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文

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结束。从这四轮对话来看，两国关系无论是从全面性、复杂性，还是深度来说，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中美已经具备了战略关系的雏形，没有任何力量或者因素可以阻挡或者限制它们互相在矛盾和纠结中一步步取得进展。

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发生了一件足以毁掉任何一次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会谈的特殊事件，却未对此次对话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因素和分歧因素几乎一样多，这样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也预留了广阔的空间。未来百年，中美各自如何发展以及两国如何互动，关系到全球秩序和地缘政治的稳定，也关系到两国国民的福祉，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以及它们的前景。

首先，对中国的发展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里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总体上具备了继续上升的一些条件，只要恰当地识时务地处理国内改革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将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经济总量赶超美国，乃至综合实力超过美国，都是很有可能的。

在此进程中，最关键的是两点，一是国内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克服自身理论上的、观念上的还有体制上的困难，扫清经济与政治不相协调的障碍，特别是在国民的支持下，对现有利益关系进行深刻调整，建立以个人自由、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增进国民的自由和幸福，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框架。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将会迎来有史以来的另一次“盛世”。

这是一个根本的趋势。在经济发展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深层次、多维度的矛盾和问题，面临着危机和动荡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者将会越来愈清晰地认识到，除非进行彻底的国内改革，舍此别无其他道路可以选择。但是，如非经由外力推动革命性变化，则可以预见其必定是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虽然其紧迫性必然越来越明显。如要和平实现此一过程，那么执政者自身就必须适应现实的变化，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革，以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二是需要与美国紧密协调合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美国，这一点毋庸质疑，两国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巨大发展潜力。在加深与美国的经济的、安全的以及全球和区域事务上的联系，促进各自国内发展，保持国际与区域的和平稳定的同时，中国更要在政治上学习、借鉴美国经验，并在其帮助下实现国内和平改革，逐步做到两国在制度、体制和价值观上的高度默契，为两国建立战略的、携手合作的关系，进而为更为久远的将来建立“世界共同体”，消除区域、国家之间的壁垒，探索开创符合世界大同理想的全球社会奠定基石。

其次，从美国的角度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的发展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当今以及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也势必呈现一个新的格局，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进行结盟与另外一些国家进行全方位的类似冷战式的对抗已经缺乏必要的现实条件。

第二，从美国国势来说，总体上会出现一个发展滞缓的阶段，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将在未来岁月有所削弱，美国单独或者依赖传统的盟友比如欧洲、亚太的日韩或者澳大利亚，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处理国际和区域事务，都会力不从心，密切接触中国、帮助中国取得符合其预期的变化以及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战略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密切沟通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并推动实施，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此后一个世纪的战略利益，也最合乎其需要。因此，美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意愿参与中国的发展进程，促进两国的战略合作，尤其是愿意与中国分享政治经验，加速中国有效转型，造福两国国民。

对创建中美百年大棋局最具挑战的因素是，两国如何磨合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正因如此，两国战略合作才具有十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可以预见其艰巨性、复杂性。

但应该有信心，时间会磨平分歧，会解决目前看似艰难的问题。政治人物站在时代前沿，身负历史使命，登高望远，从历史大势和国民需求出发，选择一个以合乎人性、满足人类共同需求、最为高效并确保廉洁的国家制度、体制和价值体系，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它们终究也无法回避，历史潮流非人力所能阻挡。在此进程中，中美彼此交流互鉴，互通有无，特别是中国的政治转型充分吸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成功模式，甚为必要，也将为中国更加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增添动力。

放在这个背景下考察，中美百年大棋局才别有非凡意义，它们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诸领域的战略合作和协同才有比较好的基础，也为有朝一日实现世界大同理想开辟了一条务实的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