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徒出身、从事中药工作53年的退休老人，有点头疼脑热从来都是自己开方、抓药。结肠炎病程缓慢，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为了根治，骆老从医书找到一方。该方需要的药材，有一味颇为独特：伏龙肝。

　　伏龙肝就是灶心土，可治腹痛泄泻、便血。骆老托了朋友，终于在湖南农村寻找到了传统的老灶台。他特意交代：“要挖取灶底中心烧得最红的那一块，有多少要多少。” ——这东西如今太金贵了，骆老保存了整整一大包，以备后用。为了保证这服药的品质，骆老亲自按古法炮制。果然几剂而愈。

　　很多人都以为“中医是慢郎中”，有时候连骆老的女儿都不例外。一次孩子发烧，咳得很厉害，工作繁忙的她为了快速治愈，也是直接送医院挂水去了，没想到连着一星期都没见好。而北京中医院一位医生，是名老中医的孙子，仅用了5味药，3服下去，小朋友就活蹦乱跳了。

　　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连治病救人的药都“病”了。骆老说：“我搞了50多年中药，现在的中药连我自己都不敢吃。不是危言耸听，很可能吃出问题。我吃中药，都得自己跑到药材市场亲手选药材，自己炮制。”

　　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断言：“中医将亡于药！”作为华夏5000年文化结晶的传统中药，到底怎么了？

　　目前列为转基因研究项目中药包括：金银花、忍冬藤、连翘、板蓝根、鱼腥草、人参、太子参、大枣、枸杞、核桃仁、丹参、绿豆、黄芪、百合、青蒿、何首乌、龙眼肉、杜仲、甘草、半夏、桔梗、银杏、麻黄、防风、芦根、地骨皮、竹叶、菊花、广藿香、巴戟天、枳壳、夏枯草等。

　　骆诗文说，中药市场放开以后，药材变成了“农副产品”，没多少人再指导农民种药了。现在种药主要靠价格调节，哪个上涨种哪个，哪种方法长得最大最快就用哪种。为了尽早上市，药农采收的天麻里面都是瘪的。桔梗生长两三年才能达标，现在人工种植一年就可以了。

　　杜仲等皮类药材，过去选择的标准是皮必须有0.3厘米厚，树龄一般10-15年，折断后杜仲丝拉都拉不动，那才有效。现在不管年限，也不管加工、研炒了，当年种的都拿来用，都是薄皮和枝皮的，也根本没有丝，疗效相差极大。黄芩五寸长才能用，现在才长到一寸长就被挖出来了。甘草、大黄三年以上的才能达标，可农民一旦遇到价好的年份，就会提前采收。

　　还有药用价值极高的辽五味子，本应到10月才能采收，已经提前3个月遭受了抢青之祸，采回来的青果还要喷上药水焐红，而真正自然成熟的五味子则无处寻觅。

　　打磺本来是传统的熏制方法，目前的问题是反复打磺，造成硫超标。更有甚者是直接将硫黄粉洒在药材上面，注重养生的老百姓叫苦不迭，从我国进口药材的韩国商家也是颇为头痛。为了获得二氧化硫不超标的白芷，他们只能每年从中国直接进口新鲜白芷自己加工。

　　当今中国，已经被戏称为“化学大国”，中药商在这方面的“追求”更是孜孜不倦。近年来为了让药材更好看，除了打磺，还增加了用双氧水浸泡天麻漂白，用氧化铁水洗丹参染色，拿洗衣粉搓掉霉斑……

　　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药店的噱头，后来经过化验证实，白银含有硝酸银、弱蛋白银，对人体黏膜有抗菌消炎作用：金箔则具有镇惊、安神功效。

       但中国还有多少中医专家呢？

　　“过去能被国家外派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治疗疾病的‘名师’已基本上没有了，只有高徒这一称谓，其中中医有145人，计划让他们再带上一批具有一定中医水平的中年中医，总数达到500人。”骆诗文谈道。

　　“我在中医药局好几年，问老中医：‘你带了几个徒弟？’他说上面给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带徒弟。如果是我自己带徒弟，肯定会像亲生儿子一样教他。现在我都七八十岁了，徒弟五六十岁，他都形成自己观点了，能跟我学什么？什么也学不了！’中医这不是等死吗？前年我写了调查文章，有领导批示我反映的问题很好，要允许中医带徒弟，可惜下到执行层面就不了了之。”

　　吕柄奎被誉为中医泰斗，他的儿子吕嘉戈告诉记者：“从中医人数上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到2004年，增长了70多倍，达157万人。而中医从1950年的27万-30万人，达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况且这27万人和55年前的那27万人，医疗水平无法相比。”

      自从清末太医院被废止，中医药就开始走上了不被重视之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如今更是日渐风雨飘摇。

　　“中药现代化没错，只是我们的路走错了！”著名专家张吉林认为：“中药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而不是全盘西药化。”

　　一位药工批评说：“现在该研究的不研究。比如传统硫黄熏蒸加工方式有不足的一面，但农民收的鲜药不处理无法卖出，怎么解决？没有人管。”

　　一位评论者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目前西医、中医，西药、中药，谁更科学，以我们目前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做出判断。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谁先压倒谁，而是先保护，不要让两大体系中的一个先行消亡。”

　　1949年，大局已定，苏共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滹沱河畔，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品尝着汾酒和红烧鱼，堪称美食家的米高扬赞不绝口。

　　毛泽东笑道：“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这番评价，他在1953年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又再次重提。

　　他不会想到，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今天中国大陆拿到的份额，只是世界草药销量的2%，日本则以90%的市场份额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占5%-7%。曾获得日本医师会授予“最高功勋奖”的日本医学权威大冢敬节，1980年去世前，曾叮嘱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不幸言中。

　　在日本，超市药店中卖得最火的，莫过于汉方药，甚至中国游客来此都会大买特买，带回去分赠亲友。

　　汉方药是在公元513年经朝鲜引入日本的，受宠1000多年。明治维新之后，汉方医学遭到抛弃，又在几年前再度重兴。“中医学概论”2006年成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2008年又被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

　　生产汉方药的龙头企业集中在津村等少数企业手里，他们特意在深圳开办一家涉足中药饮片的药业公司，高薪聘请从中国药企退休的老药工担当技术指导，涉及人参、桂皮、柴胡等500余种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

　　日本汉方药界，对饮片炮制技术的热情不止于此。

　　据炮制泰斗王孝涛回忆，只要他被请去日本讲学，对方总是不忘询问饮片炮制的关键环节。但王老提出想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炮制技术，却被断然拒绝。

　　如今中国六七十岁的老中医，到美国去就有可能享受“敞开绿卡”的特殊优待。

　　一位中医学教授，在国内开不了药店，更开不起医院——他是老师 ，没有办法考执业医师，没有处方权。开医院则必须有100平方米的地方，配上检验员、药师，以及5名以上的医生。63岁那年，他远赴重洋。在美国，直接住在儿子家里坐诊。

　　为了给其他医生也留点饭吃，他的规矩是一天只看30个病人。为了避免低劣药材之祸，特意从香港进口药材。一个月收入9万多美元，交完税还有6万多。在美国，10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房了。“在美国开诊所什么都不要，但是就一条，每隔一天卫生部门会来检查处方，他们想学东西。

　　湖南中医学院一位副教授陈勇，将自己在美国的考察，写成了《美国市场中草药的热销，对我国的中草药研究的反思与建议》一文，这篇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文章，正放在记者案头。他在文中谈道：“1994年美国已经通过一条法规，中草药这样的补充品，不经FDA批准，就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在有机食品专卖店销售。看见美国有机食品专门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中草药制剂，真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中草药制剂在美国这么受欢迎，中医药发展有望。惭愧的是在琳琅满目的中草药制剂中，没有一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

　　今年4月份，陈勇的小外甥女被诊断为鼻内有炎症，西药用抗生素。他女儿拒绝了，去有机食品专卖店买了一支德国生产的纯中药喷剂，一喷见效，清鼻涕立刻不流了。婴儿使用尿不湿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很容易患尿布炎。将美国加州宝宝公司生产的一种纯中药软膏抹上去，10分钟内红色炎症就会消失。

　　我国古方“六神丸”，日本拿去改造后，开发出“救心丹”，曾一度风靡全球，被誉为“救命神药”，年销售额1亿多美元。日本老牌的汉方药“正露丸”，也已经返销中国。在向中国申请中药专利的国家里，以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最热衷。2006年底，葡萄牙国立波尔图大学正式开设中医专业，并招收了首批27名学生。来中国研读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的人数位居第一。

　　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但是这一切，都与中国无关。我国的贡献，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

　　一位老中医则告诫说：“我们的中医药界要自尊自爱，不能始终靠‘外力’来带动。国外重视了一下，就急急忙忙去研究。国外没什么动静了，立刻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藏为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