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习武故事》

      前几天与网友信陵君谈过习武的事。我习武,不是为了征服世界或行侠仗义，而是纯粹为了保护自己,图谋生存，因为我曾经连生存都感到了艰难。

      在幼年的记忆里,我的父亲曾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者。熟人相见,大家都叫他“先生”或是叫他“经理”。对我,则有人抱我、亲我,叫我“小少爷”，说我相貌堂堂，一脸官像，长大了一定会有大出息。那时我们家在谢家集的市区里开着一所饭店,由于父亲待人友善,生意非常红火。我的父亲响应政府的号召,把几家没有什么资本、境况艰难的小摊贩“联营”到自己的饭店里,给社会解决了一小部分城市贫民的生计问题。

      那时是“54年发大水”之后的第二个年头，我初能记事，我曾亲眼看见一个老奶奶上门求助，跪在我父亲面前，说家里遭灾，活不下去了，求我父亲给一口饭吃。我父亲叫她“老姐姐”，托起她，给了她半口袋粮食，把我们家对门的一座旧房子腾出来给她家住，让她17岁的小儿子到饭店挑水，每个月给18元工资（这个挑水的人后来在文革中横了起来，成为谢家集地区赫赫有名的造反派）。

      接着,联营的饭店实行了“合作化”,饭店的资产归了公家,我的父亲当了公家的经理，与店员们一样拿工资，算是国家的“商业服务战线干部”了。又接着,党组织派来了党的干部,一切当然要听党的,我的父亲被架空----实际上已被夺权。再接下来,开始“打老虎”、“反右派”了。一个外号叫“周二鬼子”的家伙对当权的人说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历史不清楚”，当权的人召集店员开了父亲的“斗争会”，以身份有问题、不适合当国家干部为由彻底挤开了他、罢掉了他,把他调到国营的“淮谢饭店”去做馒头,我们家的饭店 --- 一大摊子私人资产就这样被凭空地掠夺去了。

      从这时候起,那些以往叫我“小少爷”的人，有的对我翻了脸,开始鄙视我。此际，“阶级压迫”的思想已经被十分有效地灌输到了庶民阶层，一些认为自己“出身好”的人，开始以“阶级阵线”的观念表现自己爱憎分明。他们家的孩子经常结伙打我,骂我是“反动派的狗崽子”，常常把我打的鼻青脸肿,或是一头疙瘩。

      我是一位抗日军人的后代，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一个战斗者的血，这使我的天性极其倔强、难以屈服。我总是逢打必还，而且是拼了命地报复。我从小体格就出奇地健壮，战斗力特别强悍。一旦这些人家的孩子打不过我,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孩子直接打我、踢我,就是拉上他们的孩子来找我的父亲告状,甚至以此指责、辱骂我的父亲。说他因为被罢了官、夺了饭店而对现实不满，仇恨新社会，仇恨他们这些好人以及他们家的孩子，自己不敢报复，有意唆使自己的孩子殴打他们家的“革命后代”、“xxx的接班人”，扬言要记住“这笔账”，该算的时候一定要清算。

       每每遭受这样的欺凌，父亲就在家里喝闷酒，不说话。母亲心疼丈夫，不能对外人怎么样，却把我翻来覆去的痛打一番，她是河南人，打孩子下手特重，而且用的是棍棒。我挨打既不哭叫也不讨饶，母亲越打越生气，直到打得我皮开肉绽骨头散架、扒在地上不能动弹，令我下次记住不要再给大人惹气。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总是觉得父母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宝贝儿子，反而加重世人对我的摧残，因此常常心怀委屈（这个年龄怎么能够理解父母呢？），我当然不会记住什么，不等皮肉之伤愈合、骨头复位，新的战争便又爆发，而且在不断升级。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但凡遇上成年人打我、踢我，我便扑到他们身上连撕带咬地和他们拼命。有时被他们打昏过去，只要醒过来能够站直身体，所做的唯一一件事还是继续舍命地寻找仇人。

      有个姓徐的，他家两个孩子与我一个打架，身为家长的他竟然亲自对我拳打脚踢。他几次踢倒我，我几次爬起来冲过去咬他，用石头砸他。姓徐的越打越狠，有个过路的人看不下去，问他：“这是你自己的孩子吗？”姓徐的回答说：“不是，是个反动派家的野种！”这个过路的人倒是颇懂道理，立即愤怒起来，说：“谁的孩子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都是一样的人，你大人打小孩是犯法的！”结果，他把姓徐的扭送到派出所去了。

      有个姓邱的（贪污腐败分子），他家十几岁的儿子把我刚会走路的妹妹撞到阴沟里了，弄的一身污泥。我母亲去找，他们一家人一起骂我母亲是“反动派家属”，还叫她“老实一点”。母亲来家大哭。当时我正赶上寒假不上学，每天早晨抱着满怀石头去到邱家见人就砸，没人就砸玻璃。他们咬牙切齿地说要把我弄死，却又不敢。我接着砸，一直砸到他们到我家向我母亲赔礼道歉。

      就这样打到了十二、三岁，我成了我们那条街的“名人”，与很多人殊死地较量过，让他们领教了厉害，记住了这个“反动派的狗崽子”不是个可以随便蹂躏的家伙，渐渐地不再有人欺负我了。

      有一天我到饭店找父亲有事要办，正碰上一个叫“赵疤瘌”的五大三粗的汉子，找茬抓住父亲的领口恶言辱骂，我二话没说，跳起来往这个汉子的右眼上狠狠透了一拳（我是左撇子，总是先出左拳打人，对方防不胜防，父亲说我天生就是一个打架的材料）。这个汉子放了父亲伸手抓我，被我跳起来用右拳又打中了他的左眼。他蹲到地上双手抱眼，大叫：“坏了，坏了，我的两个眼珠子都完蛋了！”

      他的几个同伙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攥在手里，围过来打我，我抓起了一把切卤肉的大板刀，狠狠挥了两下，他们便作了鸟兽散。

      父亲说我长大了可以当土匪，就是因为这件事说起的。

      这一天事后回到家里，当母亲再要毒打我时，父亲喝止了她。从这一天晚上起，父亲开始向我传授武术、教我练功。他是冯玉祥的部下，西北军的军官。西北军对军人素质向来要求严格，连一级的部队里专门配备一个武术教官，专教各项武术。所有的军官必须练习劈刀打拳，成绩必须优于士兵。父亲在西北军服役近20年，因此他的根底很深厚，却由于遭受政治压迫的原因，他从来不敢向任何人动手。

       从这时起，我随父亲练习了“12路潭腿”、“罗汉对手”，后又与友人单文轩练过“十三太保”----在淮南属于回民拳。17岁以后练散打，即自由搏击。因为有了子女，29岁学“六合拳”未毕，以后停练架子拳，只练功夫。至今，年近六十，二、三十岁的子、侄辈尚无对手----也许是孩子们不想让我难堪，给我留着这张老脸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