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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洪玮粗谈毛泽东早期文稿与《心之力》

已有 1198 次阅读2018-8-4 13:54 分享到微信

 

毛泽东,解放后十分注重启民智,他深知百废待举,教化为根。

 

面对封建愚味迷信异端的4亿人,怎么能够既做到经济建设要跟上,人民思想要改变:这是世界级的难课,但毛泽东攻破了,他是全世界至今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博士

 

因此,建国初期,在经济政治建设方法方式上,应该讲中央是有不同意见的其中最大的争论就是三大改革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就存在分歧,最终在南宁会议上争论不休,让毛泽东叫大家回去学习马列经典,毛泽东的意见就是要搞纯正的社会主义!我以为毛泽东内心中的这社会主义就包括要全面改造人的思想的内容

 

我估计,毛泽东也不想拆除北京城墙,但如果我们能从党史事件分析,就知道,毛泽东下定决心破四旧的初衷了!

 

从现在某些官员的腐败程度,以及某些官员仍然相信家山风水能保佑其官运亨通来看,人的思想改革是国家建设最关键的,欧洲因为有了个文艺复兴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改造,到近代人文主义、权主义、法治主义已经深入人心,连上帝存在都否定了,上帝变成了维护宗教需要的一种象征了

 

美国则在二战后借助他国的精英教育,通过移民争取人才来融合本国国民,改造了本土国民树立了更加开放、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出于保护自由以及个人的安全与隐私,法治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立国之本。

 

而解放后的中国呢?由于清朝的原因,民国时期又是精英、黑社会、军伐混乱治国,民智开启工程最多只有40年代的不到十年时间推翻国民政府后对共产党而言,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中力量办大事,解决4亿多人口吃穿住的问题,就得要有人跟你,有人信你能带领他们解决得了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吃穿住问题!那如何解决这个谁跟我的问题?毛泽东是最清楚的,就是全国一面倒的集体化,经济、政治、人员包括思想的集体化,现在通俗的讲就是:全国上下统一一个经济体制--集体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统一一个政治体制---集体化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统一一种思想---集体化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思想,就这么简单!

 

我始终认为,解放后,毛泽东完成了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思与设计并付之了实践,但毛泽东心内拟提出的中国社会建设构思被干扰与被打乱了,,文革虽然也对社会建设有些少强调,但运动失控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没能在社会建设方面走得更远。改革开放后,我们一心稿经济建设,虽然提出过“两手抓”策略,但社会重建问题被搁置了。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也是最缺的就是社会建设,这个我就叫作社会重建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要在良政善治思想下对国民进行全面的科学与法治思想教育,毛泽东时代没有完成这个教育,这是中国度过种种陷阱走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的补课。

 

阅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可以从中寻找到毛泽东执政期间的决策部署的思想渊源

 

其实,我从高三始研究研究毛泽东思想,近这二十年毛泽东的原著大量公开后,我以为我当时的看法是对的当时以为,毛泽东在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有着深沉历史背景,但却是高瞻远瞩的战略筹谋,如果中间没有干扰,那将是一个大手笔,但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我们只能跟随潮流继续向前走我的感觉,《三国演义》开头的《临江仙》这首词的词意照样可以用在国共斗争史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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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96158 2018-8-6 07:11
南宁会议背景

1955年底,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希望通过批判 “右倾保守”思想,高速度地推进工业化,这使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抬高生产指标,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到了1956年4月,经济形势开始变得严峻,基建规模过大,财政和市场供应紧张,农民负担加重。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对此进行了按照实际情况压缩指标的努力,采用“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编制1957年的计划,同时谨慎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草案,以期保持各经济部门的平衡。

1956年10月份,经济局面有所好转,但毛泽东对“反冒进”试图保持计划平衡造成工业化速度变慢有所不满,坚持“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的观点。到了1957年,毛泽东开始将反冒进与反右联系起来,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给了右派猖狂进攻的机会。1957年10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强调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这三点必须恢复。同年他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又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面前提出钢产量上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

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发现中央对自己的号召缺乏热情,希望以地方促中央,于是南下到杭州召集上海市和华东各省负责人开会,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反冒进”进行了批判,这让毛泽东赞赏有加。之后,他本打算到南宁召开一次几个省第一书记的会议,听取汇报。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可以同时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问题,毛泽东随后亲笔写了通知,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到南宁开会。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经过

折叠批评反冒进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达南宁,分别在7日和11日两次畅游邕江。11日会议在南宁明园饭店召开,陈云称病未出席,邓小平等三人也未出席。会议的议题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经验,讨论和研究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但会议召开当天,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的话题,随后扳着手指头,提出后来十分流行的“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此外他还强调要反分散主义,称有人反对党政不分,要把权力揽过去。12日他批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某些同志和右派只剩五十米了。”这让会议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

1月13日周恩来送别也门巴德尔王太子,飞抵南宁,当天柯庆施也到达。当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15日薄一波、李先念和王鹤寿分别作了关于1958年计划、1958年预算和钢铁生产指标的报告。三人均顺应形势,在汇报中表示工作中心是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高潮,迎接“大跃进”。毛泽东则仍然不满,称薄一波为“中间派”,并继续严厉地批评“反冒进”,他在16日的会上拿着柯庆施批评“反冒进”的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周恩来回答说“写不出来”,毛泽东继续发挥说只有在上海这种无产阶级最集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热情是写不出来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让与会者十分疑惑,但17日毛泽东又约薄一波、李富春和李先念谈话,说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的。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在19日晚会议上的发言中,周恩来对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进措施进行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反冒进是1956年到冬季那一段时间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1月21日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提出今后要以一个人为核心。与会者则纷纷表示要当促进派,李井泉等人从自己工作出发,说明“反冒进”的损失,陶铸等人则表示要“要赶上柯老(柯庆施)”。

折叠三峡工程问题

南宁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是讨论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多次主张修建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和多次主张缓建的李锐被召集到南宁阐述各自的观点。林一山的讲述着重于三峡工程的防洪意义和发电效益。李锐则认为其对防洪和发电的效益可能要几十年后才需要,而工程选址、百万移民与如何保证大坝安全都是很棘手的问题。听完两人的讲述后,毛泽东要求他们俩各写一个东西交上来。三天以后,毛泽东宣布采纳李锐的意见,缓修三峡,同时发展水电,积累经验。这出乎李锐的意料,他本以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自己的显得消极的观点不会被采纳。散会之前,毛泽东突然指着李锐说 你来给我当秘书,我需要这样的秀才,这让李锐始料不及,从此被卷入大跃进的漩涡中。

折叠编辑本段影响意义

毛泽东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基本是满意的,在2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示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不过是小炮,就害得一些同志紧张,比如李先念至今还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其实不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要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2]。但他认为靠一次会议还不能把反冒进的气氛彻底改变过来,于是在在3月8日到26日主持召开了成都会议,表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题,树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被认为是中共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开始。

南宁会议形成了一个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断打破的平衡,组织新的平衡的“积极平衡论“观点所提出的。其中有些工作方法具有积极意义,但很多推动了之后的“大跃进”运动。比如薄一波在会议上提出“生产计划两本账”,最后发展为三本帐写入《六十条》,即:中央两本账,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地方也有两本账,中央期成的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还要有一本期成的。后来“大跃进”生产计划的高指标,大都是用“两本帐”的方法层层加码编制的[2]:638。《六十条》还提出十年内各地方的工业产值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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