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谈国是：寻找治理贪腐的良药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贪官污吏，没有哪个国家的贪官污吏像中国的贪官污吏这样如此嚣张、如此大胆。

      一个戚火贵，每年贪污所得恰巧与那个县的全年财政收入形成正比，因此那个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淮南市一直“财政紧张”，退休工人的生活费一直走低，前市委书记陈世礼为了赚取一、两百万元的回扣，竟把一亿五千万人民币白白送给韩国骗子。对方是空壳公司，我方连追都没法追，一笔巨资就这样打了水漂。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当“书记”的时候，价值1000万元以上的地皮仅以200万元就卖给了私营企业主，价值一个多亿的体育场仅以1000万元卖出，只是为了贪图一点贿赂。搞一个飞机场项目，一下子干掉两亿五千万元。三、四年的时间，王怀忠使得一个地级市的国有资产流失高达10亿元。阜阳被他整的干干净净，老百姓极度贫困，千家万户只得外出打工谋生，背井离乡，境况悲惨。

      还有一点更要命的事情：任何一个贪官都不是孤立的，小有同伙，大有爪牙，下有黑社会、黑帮势力，上有台柱子、靠山。沈阳的慕绥新案，一网捞了100多。王怀忠案发后，阜阳市厅局级干部被捞出10多名、县处级干部被捞出10多名，科级干部上了三位数。这回安徽副省长倪发科被审，屁股后面拽出了方西屏、曹勇等一大帮子省市级贪官，这些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并不比他们的头儿少到哪里去。

      当初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热火朝天大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承诺“本世纪末实现人均月收入1000美金的小康社会”。结果是，十年改革之后通货膨胀，城市市民夫妻两人的工资不足供养一个上高中的子女，农民交不起税费，企业职工纷纷下岗……老百姓说，我们永远都翻不了身，因为钱都被贪官污吏贪去了。实际上，贪去的是有限的，糟蹋掉的更加骇人。

      从1990年以来，“一切向钱看”、“闷声发大财”，贪官们总在翻倍地捞钱。从本世纪开始，国家在艰难地打贪。十几年来，不断有贪官污吏完蛋，小者县、市“书记”，大者省、部之长，还有警界、军界的高官，轻则“有期徒刑”某某年，重则无期徒刑乃至死刑，一针注射，魂归地府。这些家伙，每一个人都曾经握有一份权力、不可一世，每一个人都曾经利用这份权力玩了命地敛财、享受酒色财气，到了突然被“双规”、审查，被接受包括死刑在内的判决时，叫别人看着，也确实有些可怜。

      然而，从枪毙戚火贵、处决王怀忠、胡长清、成克杰到现在，十多年来，全国被重判、杀掉的贪官累千计万，却总在翻倍地滋生，总是“你杀你的，我贪我的，一天不逮我就照贪不误！”好像大家全不在乎、都不怕死似地。机关里面，“三个代表”天天说，“先进性教育”天天教，“反腐倡廉”天天倡，政治学习、党员学习每周都在进行，“书记”们、某长们常常还要作作“廉政报告”。为什么还是贪污照贪，腐败照腐？前面逮了一批、杀了一批，后面马上又起来一批，多是比前面的更厉害？

      有辙吗？有些人早已心生厌恶和绝望，早已不再相信、不再看得起“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干部”不“干部”，都是贪官、狗官、狐群狗党，与匪徒、盗贼、毒贩子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作奸犯科、祸国殃民的东西。他在台上颐指气使，老百姓在台下骂他狼心狗肺、人模狗样，期待他及早被“双规”，被枪崩。

      拿什么来拯救中国？拿什么来拯救中国的官员？

      看看韩国，前总统当任时涉嫌亲属受贿，自己了断，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向人民道歉。看看台湾，陈水扁曾经何等地不可一世，因为贪污，照样入狱坐牢。在我们的“特色”制度下，官做到这一级还有制约他的法律吗？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人家是民主的。在民主的国度里只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绝不承认特权人物的存在。在民主的国度里，让谁做官尽由人民决定，县、市长是人民选举的，身有污点、品行不端的家伙闯不过选民这一关。而在我们这里，若干年来官员的任用、升迁都是“内定”的、特权人物“推荐”的，往往是大贪官“内定”、“推荐”小贪官的，不贪污不受贿不懂“潜规则”，八辈子都没人“内定”你、“推荐”你！

     “礼义廉耻，人之大纲”，要让有羞耻之心、廉洁正直的人出来做官、当“领导干部”。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制，以法制彻底取缔特权、强权，而且要充分实行民主：把挑选、选拔地方上省、市、县、乡一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完全交给人民，唯如此，才能杜绝狐群狗党的贪腐之辈，才能挡住污秽肮脏的贪污腐败风气，让社会的管理阶层干净起来，高尚起来，走向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