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力行“阶级斗争”时代，但凡平民百姓都要遭受“本人成分”、“家庭出身”的制约；成分、出身“不好”，等于被划作了贱民、打上了奴隶的烙印，成为承受压迫的群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城市青年，休想入团、入党、入伍、参加工作，“上山下乡”之后，返城招工也没有指望。甚至婚姻也受到影响，在农村，地主家的子弟绝大多数都是光棍。

     然而，在当时的权力高层里，似乎并不坚持这一政治举措。比如说四人帮的“狗头军事”张春桥，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而且父辈祖辈都不是善人。其曾祖父张在文是衙门师爷，祖父张协中是日伪时期的巨野县征收处主任，父亲张开益是军阀张宗昌的手下，时任巨野县邮政局长，干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张春桥的老家家财万贯，丫鬟36名，房屋37间，宅基面积高达四千多平米。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为了保住家产，张家人选择投靠日本人，为日本人卖命，写了大量宣扬帝国主义的文字。一个家庭背景如此不堪的“阶级异己分子”，却能受到顶级权势的垂青，青云直上，乃至在“文革”中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甚至被内定为“总理接班人”！

     “共和国”居然出现这等现象，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