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得收敛，权力会变成毒药

丁咚 文

读过中学的没有人不知道，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是出“样板英雄”刘胡兰的地方。如今，由于当地一位名叫王辉的女人吃空饷15年在外经商，并杀了个回马枪以火箭速度飙升为副县长，再次为公众所瞩目。舆论普遍关注她吃空饷长达15年、地方人事管理松懈和其人政商两界含混不清、涉嫌权钱交易的问题，而未觉察出这个案例所包含的更深一层意味。

有关报道详细描述了她从普通的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变成商人、又从商人变成县级领导干部的曲折过程。特别是她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后再次回到文水由商而政、亦官亦商的情状纤毫毕露于公众眼前。由此可以判断，王辉之所以执着于“弃”商从政，固然不能排除其想过过官瘾、享受体制内的尊荣的意图，然而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并拓展其在当地的商业利益，更好地为其商业王国的进一步发展服务。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例子，王辉可谓当代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

这样的离奇故事是如何发生的，一个离开工作岗位长达15年的普通工作人员凭何一跃而为当地一方诸侯？隐隐绰绰中大家都能感到有一个强大的幕后力量在支持、推动她逐步走上政治前台，从一开始准备从民政局上升、不可行后又曲线救国从县里转到开栅镇苍儿会生态旅游开发中心担任主任职务成为科级干部，在此前后她还加入农工民主党，“当选”省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常委，为其三年后升为县政协副主席扫清道路，时隔仅一年余她又在县人大选举中成为掌握实权的副县长。完成从一名位居低阶工作人员的“成功”商人到号令一方的行政官员的蜕变，她仅用了四年时间。

报道详细叙述了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在市委书记的明确指示下，为落实领导意图，操弄县政协选举的详细过程，包括强令另一位声势更高者主动退出竞选。这位退选者回忆：选举那天，“县委、县政府、县组织部、县纪检委，全部在那里，把场子里的人看得紧紧的，必须选王辉”。到了2011年6月，县委再次如法炮制，经由县人大选举程序，将王辉推上了副县长宝座。“各乡镇的书记都兼着乡镇的人大主任，哪个区丢了票，出了问题，就把你免了。”如此手段，哪有任何选不上的可能？

在王辉成为地方官员的路上，吕梁市委的“硬”支持是根本，文水县委及有关部门准确领会和坚决落实“上意”是关键，而它们所使力的目标，则是通过法定的选举程序，将王辉“合法”地变成县政协、县政府的领导人。从这件事我们不由得联想起在中国西部发生的相似故事，某人曾以100%的票数当选为副市长，又以相同的票数被罢免，比文水县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报道，虽然得到了强力支持，但王辉毕竟还是丧失了不少票数。

我们进而不无事实依据地揣测，在当今中国从上到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究竟有多少此种情形？——事实依据除了上述案例外，还有平时常见诸报端的各类选举报道，动辄得票率90%以上，还有耳闻的关于地方党委政府操弄选举的故事。如果我们还只算是揣测，那么身在其中者应当更清楚，至少也会在心里认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

如果我们的揣测是真的，全国上下都是这样，区别仅在于程度，那么当权者无异于在服慢性毒药自杀。这个毒药，就是对权力的贪婪，毫无节制地运用，当止不止，穷凶极恶。当初的制度设计者——某些事实表明他们自己或许也是破坏者，是试图为内部建立一套基于民主和权力制衡原则的机制的。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对王朝历史周期律的担忧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段话显示，建政之初，创国者们是确想为政权建立一个安全的保护闸门，以避免其无限脱逸，最终重新堕入王朝周期律，走上失败之途的。

事实说明，毛的上述表白除了在中共建政初期有所体现之外，此后的历史再无所见，党委、政府权力利用它的强势地位，越来越多地干预立法、司法权力，甚至代替立法、司法权力，包括对民主选举上下其手，以逞其意，使得政权内部用来自我制衡、纠错、惩劣的机制形同虚设。而在有些地方更是变本加厉，以私欲强奸公意，将个别人的想法贯彻到“合法”的程序中，使其彻底变味成“娱乐节目”。王辉被强令当选的例子当属极端，却并非孤独事件，而只不过无数同类事件中稍微引人注目点而已。

但当权力的滥用成为一种习惯，再无任何力量对之进行制约，就必然导致政治腐败、经济腐败横行，肌体腐蚀，病入膏肓，无以疗治。直至自我放纵、身入险境而不知，时机骤现，只有一命呜呼而已。

据说晚年的蒋经国先生曾说过：“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说这句话之前，台湾刚刚宣布将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反对派人士乘机成立了民进党，当时一些人主张抓捕他们。但蒋经国既没有接受抓人的提议，也表示暂不承认民进党，而是承诺尽快启动政改，几个月后就修改有关法律为启动宪政民主创造了条件，次年正式解严，公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民主台湾的新时代由此到来。

假如未实施政改，蒋经国充其量只是个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开明“君主”，而在此之后他却位列中国自近代以来数一数二的伟大政治家之一，这都是拜他晚年登高望远、顺应大势、改弦更张、创造历史之所赐。他所说过的“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由此成为烛照千秋、极富睿智和伦理的政治名言。

蒋先生的经历说明，作为执掌传统强势政党的政治家，在大厦将倾之际，勇于自我解剖、自我舍弃，面向未来，对民众负责，在历史的正确时间做正确的事，权力当用则用，当止则止，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仅是胆略识见担当之体现， 也是政治人物使命所在责任所系。

以蒋先生手握的专政机器，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那些反对派消灭无数次，但可贵的是他审时度势，意识到历史潮流不可挡，主动放下心中的羁绊，不做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良心的事，而将国家引向光明的前途。如此高风亮节，足为万世楷模。

反过来，如果逆潮流而动，悖反民意，利令智昏，强权当道，虽可逞威风于一时，却必遭世人唾弃，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