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学成了黑社会？

——致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教育部袁贵仁部长

尊敬的顾校长、袁部长：

    1935年，在日寇威胁下的北平，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蒋南翔校长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曾经这样写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在今天的“和谐盛世”，也容不下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一，我们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正直、善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会感到痛苦和悲哀。坏人横行，好人不得好报。这是一个好人被连根拔起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做一个好人意味着从根本上失掉立足之地。南京的彭宇案彻底羞辱和摧毁了这个社会的良知和人性，上海的“钓鱼执法”从制度上否定了好人的存在。

    今年一个有关社会诚信的调查显示，诚信度排在第一的是农民，位居第二的是妓女。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作为先知先觉和社会表率的精英——官员和知识分子，今天在无情无义上已经把婊子远远地摔到了后面。经过反右、文革的摧残和最近二十年的阉割圈养，中国的人文学术已经没有了丝毫的道义和尊严。今年9月 17日，浙江大学一名海归博士回国短短几个月便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告诉我们：“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二，我悲剧的根源：被系主任王中忱惦记

    我悲剧中的悲剧是，到清华不久，就有一种传言，王中忱要把位子传给我。我们都知道，60年来，曾经所谓的“接班人”，从刘林，到胡赵，没一个有好下场。就清华北大而言，最近我才知道，十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老师不小心泄露了他将被任命为北大中文系主任、葛兆光老师将被任命为清华中文系主任的消息，一夜之间发生政变，结果，陈平原老师被迫远走香港中文大学，葛兆光老师被迫出走上海复旦大学。从人文学院的学生那里我听到，葛兆光老师最后留下一信，不辞而别。

    陈平原和葛兆光老师他们当时都已经是具有崇高声望的学者，尚且落到如此地步，而我只不过是学术上一名低级的学徒，却被认为觑觎当权者的权位，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扮演这个悲剧的角色。文革中林彪的悲剧给童年的我造成了深深的震撼，林彪“政治绞肉机”的说法道破了中国官僚政治的残酷和恐怖。我从小就深深地厌恶和远远地躲避中国的官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更没有想到自己对权力构成了“威胁”，成为了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您可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调查，中文系有几位老师分别提出要我当系主任，但我都明确谢绝，因为明显的诚意，所以，他们中没有人再和我提过第二次。而且，有一次，当一位老师提出要推出我当系主任的时候，另一位老师当场表示我这样的性格当不了官。我信任周围的每一个人，对他们没有过任何防范。

    我的人生信条是边缘边缘再边缘，低调低调再低调。在任何地方我都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从来不想与任何人竞争，任何事情只要还有可退的地方，我都会退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换工作，我也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出过要调到清华来工作。到清华以后，不论给我何种待遇，我从没有想过，更没有抱怨过。可是，我却仍然被推入了漩涡的中心。1999年，我作为“引进人才”调入清华，在污蔑和打击下，最后连身体也被毁掉了。十年就像一场恶梦。

三、王中忱和学界败类董炳月

    2005年，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那里（王中忱和温儒敏分别当上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韩毓海每参与一部电视剧都会送给他们三千块钱），让我不要申报教授。当时我并没有申报教授，因方一方面没有任何人通知我申报，另一方面，我不想一再被人玩弄。当时有关方面几次让我申请一个国外的研究项目，王中忱每次都满满答应，然后在最后时刻破坏掉，他们尽情地愚弄你耍你，让你把时间都耗费在里面。有一次，刘石请我到他家吃饭，刘石和格非两人还劝我申报，并且说“不要耻于与我们为伍。”就像出国的事情一样，有人让我申请，有人在背后破坏。尤其是，王中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炳月紧密配合，表里为奸，到处对我进行攻击和诽谤。董炳月利用王中忱的权势，在写给我未婚妻的恐吓信中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名义这样诋毁我：“两位老师帮助他，推荐他到清华当老师，但因为口吃，被学生嘲笑，教学考评不合格，只能拿最低的工资，连晋升教授的资格都没有。这样一个人，连他的妻子都看不起他。”（见董炳月提供的公证书第39页）董炳月在恐吓信中声称要给我“毁灭性的打击”，使我“在中国学术界无法生存”。（见董炳月所提供的公证书第44页）董炳月的恐吓信可以和王中忱亲自跑到北京大学对我打压的举动互证。在我大病的时候，董炳月天天给我的未婚妻写恐吓信，对我进行攻击，对我的未婚妻威胁恐吓。董炳月在2005年3月10日写给我未婚妻的恐吓信中声称：“我能够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在北京，许多朋友都知道我的力量。”（董所提供的公证书第34页）董炳月在2005年6月14日的恐吓信中威逼我未婚妻必须在6月20日以前与我分手。他在恐吓信中写道：“结婚还是分手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怎样处理他是我的自由，也是我的权利。……你知道董炳月是什么人吗？你会知道的！”（公证书第35页）2005年5月，我已经用未婚妻提供的资金买好了147平米的房子。在董炳月穷凶极恶的恐吓威胁下，我的未婚妻满怀恐惧，断绝了来中国的念头，已经签订合同和交了首付的房子被迫卖掉。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处于生死边缘的时候，在我根本没有力气再活下去的时候，在我的背后发生着如此可怕的事情。

    王中忱为了打击我，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利用董炳月、丁帆等人被清华淘汰的阴暗心理，和他们紧密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用骇人听闻的手段对我进行诽谤攻击打压。董炳月在恐吓信中一再炫耀王中忱的权力，炫耀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可以主宰我们的命运。董炳月欺男霸女的行为完全是黑社会流氓的行径，当听说我要起诉他的时候，他狗急跳墙，恶人先告状，雇佣律师到法院污告我敲诈他50万。著名自由派学者陈永苗闻之骇异，谓之“无耻加智障”。而董炳月之所以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是受到清华大学对我一直迫害打压的鼓舞。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驳回了董炳月的污告。同时，我保留对不法之徒董炳月追诉和反诉的权利。

    如果说孙志刚被活活打死，是因为没有暂住证；如果说邓玉娇有人要强奸她，用钱打她的脸，是因为她身处一个暧昧的场所；为什么我在大学校园里也受到流氓恶棍的威胁？没有安全的保障？我们不仅连起码的尊严而且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怎么一个流氓可以嚣张到“能够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清华大学还有什么尊严？中国的人文学术还有什么尊严？

四、丁帆和中国现代权钱交易中心

    在清华大学引进人才的时候，丁帆和我都是候选的对象，但是，这我并不知道，只是事后，王中忱对人说，为了进清华，丁帆与别的候选人“打起来”了，我才知道，为了进清华，原来有的人打得头破血流。而我调入清华之际，一直犹豫退缩。丁帆被清华大学被淘汰，却成了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一朝权在手，便“报仇雪恨”。在我病倒的时候，利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名义，针对我《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这样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发难，组织南京大学的学生对我围攻，仅仅在他自己主编的《扬子江》一个刊物上就发表了4篇大批判文章。在《扬子江》杂志上，我见识了文革那种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方式，重温了“批判”这个带着文革时代的残暴和血腥的词。丁帆掌握着中国学术的杀生大权，如此信口雌黄，血口喷人，请问尊敬的顾校长和袁部长，不仅我的《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一文，而且我所有的文章中，到底什么内容是“反人类非人性”的？

    在丁帆围攻我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丁帆的任何文字，也从未与他有过交往，所以，对他的人品和学问没有过片言只字的评论。但今天我不得不说，丁帆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学有术和黑暗邪恶的象征。他的行为是对学术的污辱，是对学术底线的挑战。丁帆的学生宣称：我们丁老师有的是资源。确实，我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我想问的是，教育部应该让这种没有任何学术自信而随意滥用权力的所谓“学者”把持着如此庞大的资金，把中国的学术搞得乌烟瘴气吗？一个所谓“基地”撒出去几千万，对中国学术产生的是什么样的作用？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不如说是一个权钱交易的中心。它离学术很远，离权力很近，离研究很远，离腐败很近。弄虚作假，贿买权势，乃至为了一己私利疯狂围剿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淘汰了他的学者（对整个过程我一无所知，只是事后我才听说清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征求了意见），这是他的看家本领。如果要名副其实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应该叫做“中国现代文学腐败中心”或者“中国现代文学丑闻中心”。为什么国家要把几千万从我们工薪阶层身上一点一点刮下来的血汗钱给丁帆这样的人胡作非为？为什么要用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来践踏和污辱中国的学术？

    我知道，今天的统治术就是，利用利益或者丁帆们所谓的“资源”，说白了就是钱，把精于窝里斗的知识分子分成三六九等，让他们丢掉人格，互相残杀，杀得昏天黑地，来维持着这个社会的黑暗和不公。

五、关于我的“家庭问题”

    在今天这个天翻地覆、罪恶横行的社会，私人领域是今天我们不受侵犯和欺压的最后一点空间。尊重个人的私生活是社会文明最起码的准则，何况是在中国号称一流的大学里。我一位朋友将17岁的孩子送到英国的大学留学，为了保护学生的人权，哪怕家长需要了解孩子的情况，学校也必须事先得学生的同意，并且与学生签订协议。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对人没有一点点尊重呢？王中忱之类的官僚和恶棍，利用我的所谓“家庭问题”对我进行百般诋毁、污蔑和尽情的贬损、打压，不断地搞阴谋诡计，一次又一次地突然袭击，在后面决定我的命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这些所谓精英，没有丝毫善意，手中有了一点点权力就致人于死地。为了我的身体，我大声疾呼，他们不仅充耳不闻，反而恶意嘲笑。如果他们还有一点点人道和人性，我的身体就不会垮掉。

    我当初不愿意来清华的原因之一就包括了家庭问题。您可以去北京市文联调查，在我来清华之前，我已经给单位写了离婚报告。为了逃避我的“家庭问题”，我退避三舍，曾经住过单位办公室，办公室不能住之后，甚至在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老师家里住过好几个月。刚到清华那几年，我像机器一样超负荷地运转，学校分配给我的工作超过正常工作量的三倍，整个人压榨得不剩一点空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这就严重加剧了我身体和家庭的危机，但是，无论我多么辛苦，无论我身体已经多么无法忍受，我都忍受。我家庭的危机从根本上是身体的危机，是因为劳累和痛苦已经超过生理的限度，我的身体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摧残。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得到理解、尊重和温暖。我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事情、私人的事情而妨碍、耽误公家的事情、学校的工作。

    在清华大学，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如果我有什么错，那就是我曾经把人还没有想得那么坏，对人性的黑暗、人心的险恶，还没有估计得那么充分。

六、让我们脱离黑暗和污浊

    在今天这个颠倒的世界上，用作家张承志老师的话来说，“下流得意，高贵受辱”。做一个忠诚、正直、善良的人本来不是一桩罪恶，但是今天却成了一种不可容忍和宽恕的罪恶。我们的社会何时变成了流氓的欢场，高尚的人受到打击，卑鄙的人满心狂热。今天这个社会有董炳月这种流氓作恶的广阔天地，就没有我旷新年的存身之处。董炳月这样的黑恶势力和王中忱这样的肮脏权力相结合，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罪恶的黑社会。

    1989年来北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个民族疯狂无耻的堕落和赤裸裸的时代即将到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默默地在内心坚守自己的价值。当时，钱理群老师对我的一位师姐说：“旷新年是来修身养性的。”

    作为一个刚刚入门没有什么学术准备的学徒，我没有想到过要以学术为业。博士毕业的时候，在选择职业上与我的硕士、博士导师发生了分歧。除了觉得自己没有良好的学术基础之外，更主要的是，我不愿意与知识分子为伍。自从我上大学以来，在内心深处就厌恶和鄙视他们。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骨头，没有规则，内心阴暗，行为卑鄙，为了一点点利益，出卖自己，损害别人。我突然记起，1996年——我博士毕业的那一年，我的第一本书稿《1928：革命文学》完成后，在书的后记中记录下来的那种悲哀而愤懑的心情，因为从此我将沦陷于我所厌恶的最势利、最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了：

    “当我在寒风中向‘1928’告别转而面向今天的街市的时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所叙述的她在1928年冬天第一次踏上中国大地时的那种感受格外强烈地向我袭来：‘我终生难移的对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厌恶又油然而生。中国知识分子永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照他们的理解，甚至青年一词也仅指学生，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所持的是一种优越的，虽也是同情的态度。’这使我重新记忆起1980年踏入大学校园的时候那种对于知识分子——瞿秋白所谓的‘小诸葛’既满怀悲悯又不无憎恶的复杂情绪。瞿秋白说：‘小诸葛的特色，就在他那个“小 ”字。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小”，也就是“小”老婆的“小”。他是随处做人家的小老婆的：或者做括弧以内的“新英雄”的“小”，或者做括弧以外的新英雄的“小”。依鲁迅的看法就是“二丑”：“他有点上等到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过人的聪明之处。”

有人说，文革是历史上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迫害，但“四人帮”除了王洪文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有人说，上海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因此上海的干部应该来领导全国。可是，“四人帮”里面哪一个不是上海这座大熔炉炼出来的？

    我希望没有欺骗和纷争。我希望脱离卑鄙和尔虞我诈。我在清华一直恪守自己的本份，从来没有越出过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范围。我告诫自己不卷入任何利益冲突和人际纠纷，处在边缘的位置，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寸净土。这一辈子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抱着这样一种态度，用我的乡贤曾国藩的话说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我对任何人没有过一丝恶意和坏的企图，因此，我对人没有一点戒心和防备。在清华大学，我对大家最大的希望是，不要窝里斗，不要恶性竞争，不要在后面搞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会成为权力专政的对象。我没有想到他们用如此黑暗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今天的大学为什么变得如此黑暗、险恶和龌龊？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谁今天还有良心，谁就必然感到痛苦。

    到清华不久，我就被学生评为“良师益友”。以前，我一直教育我的学生说，这个世界上有起码的公平。但是，今天这种信念已经崩溃了。我为我曾经说过这样不知轻重的话感到羞愧。

    今天，连经济学家谢国忠都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不鼓励学生去考虑是非，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十多年前，我在《蔡元培与大学之道》一文中曾经说：“大学不是为了一时一地之需制造应用的人才，而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打下深固的基础，‘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为了实现这一高远的理想目的，大学应该绝对的独立和充分的自由，使之成为思想、知识、精神和人格能够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我还写道：“中国可以有猪仔议员，北大不可有猪仔教授。”“政治的腐败只能是一时的，只要教育没有腐败，只要大学没有腐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会腐败灭亡。”

    我的一生就这样在清华悲惨地结束了。如果我还有健康的身体，我会像葛兆光老师一样悄悄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到清华的时候我才三十多岁，在学问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在清华的这些年一直事与愿违，我越是想努力把事情做好，就越是有人疯狂地破坏，直到我没有立身之地。在清华短短的的几年里，我的身体就被他们搞垮了。到今天，只剩下伤残的身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丧失了最起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2003年，我就到了申报教授的年限，学校没有通知我申报，我就一直没有申报。可是，王中忱却利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名义对我进行打压，到处造谣诽谤。2005年，未婚妻给我钱买好了房子，因为董炳月的恐吓破坏，千辛万苦买好的房子被卖掉了。王中忱等人强行闯入我的“家庭问题”，利用它大做文章，可是，我的前妻从来没有找过学校任何人，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学校任何人行政干涉我的“家庭问题”，用我北大老师的话说，我的前妻没有说过我一句坏话。谦让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但今天中国已是一个虎狼横行的世界，谁谦让，谁就被踩死。今天回头看看，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美德还剩下什么呢？

    他们折磨垮了我的身体，现在反而到处宣扬王中忱拿了30万给我治病。孔庆东就明确这样宣传、夸耀。治病的钱我自己出了一半，如果真的需要这么多钱，当时我只能等死。即使真的花了30万，那也是学校的公费医疗，而不是王中忱私人的钱，为什么清华就成了王中忱个人的？怎么我的身体垮了反而成了王中忱的功劳？

    他们的邪恶完全无法理解。这些变态的禽兽，只有两个字：该死！

    许多人对我有所误解。以为我在清华的遭遇是因为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是因为揭了黑幕，因言得罪。如果是这样，那我真是罪有应得，罪该万死了。事实上，恰恰相反，我没有侵犯过他们任何人的利益，我没有与任何人争过任何东西，我也从来没有议论过清华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我特意回避任何行政事务。我只是事后把我的悲剧记录下来，让事实穿透谎言和污蔑，让自己脱离黑暗和污浊。

在彭宇案后的南京，两名大学生看到一大堆钱散在马路中间，他们想做好事却担心被误解，只能在雨中远远地等警察到来。有人评论说：高尚没有死，它羞耻地活着。

    诗人牛汉曾经说：“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一个人的命运身不由己，是荒谬的历史的罪过。”

    最后，我要借阿珑的诗句来结束：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旷新年

                                                                       200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