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的尘#埃（三）关于“陕甘边区”

      党史资料如是说：

      “1934年11月，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1月，改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地方上“红军”势力和“苏维埃”政权的领袖、首脑，他们创建的这一块边区根据地，毫无疑问也是党的根据地。由于“中央红军”的到来，这块根据地就成了第二个井冈山，刘志丹等人也险乎成了第二个王佐、袁文才！有人说毛泽东曾经在刀口下留了刘志丹一命，但是刘志丹最终还是因背后中枪而死，谁下的手？这一直是“不解之谜”。在毛泽东的《自传》里，这个第二个井冈山 居然又与刘志丹等创建者毫无关系。

      毛说：“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瞧瞧，这个根据地又变成他毛泽东创建了。

      为了维护这个谎言，在“解放”了十几年以后，毛又亲自挑起“小说《刘志丹》事件”。1962年，小说《刘志丹》被毛定性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被指责为幕后策划者。习仲勋屡遭清查、迫害，被捕入狱坐牢八年，前后被整治、“审查”十六年之久。贾拓夫被逮捕囚禁，于1967年遭迫害致死。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活活打死。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多达万余人。陕北老区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被迫害致死。

      “四人帮”倒台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