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刘传伟

                                    (纪实文章，内容全属真人真事真言，人物实名)

      自1968年11月下乡插队到1970年12月，在农村苦熬了25个月的我有幸招工返城，被分配到淮南煤矿机械厂钢铁分厂（1975年分厂上升为中央煤炭部直属企业淮南钢铁厂）。1971年2月13号，我和其他12名知青结束“岗前培训学习”，分配到炼铁车间，其中有刘传伟。

      刘传伟，八公山区人，人高马大，身体魁梧，爱吹牛、说瞎话，喜怒无常，动辄发脾气、暴怒，不是用拳头捶人就是扇人耳光，再不就用翻毛皮鞋踹人，多是踹人的裆部，又毒又狠、不管死活。上岗不到三个月，全班38人，被他打了36个，只剩下他自己和我没有打。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同春是潘集地区人，为人耿直，爱憎分明，曾批评刘传伟，叫他不许这样。刘传伟吊儿郎当地拍拍王同春的肩膀，摸摸王同春的头（王同春40多岁，算是长辈人，且是单位领导，刘传伟这样举动当然是大不敬的），说：“你当书记有什么了不起？要是再搞‘文化大革命’，我照样把你的绿屎打出来！”

      有人说刘传伟活脱脱一个“牛二”，王同春说刘传伟是个傻子，叫大家尽量不要惹他。有个坏蛋背后挑唆刘传伟：“你这么牛P，为什么不敢打楚樵？你要能把他‘绿屎’也打出来，我们才真正佩服你！”

      有一天劳动之余大家都在休息，刘传伟在那里讲傻话，他说：“当个钢铁工人算J巴，火烧烟熏活受屌罪！如果我能有一挺永远打不完子弹的机关枪，我现在就到台湾去，把蒋介石和国民党都‘嘟噜’掉，叫伟大领袖毛主席封我做大元帅，然后我就带领全国的解放军先消灭‘苏修’，再消灭‘美帝’，最后解放全世界！”

     大家哄然大笑，我也情不自禁地淡淡一笑。早已存心找我岔子的刘传伟怒骂了一声“你他妈的奸笑什么？”便突然冲向我，甩开大巴掌扇了过来。我当时19岁，个子只有一米六，刘传伟却是24岁，身高一米八，高我大半头。我猛地缩身躲开了他的巴掌，顺势在他的肋骨上重击了一拳。我从12岁开始练习打黄表纸（100张，直到全部打烂，此为淮南地区传统武术基本功之一），15岁在农校改为打沙袋，再后来练手掌劈砖，最多曾经一掌劈断三块，当然出手不会轻。刘传伟被我击中后“哎呦”一声痛叫捂住肋骨蹲了下去，我乘势又飞起一脚，撩到他的下巴上，他仰天倒地，满嘴喷红，一面叫疼一面嚎啕大哭。

      刘传伟被送往医院抢救。

      王同春把我叫进办公室，以领导身份找我谈话，先是大声熊了几句叫门外的人听见，然后压低声音悄悄对我说：“刘传伟这家伙确实该打，但是你小子下手太重了，X光拍片证明有两根肋骨开裂、下陷，差点断了，而且刘传伟满嘴的牙都活动了。你要把他打死了可怎么办？”我被责令写“检查”，在全车间700名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但是王同春私下里却对我却有很多赞许。车间领导班子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我，团支部书记李学荣说：“大快人心，对付刘传伟这样的恶棍，必须有楚樵这样的英雄好汉！”李也是当地人，为人正直，不久王同春升到厂部，她也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今健在，76岁，我一直尊她为老大姐，前几年曾找我夫人学习太极拳，学习刀术、剑术。

      打这以后，刘传伟再也不敢打人了。

      1973年11月中央下发“九号文件”，展开“批林批孔”运动。

      那时候，受毛泽东所营造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气候的影响，有些人特别喜欢来“运动”，喜欢“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运动”中闹事、整人，大出风头，被人们称作“运动员”。淮南煤矿机械厂支柱车间的普通工人李庆云是一个最踊跃的“运动员”。他在“理论”上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主席新的战略思想”，其实是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中国大儒’的问题”、解决那个“曾经与蒋介石共事的周某某”的问题，断言“这次运动伟大意义不会小于与刘少奇的斗争”，于是他就开始挑头扯旗造反。

      1974年3、4月份，在李庆云的一再煽动下，淮南市主体工业十矿三厂全面罢工，一时间地痞流氓、政治暴民蜂起，所到处打、砸、抢、烧，到处一片狼藉。包括市委书记在内，领导干部尽被打跑、吓跑，大街上青天白日不敢有人行走，不敢有人骑自行车。

      刘传伟宣告要参加“反潮流”，宣称他们的总指挥就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把班组的职工考勤表抢过去，给自己的出勤一口气划到头，然后自报奋勇投靠了李庆云，由流氓恶棍成为政治暴民之一员。刘传伟特别警告我：“我‘胡汉三’迟早要回来，到时候我带领所有的‘反潮流’战友找你算账，活活地把你楚樵的皮剥掉，吹上气，当皮球踢！”

      1974年4月29日凌晨，李庆云被秘密抓捕。是日上午，刘传伟第一时间赶到李家。“反潮流勇士”越聚越多，李的妻子一遍又一遍地对大家诉说李被抓走时的情景。有人说：“反潮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抓李师傅肯定是‘走资派’干的事，这是镇压革命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我们要抗议，要把李师傅救出来！”

      大家的胆量一下子提升起来，于是刘传伟领着头，他们冲击、砸毁了淮南煤矿机械厂的厂部机关、当地派出所、区政府，封锁了南北要道。第二天，刘传伟又和“反潮流勇士”们在厂门前马路上重新集结，拦截过往车辆，组成车队由西往东，一路扫荡过去，砸毁、抢劫了沿路所有的派出所、政府部门，接着又砸毁、抢劫了市委机关大楼、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档案馆。遭到破坏的档案资料如同山积，有人放火焚烧，刘传伟在旁边忙得屁颠屁颠，找来棍子挑火。

      震惊华东地区的“4.29、4.30案件”由此形成！

      “反潮流勇士”们并不就此甘休，支柱车间的工人于文章和九龙岗机务段的工人袁炳礼组成百余人的“上访团”，闹到了北京。没有东西吃，刘传伟带头哄抢南苑公社。受于文章、袁炳礼指使，刘传伟横躺在马路上，拦截外宾（阿尔巴尼亚大使）的汽车以造势，要面见“红太阳”，请他老人家出面直接撑腰。北京人抓了他们，把他们“遣送”回淮。镇压命令由上而下迅速传达，6月13日，由驻军带领武装民兵展开逮捕行动，麻风院院长金某因保护“反潮流”分子王某（钢铁厂轧钢车间女工）被当场击毙。刘传伟不知死活，犹在街头说这是“走资派”们血腥镇压“革命群众”，毛主席知道了绝对没有他们好果子吃。抓捕组将他一棍打倒在地，五花大绑押走。

      “4·29、4·30专案组”随即成立，由李学荣书记推荐，我为专案组刑事调查员之一。有一天，杨洪生（时任淮南煤矿机械厂保卫科长，专案组一线领导之一，今健在，86岁。）给我们开会分析案情，说到刘传伟，我说：“此人是我的同班工友，他是个傻子，不能当做正常人追究……”杨洪生把我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拿出了刘传伟在市档案馆用棍子挑火烧档案的照片，令我立即转变观点，不许对这种人再有同情思想。

      清算持续了三个月。1974年“国庆”期间，“4.29、4.30案件”举行公判，袁炳礼被枪毙，李庆云、于文章被判死缓，刘传伟被判十年刑期。（到了1976年夏天，李庆云终于被执行了死刑。）

      4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给“4.29、4.30案件”平反，毙的毙掉了，活下来的还是“刑满释放犯”。刘传伟被抓时，他新婚的妻子立即宣布改嫁。刘传伟刑满后（曾因在监狱乱说话、打架被加刑，实际刑期12年）回到父母身边，靠父母的退休工资糊口，父母故去，他只得以捡破烂为生。

      2005年我到八公山区劳动村一个老工友家聚会，在村子的一个垃圾箱傍边遇上了他。他老了，腰弯得很厉害，只剩下一只眼（当年受审时被人打掉一只眼球），并且腿也瘸了。不免寒暄几句，他却对我说：“你快点把手里的矿泉水喝掉，空瓶子给我！”

      我连水带瓶子都给了他。他拧开瓶盖看看里面“中奖”没有，喝了一大口，又问我：“老弟你给我说句实话，到底是现在好？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

      我知道这种人是至死不会醒悟的，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他在后面大声地嚷嚷着：“妈地戈壁，毛主席要不死，我们这些人早就给平反了，被枪毙的也该算烈士了，现在没人管、没人问，饿死你狗尻的都没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