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段时间摆在案头的书是熊培云先生的《思想国》，他的文字自由、明辨、慈悲、温暖，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人人自由而尽责的美好社会。

熊先生为该书再版特别撰写的万言长序，省察当今时代的错综乱象，细摹一位学者的心路历程，架构思想国度的无远弗届。

我承认，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他的文字已经深深打动了我。循着他曾经走过的历练，他让我认知文化的价值在于弃恶扬善，在于理性的清明，在于人心的决断，他让我明晰自己之于这个时代的抱负和梦想，即我和我的时代同路人，将以怎样的卑微的努力，使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能够告别革命与苦难的循环，能够从服从刀剑走向信奉思想，真心拥抱一种有智慧和有尊严的生活。

拜他作品的魄力感召，内心徜徉起一种虔诚：感谢上苍，我们都是读书人！也受着这种虔诚的迫使，必须要与你们一同分享熊培云先生的思想火花。

（二）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的情绪。

（三）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四）

在这个国家，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须内心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五）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按说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衡，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冒充左派败坏左派的名声，复仇主义者冒充右派败坏右派的名声。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维让左派消灭右派，右派消灭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灭中间派。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无法想象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社会是告别革命了的，我们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曾经不断警世「文革再次发生」，如果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话语暴力，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讨论的就不是文革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文革为什么没有离去。

（六）

末了，我想用我自己的几块断想来结束今天的文章。

胡适先生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我觉得人千万不要生「绝对真理病」，也不要执意朝猜忌冷酷的方向走，「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是为了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雨果说过，「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中国要告别革命，《美国中文网》也要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