孟德斯鸠、魁奈、伏尔泰、卢梭等，几乎都是饱读诗书的百科型的学者。可见，没有一个百科型的厚重的知识结构，是难以担当启蒙之重任的。

    第四是“深”。

    有一句很好的中国成语，“厚积薄发”。它告诉我们，厚积是前提，无此便不能薄发。这薄发，就是在丰厚的知识中提练而出的文化精华。正是在百科型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周有光先生的薄发出他的颠覆性的深刻的文化发现。这“深”不是深不可测，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的彻底性，即对于规律的发现；它足以推翻俨乎其然而悖乎常理的“经典结论”，恢复朴素的真理，逐渐成为新的常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启蒙，把社会进步引入科学的轨道；从而降低了社会进步的成本，加快了历史发展的速度。所以，“深”即是发现规律。

    张森根先生在给修订版《百岁新稿》撰写的“编后记”中，指出了周有光先生晚年的三大发现：一是“科学的一元性”；二是“双文化论”；三是替代五阶段论的“三分法”；并给予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多少纠缠不休的争论，盲从紧跟的行为，让我们付出了巨大而惨重的代价；而这三大发现，必将带了意义重大的转机。我拟以“三分法”的发现为例，进一步说明周有光先生科学发现的深刻意义。

   几十年来，我们陷入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的陷阱；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搏杀；多少冤假错案、家破人亡由此而来。代价付出之后的效果是，我们依然是平均收入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建立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即世界按着五种形态的次序向前发展，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称之为“最后的斗争”；以后又层层加码，称之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争来争去，始终界线不清，标准不明，以至于有的重要领导人，革了几十年的命，却说出他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就成了一顶大帽子，很多人胡里胡涂地戴上这顶帽子走向了毁灭。而周有光先生的三分法，是从实践出发的总结；每个阶段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标准。他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

   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

   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我豁然开朗！暂不说什么主义，既无须急急忙忙的赞成，也无须急急忙忙的反对。你说你的主义好，我就看看你的工业化、资迅化是否顺畅快速的发展，并让大多数人民受益；我就看看你的民权是否兑现，让大多数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公平与公正；我就看看你的思维方式是否科学，是否做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是依然用个人崇拜和变相的个人崇拜，来钳制自由的思想。如果无此，你说破了天，我也不信你的“主义”；若是有此，你不说主义，我也举双手赞成和拥护。对于我来说，绝无否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想头，我只是确信，一个真正的，令人无疑的社会主义，一定是生产力发展顺畅的，民主更充分的，文化思想更自由的。这就是周有光先生的启蒙功能，他以深刻的科学规律的发现，让我们获得了实践性的评价标准。

   非得一提的条件

   除了这“纵、横、厚、深”四个字之外，我最后还得提一提周有光先生当之无愧作为启蒙大师的另一个必备的条件，即雅俗共赏。与那些颂圣文化的代表人物相比：他是面对事实的，而不是掩盖真相；他是是非分明的，而不是扭曲是非的标准；他是说请道理的，而不是以权势、暴力为后盾，举大棒、压大帽。读周有光先生的文章的感觉是：云淡风轻，娓娓道来，举重若轻，鞭辟入理；你不必说什么振聋发聩，但必然是让你心明眼亮。这就是一位可以走进千家万户的大众的启蒙先生！

201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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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特

著名作家、评论家、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

特别高兴！终于和沈教授联系上了！

他在共识网有专栏，最新的文都发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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