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上山下乡》:从“下放”到“接受再教育”
“下放”一词因“反右”而起。幼年的时候,曾记得有的街坊家门突然被打上了封条,一家人背起了铺盖卷,带着子女,提溜着做饭的铁锅,㧟着盛了家什杂物的篮子一路哭着走了。大人们说,他们家被“打右派”了,城市里不许他们呆下去,被“下放”了,严格一点说,这叫“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什么叫“下放”? 小孩子没法弄懂;什么叫“遣送原籍”?小孩子也没法弄懂,只是从被“下放”、被“遣送”的人哭哭啼啼、戚戚哀哀的情景看,心里感觉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大跃进”,大刮“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以后,导致了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城市边缘经常可以看到饿毙灾民的尸骸,国家经济崩溃,城市建设停滞,工业破败不堪,无法解决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就业问题。1962年,“伟大领袖”M主席以“以党叫干啥就干啥”、“建设新农村”、“建设边疆”的名义发动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大城市的年轻人去新疆建设兵团、北大荒、海南岛,叫“扎根边疆”;农村户口的高中毕业生不让考大学,规定他们哪里来的必须回到那里去,“扎根农村”。当时,“扎根”扎得最好的有邢燕子、董加耕等人,被推作初中、高中学生的榜样。
那时老樵正在读小学,年龄太小没赶上,不过这并不是怎样的憾事,因为没过几年,第二次“上山下乡”又接踵而至了。第二次“上山下乡”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从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造反、武斗闹了整整两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城市里的一切建设又一次破坏殆尽,又一次导致了工业的严重萧条,又一次无法安排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就业,于是伟大领袖又一次用“上山下乡”来解决问题。
这一年老樵虚龄17岁,可可地赶上了“好机会”。
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9月,一个“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发布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成员由执行军管的军人、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有公职的造反派头目组成,谓之“三结合”。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忽然飘出了“红卫兵要下放了”的风传。到了10月份,“伟大领袖”果然发布了新的“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为此我的一个“红卫兵”战友找到我家,愤愤地对我说:“当初称我们‘红卫兵小将’,下死命令叫我们‘停课闹革命’,打黑帮,打走资派,打刘S奇,这喒子我们怎么成了‘再教育’对象了?”
我曾经为了被无辜伤害的仇恨而参加武斗组织,我的老父亲怕我被人打死或是打死别人,就把我安排在谢三矿当了临时工。有一天刚刚到班,单位的头头过来传达文件,要义是:有六十三个最革命、最优秀的“红卫兵”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并发出倡导: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要到那里经历大风大浪,到那里炼红心、继续革命,以便更加热爱M主席、更加忠于M主席。当然,出于革命友情,他们希望所有的战友们都去一起炼。接下来就是全社会发动动员,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说所有的城市娃儿们都应该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在宣传“上山下乡”是听M主席的话,是一条光荣极至的道路。这“上山下乡”不是所有的人都可去,有一个范围,即是66年、67年、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这便是以后历史上人人皆知的“老三届”(初中的又叫“小老三届”,高中的叫“大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