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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上山下乡》之：下乡以后


         那天，“解放”牌大卡车在石子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们这些知青送到了寿县堰口区。区“革委会”主任致了欢迎词，照例还是大念一通“伟大领袖”的“最高”或“最新”指示，说响应“号召”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如何“光荣”，然后叫我们自己到街上买东西吃——他们没有食堂。到了下午，大家被分成许多股，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陶家小店公社”（不久即撤销，并入堰口公社）。

          “解放”牌大卡车早已返回淮南，区干部叫我们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我们步行18里到了“陶家小店”，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又致了欢迎词，又把大家分成许多股，然后由应邀而来的各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带到农村去。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王墙大队，走了七、八里到了大队部。接下来，各个生产队队长应邀而来，大队书记对他们宣布了每个队可以认领两名知青的原则。生产队队长们开始挑选我们，他们就象买牲口，毫无避讳地说肥道瘦，直面评论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第一印象。直到天黑，最后的分配才算了结。
         一个比我大两岁、姓王的知青始终跟我在一起，我们被一个名叫王西山的中年汉子认领下来，他是柴拐队队长。天色已经黑透，我们跟着王西山，磕磕绊绊又走了两、三里黑路，好不容易才到了他家。我们放下背了一天的铺盖卷，坐在煤油灯下等着吃饭。门里门外，全村的男男女女都来了，大家简直就象在看耍猴的，感到希奇而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与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了。这地方靠在瓦埠湖边，离堰口集公路12华里，非常偏僻，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出过村子，他们没有见过外人，对我们很感新鲜、稀奇，有的人便口无遮拦地对我们刨根摸底。村民们不分任何场合地直接打听我们多大了？有“对象”没有？父母在城里是干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在城里住什么房子？在城里吃什么、穿什么？
         小王的父亲不久之前当上某个煤矿的“革委会”副主任，很有优越感，而我的父亲却因为“历史问题”刚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床上抵足而眠，交谈中，我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后来，在某些个场合下，小王把我告诉他的一切向村民们泄露无余，并且还对村民们解释说：所谓“反动军官”，跟你们农村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一样的。
         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是250元，早先已被各个关口，一层层以各种理由扣去了65元。村里利用旧房基给我们搭建了两间稻草房，加上置办生活用物、农具，偿付村民劳务费等等，这些钱便被迅速扣光。这样的情况非止我们两人。1969年春天，全地区的下放知青普遍缺钱缺粮，进入了第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我们淮南市的知青比较老实、规矩，江苏、上海来的知青则不是这样。有人开始偷盗生产队的粮食，继而偷盗农户家里的鸡鸭、小狗、小猫。先是少数人，后来大家互相传授“经验”，互相鼓动，逐渐形成了恶劣、无耻的风气，让极度贫困的农村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区域不同的知青还相互打架，淮南人最能战斗，打击的目标多是上海“小瘪三”。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大家总是看对方不顺眼。
         有人写了一首<知青之歌>，很快传播开来，除了智障和哑巴（这类人多是“社会青年”，一样算作“知青”名额“上山下乡”），几乎每人都会唱几段子。没过多久，传来了作者被判重刑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此人竟然因此差一点被枪毙）。当然，这首歌也就成了禁歌。有人秘密建立了知青团体，被人揭发，指为“反共救国军”，破获以后，两个“为首分子”判死，被枪毙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
    女知青较之当时的农村女性显得细皮嫩肉，农村里的一些青皮流氓开始打他们的主意。有一男一女两知青，本来是同学加恋人，相约下放在一个村。村里有人为占有这个女的，竟杀害了男知青。更甚者，淮南市东部淮丰公社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某（造反派出身），利用权力，拿女知青当妓女，做无偿嫖宿，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人。
         女知青在农村遭受欺凌、被强奸的事件屡屡发生，社会上大为哗然、纷纷扰扰，女知青的父母们把农村看成了危途。毛Z东为了叫知青们继续下放，只好叫周恩来部署“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运动。从1970年开始，奸污一名女知青判7年徒刑，利用职权奸污三名女知青以上者判处死刑。淮丰公社的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周某被逮捕，被游街示众，然后枪毙。一时人心稍安。
         小王的父亲曾经来过柴拐村，小王告诉大家，他爸爸的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一时之间引起村民的仰慕。大家过来瞻仰小王的父亲，他却十分地小气，只给每人一支“东海”牌香烟。然而，“副县级”大官的招牌只闪光不管饿。小王身体很瘦弱，手无缚鸡之力，很多劳动他都无法从事（他做过电工临时工，但农村没有电，根本用不上），村里人渐渐开始讥笑他，每天都有人传诵他如何无能、如何窝囊的事例，还按他习惯耸背的形象给他起了一个“老虾”的绰号。“老虾”家里兄弟姐妹六七个，母亲无业，所以家境也不是太好。“老虾”找我，要求我陪他到上面诉苦、讨救济。我与他跑到公社，跑到堰口区，听那些造反派出身的土包子干部说了许多的混账话，最终还是两手空空。没有别的办法，“老虾”哭了一场又一场，几次说要自杀。

         我自幼习武，体格健壮，又是做过煤矿临时工的人，不怕劳动。在1969年至1970年的两年时间里，割麦、插秧、挑担子、耕地耘田、推独轮车，全都学会了。由于少年时期爱好武术，一直练功，体格比农村青年优越很多，因此有的力气活儿比他们做的还好。生产队给了每个知青半厘土地，人家的长荒草，我的却种了蔬菜。在农村，我用不着象“老虾”那样经常哭哭啼啼，因为我基本上可以自食其力，能够勉强维持下去。我与本村的小青年们很能玩到一块。玩文的，和他们一起唱革命歌、样板戏；讲《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玩武的，打拳、摔跤、翻石磙、到大湾里撵野兔。我的“文治武功”征服了人心，换取了村民们由衷的尊重。村里的人，渐渐忘记了我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出身，把我当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大队搞评选活动，我被推选到堰口区，给予了“优秀知青”、“学大寨红旗手”的称号。
         有的知青比我混得更好。到1970年年末，有男知青被当地人招为女婿，有女知青做了农村人的媳妇。有的人则入了党，当上了农村干部。我当上了武装民兵、“专政队小队长”。大家让我当上了记工员，这位置在村里特别重要，威信相当于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