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读到这篇纪实文学时，心灵被极度震撼，今特辑录于此，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文章篇幅较长，但愿各位能耐着性子看下去。

文章中的主人公要把他的作品“献给中国的农民工” ，我也有个私愿，希望能借花献佛，将这篇文章献给在异域他乡同样为生计苦谋苦求苦干苦撑我诸多的同胞们：

「戚小光扛着摄像机，原本是要拍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整个人惊呆了。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外墙上贴着“上门打针”、“见证收款”、“高价收药”、“招聘”等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写着：住宿24小时：2元。

2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戚小光突然“心里汹涌澎湃”，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

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有时候也会想：夜幕降临时，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消失在哪里？这一次，他找到了“蚂蚁穴”，他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

这一拍就是5年。搭档们一个个离开了，只有他坚持下来。到最后，他都数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反正一分钟不歇，电视至少能播上一个月”。

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取自这家旅馆阳台，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女子宿舍。

“哭！哭当啥用，白扯！”

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

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床还是那张床，连床板上垫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再爬不了上铺，小芳已经17岁，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14年来，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呵斥：“哭！哭当啥用，白扯！”

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少妇花样的脸，甚至孩子光滑的脸，滑落时，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他会删掉，因为“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日子稍长些，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难民营”，说这里是“常驻大使馆”，这里的女人不是“天使”，就是“大使”。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能“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下地是能“修地球”。

这里寸土寸金。躺下时，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时，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

钱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个收钱时，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镚儿，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

没有人会“阔气”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她们会像“候鸟”一样离开，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她们就会搬家。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她们又会回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这里就像驿站，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严格地说，这不是广场，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具体来说，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

胡同里有朝鲜小吃，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有叫“桃姐”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天晴时，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有招聘司机专栏、保姆专栏、出国打工专栏。

把镜头往后拉，再往后拉，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满语意思是“松花江边的城池”的吉林市里。

“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敞亮得多”。

到黑龙江种稻子时，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能看见满天星星。在乡下养猪，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要多大有多大”。

10月一下雪，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一天17元”。

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样筛沙子、捣灰、搬砖，一天赚70元。可这活儿，女人大多“吃不消”。

整个漫长的冬天，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春天来了，地里就热腾了。

春天，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捡完这家捡那家，“扫荡整个村庄”。一天干14个小时，赚上50元。

夏天，她们可以坐票价7.50元的长途汽车，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在农户家里剪，一毛钱一斤，在地里剪，一毛二一斤。不消说，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她们要天不亮，走6里地到田头。等到黎明来临时，剪刀的“咔嚓”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等到三天后，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

如果手脚够麻利，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一群人一字排开，边走边掰。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最慢的人拿20元。

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一天能赚65元。最暴富的一次，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一天赚了95元，创了最高纪录。可再也没第二次了，人家说：“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劳动场面”，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等人回来。

人回来了，没活儿干，也不打紧，到楼下站着。

劳动力广场上，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女人站另一边，穿着皮鞋、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雇主喊一句“焊工、瓦工”，就有一群人围上去，讨价还价，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就会发生拳头之争。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

“沙丁鱼”居----24小时收费2元的女子宿舍

冬天，雪花飞舞，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冻得直跺脚。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有人拦着镜头喊：“拍什么拍，电影都是假的，只有战争片是真的。”

张燕秒腿没疼之前，一直比较抢手，她不用站多久，就能找到活儿干。她关节粗大，看上去一身蛮力。

而她同屋，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她太老了”。

尽管出门前，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把脸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说她只有“59岁”。

她有个秘密，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一个月来，她的左眼疼得厉害，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现在针扎一样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也没见好。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了！”她叹着气，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还是药水。

因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匀，左脸黑一块白一块，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对不准口儿，洒了一地。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她拒绝“照相”，她说：“出来打工10年了，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见笑呀！”

“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镜头里一闪而过的，多半是那些皮肤皱巴巴、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妇人的脸，唯独当转向皮肤紧绷、眉目清秀的小芳时，镜头停留了两秒，整个画面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7岁那年，她被送到了乡下的小姨家读书，可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因为家里没钱，她就被迫退学了。她的学历是“1.5”年级，尽管她很喜欢学校，她还记得班主任是个扎着马尾辫、爱穿米色西服、很有气质的女老师。

最近，她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跟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可那里能上网，能看电视，能听客人谈“世界杯”，她喜欢那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

这些，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打量”这个孩子。

镜头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跟妈妈吵架，一副厌恶女子宿舍、不喜欢妈妈的样子。妈妈说，小芳长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一心只想赚大钱”。

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认为“自由价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她宁可工钱少点儿。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这条街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不出10分钟，就能找到活儿。当然，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怀好意，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确实上过当。

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请她吃饭，给她买“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夸她“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求爱不得，写下血书：芳芳：你好，多保重！21点09分。

当镜头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小芳从上铺跳下来，快速消失掉时，整个画面一下子快“窒息了”。

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网，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纪录片他X的真残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X的残酷，我他X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 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 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

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又开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价格，则提到每天3元。

如今，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旁人说，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也走不出这里。

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都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回这个‘猪圈’了”，可不用多久，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甚至有人出嫁了，跟丈夫吵了架，还会再回这个“娘家”住几晚。

如今，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他早早想好了“尾声”，那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