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祸乱的主要成因

     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成因不能抛开前苏联。

      母庸讳言，毛泽东崇拜斯大林，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斯大林死后，毛一心要做他的继承者、接班人，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代领袖。现存的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资料，随便翻检都可以找到这个方面的证据，尤其到了“文革”期间，中国的国家宣传机器甚至公开打出“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口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嗤笑。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让毛最为失意的是，赫鲁晓夫却开始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批判斯大林，把斯大林剥得一丝不挂。毛所依凭的偶像被苏联人自己拉下了神坛，他承受不了这样的闪失，于是就强力反对并试图阻止苏联人对斯大林的反省。这是公然干涉别国内政，一向强悍的苏联人当然不会买他的账，于是他就在中国国内发动了血腥的“反右斗争”，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向所有的参与执政的人们显示了他的不可冒犯。此类行径的意义，如同一个蠢妇与邻居争执丢了面子，回家关上门暴打自己的孩子出气以显威风。

       这，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伏笔！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工业发展的最好。毛知道，想取代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仅凭“小米加步枪”和一穷二白是不行的。为了这个，他筹划出了异想天开的“大跃进”运动，喊出了“超英国、赶美国”的口号。当时的苏联经济是不能与英国、美国伦比的，如果中国超过了、赶上了英国、美国，不消说也一定超过、赶上了苏联。有了经济实力，中国就可以抛出大量的物资以“支援世界革命”的名义拉拢全世界的“革命”势力，那么苏联还算老几呢？

      大兵出身的彭德怀没有弄清毛的心思，只是直言“大跃进”的哪些做法不利于国不利于民，于是毛在“反右”之后仅隔一年就掀起了“庐山斗争”，创立了打击、迫害党内高层领导成员的先例。（“庐山斗争”实际上是“文革”运动的小规模预演。）最终，事实证明真理在彭德怀一边，毛的“大跃进”确实是一场极度荒唐的闹剧，不但寸功未建，还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把整个国家建设摧残的一塌糊涂，让苏联，让西方看足了笑话。让全党、全体中国人民瞠目结舌。他的治国能力暴露无遗，他的颜面一下子丢的干干净净。

      在这样的形势下，赫鲁晓夫进一步公开批判斯大林、全面否定斯大林。毛依然顽固地宣称“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字不提斯大林屠杀苏联共产党员的滔天罪行，罔顾苏联人民对斯魔的憎恨，直言诋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就是丑化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论战”自此开始，毛大骂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是“叛徒”、“反革命”，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他终于与“老大哥”彻底翻脸，由一贯媚苏转为公开反苏。

     从1959年开始，中国被毛泽东折腾出了可怕的大饥馑，到1962年，已经有几千万群众被饿死。夸张一亩土地能生产数万斤粮食的毛，依然一心要用中国的粮食支援“世界革命”，以博取那些弹丸小国的欢心，他认为农民家里还应该藏有大量的粮食，于是就要求召开大区会议，叫大家来解决粮食的征缴问题。大区的领导们心里清楚自己无法弄到粮食，只好提议让下面的县长也来参会。于是就促成了“七千人大会”。

参会人员实在没有办法变出粮食，于是把“大跃进”的恶果毫无保留地端上了桌面，毛这时才明白自己到底闯下了多大的祸端，而且已经无法规避。但是，他还是想出了一个委罪于天的花招，说是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大跃进”的错。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全部异口同声赞成毛的这种推诿，或许“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或者晚一点发生。但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却公开地宣告：“‘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句话等于干净扯掉了毛泽东的遮羞布。毛深信刘少奇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定会揭露他“大跃进”的错误乃至所有的错误，一定会批判他。他最终完全可能落得斯大林那样身败名裂的下场。赫鲁晓夫是他的敌人，当然，“中国的赫鲁晓夫”更是眉睫之间的敌人。

      毛泽东从来与不同政见者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对待这样的人，无论党外党内，他的一贯对策是：政治上打倒，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

      于是，“文化大革命”这颗超级炸弹从“七千人大会”开始进入计时阶段，三年半后由毛本人亲自引爆！刘少奇倒了，“七千人大会”的参加者百分之九十都倒了，接着是清算、批斗、精神打击、肉体摧残。很多人折磨致死，很多人自杀身亡，一场空前浩劫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