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欲与各位网友分享的文章，包括一如既往精心备置的文章标题，或能代表「红酒」这段时间的一己之愿：我批判，是因为我很在乎我的国家！与此同理，你若能批判我，也是因为你很在乎身为你的网友的「红酒」！

珍娜奥尔金（Jenna Orkin）女士，「世贸中心」环境组织（wtceo.org）的创始人，12个对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发起集体诉讼的原告之一。在9/11事件之前，她是一位作家、音乐家、教师和母亲，而在那场恐怖袭击之后，她成了一个全职的环保运动人士和一个执著不懈揭露政府谎言的「死硬派」。

9/11事件彻头彻尾改变了她的生活。从担忧世贸遗址污染给儿子健康带来的危害，到努力搜集科学证据证明政府的谎言，再到偶然间发现一个又一个惊人的「真相」，珍娜的世界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珍娜在纽约出生长大，是牛津大学音乐系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珍娜从5岁起就痴迷音乐戏剧，在高中的时候，她渴望成为一名知识份子，并在大学的时候立下愿望——以后要教授自己喜欢的音乐。珍娜的愿望一一实现，毕业后，珍娜成为了一名作家和钢琴家，并曾在位于曼哈顿林肯中心被称作「音乐界的哈佛」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的音乐史。

音乐，书籍，一个喜欢露营的丈夫，一个爱玩飞盘游戏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9/11事件，也许她的生活会一直以这样平静的方式继续下去。

9/11事件发生的时候，珍娜的儿子Alex在距离世贸中心北面四条街道的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上学。这是一座以科学和数学见长的重点学校，许多学生以进这所学校为荣。但由于紧挨世贸遗址，9/11后，学校处于空气污染的重灾区。

2001年9月18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负责人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大家宣布：「我很高兴地向纽约人民保证，呼吸的空气是安全的。」10月9日，当珍娜的儿子回到高中开始上课的时候，世贸遗址内的火还在熏烧，而且持续烧了3个多月。「燃烧出来的污染物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火焰的较低部位的燃烧更有毒，因为它释放出二氧芑（二恶英）。」

完全没有科学背景的珍娜为了了解污染的真相，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拿来研究化学。9/11把她从一个音乐家变为了一个严肃的环保运动人士。

珍娜说，美国环境保护署根本就不测量这些微粒。他们无视它们的存在。「美国环境保护署初步对石棉进行了测试。在灾难中有2000多种污染物被释放出来，但他们为何就集中测试石棉？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还是错误的。美国环境保护署举报人凯特医生（Dr. Cate Jenkins）告诉《圣路易斯邮报》，环保署故意使用20年前的仪器来进行他们的检测。而使用先进仪器的独立检测方发现的石棉纤维数量是环保署发现的9 倍。而单单由石棉引发的癌症比率就可以达到十分之一。更令人气愤的是，环保署位于西部8号地区的部门表示可以提供位于2号地区的纽约部门先进的设备，但是被拒绝了。」

珍娜密切跟进此事件的进展，几乎不落下任何一条信息，因为珍娜想收集所有的数据和资料，来向她的前夫证明，出于健康考虑，不应该继续让儿子呆在原来的高中里了。但是没有人听她的话。珍娜还联系了学校的家长联合会和媒体，向他们提供她收集来的信息。儿子很喜欢他的高中，不愿意转学。然而，珍娜不是科学家，没法用数据和科学证据向她的儿子和前夫证明她的担忧不是毫无根据。但是，收集数据需要很长时间。她开始大量自学、研究、参加各种听证会，结交科学领域的朋友，了解各种相关信息。她对于这桩差事几乎偏执的态度使得她连节假日也不休息。

在学校重新开放之前，学生们被安排到其他学校的场地临时上课。当时，学校邀请家长针对环境的威胁召开了一个会议。珍娜儿子所在的高中有大量学生来自移民家庭，包括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家长的英语水平非常有限，而学校并没有向这些家长提供足够的有关学生们健康威胁的信息。整个高中当时大约有3200名学生，来参加会议的有300个家长。三分之一的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出现了哮喘和其他以前未出现过的奇怪症状。很多家长在会上哭泣。然而，教育董事会的人辩解说，这些家长的描述没有科学根据。

在史岱文森高中，一些学生和教师开始生病，有教师离职了，有怀孕的教师转校了。与此同时，纽约卫生局给了市民一些建议，如，用湿抹布清除灰尘，可能的话尽量穿长裤，在拉窗帘的时候放慢动作以减少灰尘的扬起等等。「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公寓内部的污染看上去就像火山爆发后的残局。政府无视问题的严重性，只想糊弄我们，这是因为他们不想负责。」珍娜说道。

虽然对美国政府如此猛烈地进行批判，但珍娜说她并不是要去审判好人和坏人，同样的谎言还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去年发生地震海啸和核灾难的日本。「政府为什么说谎？因为他们不愿支付赔偿，那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如果他们承认了对这起灾难负责，那么他们就要对其他相似的各种灾难负责。比如说前年的墨西哥湾的BP漏油事件等。他们不能只对一个负责，而不对另一个负责。一旦对一个事件负责了，就等于为其他的责任开了一扇门。」珍娜分析道。

一个愤怒的母亲对政府失去了耐心，决定开始为孩子的健康和真相行动起来。珍娜和其他人士一起，前往国会游说，要求政府拨款做相应的检测、清理灾难现场，并为受环境影响而生病的人提供医疗帮助。她开始在各级政府和科学会议上作证，并组织了新闻发布会和示威游行，珍娜还前往重建世贸中心的奠基仪式现场，要求政府给说法。

曾经的钢琴家现在很少弹琴了，珍娜说，音乐只属于它自己的小小世界，和其他任何的世界没有交集，而她现在生活在现实里。自从成为了环保运动人士以后，她便没有时间再分给她曾经的兴趣，唯有写作的爱好还继续进行着，并为她的新事业所用。珍娜目前正在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全球性崩溃的傻瓜指南》（The Morons Guide to Global Collapse）。「我觉得必须得告诉更多无知无辜的人，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好比，你看见一栋房子在着火，你当然觉得有责任告诉人们赶快逃命。这是一种自然的责任感。」

珍娜说，即使在了解了那么多坏消息之后，她还是对未来抱有希望。「我的生活百分百地被9/11改变了。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价这种改变。但生活中也有一些好消息，在一些科学家和运动人士的努力下，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前去国会游说，在国会议员Jerrold Nadler的支持下，争取到了2000万美元来清洁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学校。我们的声音还引起了许多国际媒体的注意。当我所做的一切能对别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我觉得再艰难也是值得的。」

珍娜有一个梦想，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开放，有更多人理解人类现在的处境，消除社会达尔文主义，消除不平等现象。尽管这听上去太过理想，很难实现。

珍娜说，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她依然热爱纽约，这是她的城市，她的故乡。「我有一半犹太血统，我的许多学生是穆斯林。我不站在任何一边的立场。我批判我的城市、我的国家，那是因为我在乎，我热爱，我希望它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