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人：傻子刘传伟

       1971年2月13号，我们12名新招的“上山下乡”知青结束岗前“学习”，被分配到炼铁车间炉前三班，其中有刘传伟。

    刘传伟，八公山区人，人高马大，身体魁梧，爱吹牛、说瞎话，动辄发怒，不是用拳头捶人就是扇人耳光，再不就用翻毛皮鞋踹人。上岗不到三个月，全班38人，被他打了36个，只剩下他自己和我没有打。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同春是潘集地区人，为人耿介，爱憎分明，曾批评刘传伟，叫他不许这样。刘传伟对王同春说：“你当书记有什么了不起？要是再搞文化大革命，我照样把你的绿屎打出来！”

    有人说刘传伟活脱脱一个“牛二”，王同春说刘传伟是个傻子，叫大家尽量不要惹他。有坏蛋煽动刘传伟：“你这么牛P，为什么不敢打楚樵？”“你要能把楚樵揍一顿，我们才真地佩服你！”

    有一天工作之余大家都在休息，刘传伟在那里讲傻话，他说：“如果我能有一挺永远打不完子弹的机关枪，我现在就到台湾去，把蒋介石和国民党都杀掉，叫毛主席封我做大元帅，然后我就带领全国的解放军先消灭‘苏修’，再消灭‘美帝’，解放全世界！”

    大家哄然大笑，我也淡淡地笑了一下。早已存心找我麻烦的刘传伟怒骂了一声“你他妈的奸笑什么？”便突然冲向我，甩开膀子把大巴掌扇了过来。

    我当时19岁，个子只有一米六，刘传伟却是24岁，身高一米八，高我大半头。我猛地缩身躲开了他的巴掌，顺势在他的肋骨上重击了一拳。我从12岁开始练习打黄表纸（100张，直到全部打烂，此为传统武术基本功之一），15岁在农校改为打沙袋、练手掌劈砖，当然出手就不会轻。刘传伟被我击中后“哎呦”一声痛叫捂住肋骨蹲了下去，我又飞起一脚，撩到他的下巴上，他仰天倒地，满嘴喷红，一面叫疼一面嚎啕大哭。

    刘传伟被送往医院抢救。王同春把我叫进办公室，以领导身份找我谈话，先大声熊了几句叫门外的人听见，然后压低声音悄悄对我说：“刘传伟这家伙确实该打，但是你小子下手太重了，X光拍片证明有两根肋骨开裂，差点儿断了，而且刘传伟满嘴的牙齿都活动了。”我被责令写“检查”，在全车间700名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但是，王同春私下里却对我却有很多赞许。车间领导班子开会，团支部书记李学荣也说：“大快人心，对付刘传伟这样的恶棍，必须有楚樵这样的英雄好汉！”李也是当地人，为人正直，王同春升到厂部，她也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今74岁，仍健在，我一直尊她为老大姐，前年曾找我夫人学习太极拳，学习刀术、剑术。

    打这以后，刘传伟再也不敢打人了。

         1973年年底中央下发“九号文件”，全面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淮南煤矿机械厂支柱车间的工人李庆云认为“毛主席新的战略思想”是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中国的大儒’的问题”、“解决蒋介石的合作者周某某的问题”，认为“这一次运动伟大意义不会小于与刘少奇的斗争”，于是他开始扯旗造反。进入1974年，声势越造越大，从3月份到4月底，在李庆云的煽动下，全市十矿三厂全面罢工停产。暴民蜂起，所到处打、砸、抢、抄、烧，一片狼藉。包括市委书记丁继哲在内，领导干部尽被打跑、吓跑，大街上青天白日不敢有人行走，不敢有人开车。

    刘传伟宣告要参加“反潮流”，宣称他们的总指挥就是毛主席。他把职工考勤表抢过去，给自己的出勤一口气划到头，然后自报奋勇投靠李庆云，成为暴民之一员。刘传伟警告我：“我‘胡汉三’迟早要回来，到时候我活活地把你楚樵的皮剥掉！”

         1974年4月29日凌晨，李庆云被秘密抓捕。是日上午，刘传伟第一时间赶到李家。“反潮流勇士”越聚越多，李庆云的妻子一遍又一遍地对大家诉说李被抓走时的情景。有人说：“反潮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坚决支持的，抓李师傅肯定是‘走资派’们干的事，这是是镇压革命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他们必遭失败！我们要抗议，要把李师傅救出来！”

    大家的胆量一下子提升起来，于是刘传伟领着头，他们冲击、砸毁了淮南煤矿机械厂的厂部机关、当地的蔡家岗派出所、区政府机关，封锁了区境内的南北要道。第二天，刘传伟又和“反潮流勇士”们在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前马路上重新集结，拦截过往车辆，组成车队由西往东，一路扫荡过去，砸毁、抢劫了沿路所有的派出所、政府部门，接着又砸毁、抢劫了市委机关大楼、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档案馆。遭到破坏的档案资料如同山积，有人放火焚烧，刘传伟在旁边忙得屁颠屁颠，找来棍子挑火。

        “4.29、4.30案件”由此形成。

        “反潮流勇士”们并不就此甘休，支柱车间的于文章和九龙岗的袁炳礼组成百余人的“上访团”，闹到了北京。没有东西吃，刘传伟带头哄抢南苑公社。受于文章、袁炳礼指使，刘传伟横躺在马路上，拦截外宾汽车以造势，要面见“红太阳”，请他老人家出面直接撑腰。

    北京人抓了他们，把他们“遣送”回淮。

    镇压命令由上而下迅速传达，6月13日，由驻军带领武装民兵展开逮捕行动，麻风院长金某因保护“反潮流”王某被当场击毙。刘传伟不知死活，犹在街头说这是“走资派”们血腥镇压“革命群众”，毛主席知道了绝对没有他们好果子吃。抓捕组将他一棍打倒在地，五花大绑押走。

    “4·29、4·30专案组”随即成立，由李学荣推荐，我为成员之一。有一天，杨洪生（时任淮南煤矿机械厂保卫科长，专案组一线领导之一，今健在，84岁。）给我们开会分析案情，说到刘传伟，我说：“此人是我的同班工友，他是个傻子，不能当做正常人追究……”杨洪生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拿出了刘传伟在市档案馆用棍子挑火烧档案的照片，令我立即转变观点，不许再有同情思想。

    清算持续了三个月。1974年国庆期间，“4.29、4.30案件”举行公判，袁炳礼被枪毙，李庆云、于文章被判死缓，刘传伟被判十年刑期。到了1976年夏天，李庆云终被执行了死刑。

         40年过去了，没有人给“4.29、4.30案件”平反，死的死了，活下来的还是“刑满释放犯”。刘传伟被抓时，他新婚的妻子立即宣布改嫁。刘传伟刑满后回到父母身边，靠父母的退休工资糊口，父母故去，他只得以捡破烂为生。2005年我到八公山区劳动村一个老工友家聚会，在村子的一个垃圾箱傍边遇上了他。他老了，腰弯下来了，只剩下了一只眼，并且腿也瘸了。不免寒暄几句，他却对我说：“你快点把手里的矿泉水喝掉，空瓶子给我！”

    我连水带瓶子都给了他。他拧开瓶盖看看里面“中奖”没有，喝了一大口，又问我：“老弟你给我说句实话，到底现在好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

    我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他在后面大声地嚷嚷着：“妈地戈壁，毛主席要不死，我们这些人早就给平反了，现在没人问，饿死你狗尻的都没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