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壮丁的日子

前言：最近读了几篇介绍壮丁的资料.来自当时喝壮丁血的国民党官方,如“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作为受害人来说,这些材料没有夸张,是十分可靠的.但失于概念笼统.下面用亲身经历的具体情况为之补充.以备现在年青人增加点真实的感受.

要说明的是,不是以这点补充为难现在的台湾国民党.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与大陆时的国民党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只是作为历史的片段而已.何况往昔的壮丁能幸存下来而能诉之于笔的只能是我了。故也有以这点补充代为死去的千千万万壮丁申诉的意味在.

一

一九四六年腊月28日的清晨，天空中的雪花，随着凛冽的寒风，起劲地飞舞着。我赤脚草鞋踏着薄冰挑著空水桶，急匆匆地走向冒着热气的水井：必须趁汲水人少的时候，多挑几担水卖给顾主。当我又俯身在井上，使劲地转动着轳轴，将水桶提升到井口的时候，突然听到几声厲喝：

“不許动！”伴随着几只拉开枪栓顶子弹上膛的声音。

“再逃跑就开枪打死你！”

有六只长枪正对着我。保长带着保丁来抓我的壮丁了。前两次逃脱了。这一次……？

我将水桶拉出井口轻轻放在井沿上，迅速抄起扁担时。几条大汉立即扑了过来，夺下了扁担，紧紧地扭住了我的双臂：

“捆起来！”

我被拖到井台下按翻在雪地上。我拼命地挣扎着咆哮着，就像刚刚挣脱了渔人的手跌落在地上蹦跳翻腾着的鱼。

几个保丁累得气喘吁吁，就是捆不住我。但是我也被几双大手死死抓住无法逃脱。

“要是捆，死也不会跟你们走，如果不捆，我随你们走！”

“你不再逃跑？”保长问我。

“我还能跑得脱吗？”

“好，不要捆了，把他拉起来！——你们几个子弹上膛，他如果逃跑，就乱枪打死他！”

于是，我走在中间，贴身是两个徒手的，前后左右是几条端在手里的步枪。我像一个大官兒一样气概軒昂地走在中间被保护着簇拥进了区公所，关进了黑黝黝的牢房。里面已经有十几个壮丁，是深夜被抓进来的。有的在哭，有的在一声接一声地叹气。以后又陆陆续续抓进来二十几个。有的是在路上抓的，有的是在地里抓的。到了天黑时，已经有四五十个了。这一整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墙角处有一只尿桶，却很少有人用。

第二天早晨，牢房门口叢集着一簇穿黑制服的保警。壮丁们挨个儿被推了出去捆了起来。稍有不顺从，立即被拖到院子中央，被乱拳乱脚打得鼻青脸肿嘴里出血，然后在昏昏沉沉中任由保警捆了起来。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捆的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从前一个壮丁的袖筒穿出来的绳子，再顺着我的袖筒穿进去，然后下行穿过裤腰，再斜行向下穿过另一边的裤筒；然后再从下一个壮丁的裤筒穿进，再上行穿过裤腰，再斜向上穿出另一边的袖筒;然后再如法炮制穿进下一个 人的袖筒……。真是既简单便捷，又切实有效。我们这四五十个壮丁，活像穿在柳条上的一串鱼。要任由蒋公中正的政权宰割了。

被枪兵押出区公所，四周立刻响起一片哭声和呼叫声。有的被鞭子驱赶开，有的哭倒在雪地上，有的无声晕倒在一傍。我身前身后的壮丁都在流淌着眼泪，喃喃地叫她们回去好好照顾家人。

我们这凄凄惨惨的一串，所经过之处，人们都早早避开了。途中有两次“方便”，一次是小便，一人要去，一串就得随着集体去；一次是大便，同样都得陪着去褪下裤子撅出屁股。下午被押进了襄阳县（当时的县政府是设在现今的襄城区）政府的牢房。我们到晚了，牢房里已经关满，我们就被关进县大院里的栅笼里。脚下是雪地，其他五面都是胳臂粗的木柱。挡得住里面的人外逃，却挡不住自外面向里灌的寒风和雪花。串绳抽出去了。我们就利用这点自由，将脚下的积雪用脚和手堆放到另一个角落。虽然两天没有吃饭，在巨大的悲痛中，似乎都不知道饿。院子的四角都設有雙崗，哨兵都如臨大敵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我們這群被獵獲來的會說話牲口的一舉一動。我们相互拥挤在一块，抵禦著冬夜風雪的侵襲，在身心的颤栗中，煎熬着這漫漫的长夜。

被掠獲的非洲黑奴的境遇也不過如此；我們是亞洲的黃奴！

二

到了下半夜，門外就陣陣傳來低低的哭聲，哭的人似乎越過越多，哭聲也越過越大。繼後就有了一次又一次拍門央求開門的聲音，雖然每一次都遭受到了哨兵的怒斥，然而帶著哭聲的央求始終沒有停止過。延續到天微明的時候，風停了，雪也止住了。一個當官兒的從院子深處走到大門邊，不勝其煩地吩咐：

“開門，讓她們進來！”

推著大門涌進來的是五六十歲和三四十歲的媽媽和媳婦們。她們拎著小包，兩眼淒惶地四下張望著，大聲呼喊著自己親人的名字。

“我在這里！”

“我在牢里！”

壮丁们纷纷应和着。

沒有在柵籠裡找到親人的婦女，都被吆喝到牢房门口排队。栅笼外站着的妈妈和媳妇，都雙手緊緊地抓住木柱，有的是四只手紧紧相握着，不住地抽泣著斷斷續續互相囑咐著。老百姓们早就明白：在她们生活的范围里，凡是被抓壯丁出去的，沒有一個能夠好好活著回來。所以都清楚，這一次的相見，是生離，也是死別！

當淡淡的陽光照到院子裡的時候，家屬們全被驅趕出大門。在清除了積雪的院子中間放了兩張條桌和幾把靠背椅。幾個配著武裝帶戴著白手套的官兒，在幾頂禮帽中山裝的躬身敦請下落了座。柵門打開了。我們被一個個推了出去站在條桌前，從傍邊上來兩個戴眼鏡的官兒，先看看牙，再用拳頭敲敲胸脯，再命令脫下褲子前後看看。記下姓名後，就關進另一個房間。

“這是在幹什麼？”我好奇地問身邊一位四十多歲的莊稼漢。

“驗兵。”他輕輕地回答，“是做樣子的，只要被抓來了，沒有一個驗不上的。”

“咿？這一個咋踢在一邊，沒有關進屋裡去？”

“沒有驗上，師管區的不要，看，他佝僂着身子。。。。。。”身邊另一位壯丁插話說。

“要放他回家了。”我替他高興。

“回不了。這是師管區的官兒，為了要縣長孝敬他們找出的理由。”

到了中午，就越驗越快了。當我剛站到條桌前，不等醫官走近，記下了姓名的官兒，向我一擺頭：

“過去吧，完全合格！”

驗完之後，我們又一個個被拇指粗的繩子串在一條繩子上，驗不上的十幾個，最後也都串在我們的這根繩子上。在周圍佈滿槍兵的護衛下，出了縣政府，出了縣城门洞，走下河堤，河邊一溜排開了十几條木船。我們一繩繩地被驅趕上船。正式成了被師管區押送的壯丁，其實是那個政權下的兵奴，比奴隸還要奴隸的奴隸。

上船以后就又抽去了串绳。船头船尾都架着枪口对准船舱内壮丁的机枪。机枪旁边是一群师管区的班长排长连长们，手中的步枪都上了刺刀。然后每个壮丁发一个馒头一块咸菜。要喝水，手伸出船舱就是。然后，连长戴着白手套站到机枪旁向我们训话了：

“我知道，你们都想找机会逃跑。我警告你们，是绝对跑不掉的。凡是从这里逃跑的人，追到你的老家，追到天边，也一定要把你再抓回来。抓回来干什么？还想当壮丁？没门儿了，你没有资格了，凡是从师管区逃跑出去的壮丁，是一律要处于死刑的，是一律要立即就地枪决的。枪决懂不懂？就是吃枪子，就是枪毙，这是上峰的军令！所以，我要奉劝你们，不要妄想逃跑，要老老实实让我们师管区部队，顺顺利利地把你们交给正规部队。到了正规部队以后，你们想怎么逃跑就怎么逃跑，想什么时候逃跑就什么时候逃跑，你们结成伙一起都逃跑掉也行，我们都管不着。但是，在我们师管区，谁要想逃跑，谁就一定要吃枪子，谁就只有死路一条，谁就一准活不成。你们自己要好好掂量掂量我的话！”

我们一个紧贴一个地挤坐在船舱里，挤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的上绳——那位四十多岁的庄稼汉，他叫邓满仓，妻子给他送来了鞋袜和两套衣服，塞到他手里的钱，他又眼含着泪用力地塞给了妻子。

“她在家里，要养活她妈和两个娃儿，可比我在外当壮丁更苦呵！”现在他一边听连长的训话，一边给我作注解，什么是师管区，什么是正规部队。

“怎么始终没有人来看你？”老邓奇怪地问我。

我告诉他，自己从小就在外面流浪，以后在战时儿童保育院，相当于孤儿院里读了五年小学，以后当学徒，日本鬼子投降后，就又回到毫无温暖的家，依靠挑卖水维持生活。

“你该不是他们检来的吧？”

“我也不知道。”

“咳！也是可怜人。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要活着出去，”他压低了声音说，“现在不要逃跑，以后听我的！”

我用力点点头。

开船了，风雪拍打着船篷，水在船底潺潺地流动。大家挤在一块，渐渐都睡着了。

我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正准备坐起来看个究竟，老邓一把按住了我：

“快躺下，都不要动！”

前后舱口立刻射进来几束手电的光柱：

“谁敢坐起来，就先打死谁！”

全舱是死一般的沉寂。外面的枪声继续一声接一声地响着。

“这是机枪的声音，先是连发，现在是点射。看来这个人没有逃脱，要死的惨了！”老邓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在向我解释这奇怪的枪声。

“肖排长，不要打死他，只要用点射封锁不准他上岸就行了！”是连长的声音。

过了一会，又传来另外一个声音：

“报告连长，逃兵沉下去了！”

“不要让他淹死了，打捞上来！”

于是响起了船桨划动的声音船篙碰击船帮的声音。最后是重物摔在船板上的声音。虽然机枪声停了。我们却感受到了更大的恐怖，在屏息中分辨着船舱外响声传送给我们的可怕的信息。

船继续在黑夜中向前开进。天大亮以后，船都停靠在河中心的沙洲边。我们在枪口的监视中，在风雪下队伍排成凹形，站在齐脚背的浅雪中。在我们面前空地上，便是还有点微微呻吟声的壮丁，他浑身布满了冰渣，仰躺在雪中，似乎已经没有了知觉。离他两丈远的雪地里，放着几条楠竹扁担，都有手掌宽食指厚。营长披着大衣，围着地上的壮丁转了一圈，用皮靴拨了拨他的头，看不出什么反应，鼻子里哼了一声，对连长挑了挑下巴，低沉地说：

“执行！”

他被剥光了衣服，爬在地上。连长抄起楠竹扁担，高高扬起，重重落下，“啪，啪，啪。。。。。。”声音很闷，打最后几下时，连似有似无的呻吟声也没有了。连长打了几个排长打，排长打了十几个班长打。最后他就完全成了煮透的面条，被两个壮丁软塌塌地挂在楠竹扁担上，壮丁们就排成单行纵队，一个个走过去“看看逃跑的下场”。

我们又被驱上船，那一堆烂肉扔在雪地里。我开始变得麻木，没有了悲痛，只有了恐怖。

第二天夜里，又成功的逃脱了两个壮丁。马上前后的船上，此起彼伏地吹响了尖利刺耳的哨声。十几条船都随着哨声靠岸了，从各条船上都有手电光下到岸上，然后就分头越走越远了。船又离岸继续连夜开进。到了中午，两个人竟然被绑了回来。又是选在一个孤沙洲上，又是被剥光了衣服按在雪地上。又是当官儿的轮流打。然而只把其中的一个捶成了肉泥。另外的一个被活活吊上了桅杆，在行船的风雪中，像一个钟摆一样地在空中左右晃动着。开始还在一声一声地求饶，以后就没有了声音。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躯体突然离开了头颅，趺落到河里。最后连在脖子上的头颅，也被刺刀挑出了绳套扔到河里去了。

每天只吃一次饭，每次都是只发拳头大的一个馒头。人人都疲软瘦弱，走路都止不住踉跄。老邓也不再谈他的逃跑计划了：

“就是放我逃跑也不干，那是白白送死！”

师管区对我们的警戒也略微有点放松。在如此昏昏沉沉的生活中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不知道。只是感觉到天气渐渐变暖和了，又渐渐变炎热了。突然有一天的中午，我们的船队又靠岸停下了。几挺机枪和许多映着太阳闪着寒光的刺刀，沿河布了弧形包围圈后，让我们下河洗澡，但是，不准潜水，不准游泳，一律要站在齐胸的河水中洗，否则就开枪射杀。不过，能够让我们洗一个澡，终究是一个德政！每个还活着受此恩惠的壮丁，瘦削的脸颊上都由于兴奋而泛出了微微的红晕。紧接着，班长送来了剃头刀，也传来了营长的命令：互相剃头，只准剃一半，另外一半留着。一个钟头后集合检查，违抗者打二十扁担。都没有学过剃头，为了不挨那二十要命的扁担，大家都互相咬牙忍着巨痛，坚持剃下去。我给老邓剃，第一刀就拉出了一条血口子，手不住地颤抖，再也无法剃第二刀。后来还是三十多岁的王光明，在又留下两条血卬子后，才剃完了半个脑袋上的头发。王光明给我剃的时候，老邓抓了两把河沙，使劲地在我半个脑袋瓜子上揉搓着：

“小兄弟，忍着点，好在只叫剃半个脑袋，一会儿就疼完了；那二十扁担，你挨不起，不等打够数，你的小命就没了。”

“你放心，我现在的手艺已经练出来了，不会怎么疼的。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小秀才，我更要小心侍候。”王光明一面说一面举着剃刀，等我把脑袋伸过去。

也许是河沙把脑袋上的感觉揉搓得麻木了，虽然也留下了三条血口子，却真的不怎么痛。

我们干干净净地站在骄阳下，让营长率领着连长排长班长们检查。然后是营长带着稀有的满意的笑容训话：

“你们知道这剃的是什么头？它叫阴阳头，又叫八卦头，一边黒，一边白。是阴阳调和保你们个个平安的头。是为了你们生命的安全才这样剃的。不过，再过两个小时后，我们经过武汉城市的街道时，你们不要有逃跑的念头；留着这样的发型，老远就认得出来，被抓回来，你的小命就完了。那是你们自找的，阴阳头就保不了你们的平安了。”

我们第一次八个人围蹲成一席，中间放了一盆青菜，第一次吃到了大米干饭。我只吃到了开头的一碗。老邓抢到了第二碗，王光明也抢到第二碗，硬生生地拨给了我一半。

饭后，身上也多了一些力气。我们在机枪步枪的护卫下，走过了冷清的街，也走过了繁华的街。这些街道，都像皇帝出行清道后的样子，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屋檐下虽然也稀稀落落有市民观看，脸上却都露出了几份惊恐和不安。

我们是被恐怖麻木了，社会也是被恐怖麻木了。

没有国家管我们的死活，我们已经没有了国家；民族也不过问我们的生死，我们已经不属于民族；一切的宗教和社会团体都不屑视我们为同类。我们不如一条狗一只猫。我们的真实处境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三

我们被押进了一条东西向的小巷，进了坐南向北的一个石门，门内两侧是传达室，在传达室门前已经各自架好了插上弹匣的两挺轻机枪，旁边是端着上了刺刀中正步枪的班长们。进了石门经过传达室向前走几步，再上几级台阶，再走几步后经过一个天井，便进入铺有稻草的房间。

“面对面站好，互相挨紧不准留空！来，这里还能再塞进一个！”排长班长都在忙着加塞。

“坐下！”

我们都坐在稻草上。以后也就在原地躺下睡觉，四个人合盖一条被子。睡下后，我的腿当然要架在对面人的身上；对面人的腿自然也只能架在我的身上。如果侧睡，就要好受一些，虽然身前身后都少不了腿和浓烈的臭脚气味。无论如何，比在船上要舒服得多了。两边房间里和楼上的房间里，都是这种情况。

这以后的饭，就由每天一个馒头，改为每天两餐照得出人影的稀饭。饭里除了发霉的米，还有老鼠屎、小石子、小土块、烂棉絮、沙粒、米蛆、死苍蝇。好在都是不用牙齿的“喝”饭，顾不上挑剔这些，一听到“开动”的口令，只听见阵阵“呼呼呼”的声音。谁“呼”得快，谁就可以喝到第二碗，甚至是第三碗。我还是保持着只吃开头的第一碗。那种疯狂的轰上前，菌集在饭桶四周，拼命的互相拥挤着推搡着，生性见了就退让。有天下午抢饭的时候，前面的一位被身后的一掀，上半身已经探在饭桶里挖饭，重心完全前倾，一下子便栽在滚烫的稀饭里，来不及哼一声就不能动了。抢饭的壮丁一哄而散。四周警戒的师管区部队也不立刻过来抢救。等到从稀饭桶里拔出来，用水冲去阴阳头上脖子上的稀饭，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了呼吸。以后被扔到乱葬岗，被野狗吃掉了。

上午下午都要出操，也不过是立正稍息和队形变换，每次出操总少不了有人被拳打脚踢。

最难受的是夜晚要大小便的时刻。先躺着不能动身子，头也不准抬起来张望，否则就以企图逃跑论罪。先喊：

“报告”

“干什么？”

“尿尿！”

“等一会儿！”

等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壮丁又大声：

“报告！”

“什么事？”

“拉屎！”

“等一会儿！”

“报告！尿憋不住了！”带着哭声。

“使劲憋！”

接着报告的声音就此起彼伏多了起来。

“要解大小便的都起来排队！”

壮丁们纷纷一跃而起，慌忙在天井里排好队，清点人数后，一路纵队被刺刀押向厕所。有的在排队的时候就解开了裤子，更多的是边走边解裤子。进了厕所就慌忙抢占坑位。正稀溜滑喇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班长就拿着铁通条在壮丁头顶上晃动：

“起来起来！出去排队！”

我是宁愿挨两下，也要排完。幸好，每次总有老邓在身边替我求情延宕着时间。

过了半月，壮丁们都要写信回家报个平安。我就自然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为了写好信，我总要了解了解他们家里还有几个人，靠什么生活，嘱咐家人什么话。既要使家里亲人得到安慰，也要使壮丁们尽量充分表达出自己的心意。写了后，我必须唸给他们听，再依照他们的意思进行增添和修改。壮丁们都相当满意，说是比外面写字的先生还能写出他们的心情。

我没有给自己写，因为没有人会真的挂念我。

四

老邓和王光明悄悄告诉我，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壮丁的暴动。

他们说武汉的西面就是飞机场，越过飞机场就是农村。只要能够冲出武汉越过飞机场，壮丁们就都能逃跑掉。准备到下半夜两点就开始动手，先分头上去缴了师管区的枪，只杀死营长和连长，排长班长都捆起来算了。然后就和别处的壮丁联合一起冲了出去。

听了以后，我也兴奋起来，便问老邓：

“这里离飞机场有多远？”老邓摇摇头。

“你们听过飞机响吗？”王光明想了想也随在老邓后面摇摇头。

“我也没有听到过飞机响。由此判断，飞机场离我们这里有相当的距离，很可能要穿过很多条街道才能冲出武汉。。。。。。”我立刻觉察到了危险。

“我们这条小巷的两头都有师管区的部队把守着。他们既使阻止不住我们，也会很快通知其他的部队拦截我们。农村的没有被抓壮丁的家很少，因此逃跑进农村就会受到同情和掩护；但是城市被抓壮丁的几乎没有，他们会不怕受牵连来掩护我们吗？恐怕问个路都很艰难。道路不熟，又不能很快逃进农村，逮捕我们的部队又比我们路熟。。。。。恐怕能逃脱的很少，死的却会很多。”

我们三个都沉默不语了。过了一会儿，老邓对王光明说：

“由我负责通知别个壮丁队，取消这个打算。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你向本队的人说明一下。小兄弟，”老邓面向我说，“这事你想得周到，以后你还是假装成什么也不知道，平日在当官儿们的面前，要假装的十分害怕他们。免得他们整你。”

又到北风吹来，零星的雪花在空中漫舞的时候，我们将被押上火车，开往陕西。于是，新的暴动计划出来了：发车后等到夜晚，各车皮里的人听到老邓三声枪响，就解决各车上师管区的武装，除了杀掉营长连长外，都饶他们一命。老邓和王光明负责夺取所在车皮的枪支。成功后都跳车逃跑进入路边的农村。想回家的就回家。回家呆不住的就跟老邓一同上山当土匪去。

第二天壮丁们一批批被押上火车，轮到我们这个班上车时，却突然被拆开分装进两个车皮，老邓和王光明十八个人，被分在后面的闷子车的车皮里。

我所在的车皮，戒备十分严紧：车皮的一端放有连长的行军床，床前是一张条桌，桌上架着上了子弹梭子的轻机枪，机枪边是手持上了刺刀步枪的排长和班长们。车皮的四角都设有双岗，在闷子车的出气孔处，也有两把刺刀守着。连长在声严色厉的下着命令：

“不准抬头观望，不准交头接耳，不准站起身来，否则，立即枪毙！”

我们个个将头低垂在胸前，是一直保持着这个难受的姿势。昏昏沉沉到了下半夜。猛然被后面连续不断的机枪声惊醒。连长握着机枪托厉声叫喊：

“头都低下去，头都低下去！不准动，不准说话！”车皮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沉寂。后面的机枪还在打着连发。火车却放慢了速度，，不一会儿，车速又加快了。

天亮以后，火车停在河南的一个车站。列队清点人数的时候，我所在的斑只剰下短短的一小节儿，和老邓在一个车皮的十八个人全部逃脱。深夜下车追赶的排长班长们回来说，火车路边，没有发现一个被机枪打伤的人，连一点血迹都没有。

其他的车皮没有听到三声枪响，在阵阵机枪声中，也没有行动了。

以后才知道，有一个壮丁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师管区汇报了。问到有哪些人参加，计划的详细内容，他就完全不知道了。只知道通知他的老邓是在哪一个斑上。原答应这个壮丁到了西安，就放他回家。到了交兵的时候，他却和我们一同被交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当兵了。有人准备惩罚他，最后还是被大家劝住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家里还有人在盼望着哩，算了吧，以后大家就都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五

一队队留着阴阳头的壮丁，在机枪步枪刺刀的押送下，在大雪纷飞中，皮包骨头瘦骨伶仃地走进了西安的城门洞，再向前走几十步后向右拐，进了门口有岗亭的大门。里面是宽阔的院子，院子四周环绕着一圈两层楼的建筑，环绕楼房的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面架设有铁丝网和电灯。

“你们这几个随那个斑，也从这个木梯爬到楼上去！”排长用鞭子指着楼上。那个班正一个接着一个地往上爬。

这是一个独立两层小楼。在它侧边十几步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岗亭。显然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

“我们就住在楼下吧，我泻肚，上厕所方便。”我可怜巴巴地央求。

“放屁！你们几个给老子小心点，别再打冤枉主意。你们与逃跑掉的那十八个都是同伙，以为老子们不晓得。要不是为了凑齐交兵的数目，老子早就一个个活埋了你们！”排长气愤愤地说。

我们这十几个人，随在那个班三十几人的后面爬上木梯。楼里面避风的地方已经住满了，我们只能紧挤在楼梯口旁的一块小地方。风搅着雪团向里面灌。虽然同伴侭量向里面挤了又挤，最后上楼的我，还是在楼口边上。身下的稻草原本就薄，四人合盖的被子，半夜里又被里面梦中的伙伴滾在身上。等我冻醒过来，就感觉到头痛，浑身发软。

天亮后，我就坐不起来了。

“都下来吃饭去！”隐隐听到楼下排长的喊叫。

晃惚中知道人们都从我身边下去了。我又迷迷忽忽地睡着了。

这一天，我没有吃饭。第二天也不知是怎样就天黑了的。以后同伴告诉我，到了第三天，排长带了两个班长上来了。掀开被子，向我身上踢了踢，见没有反应，摇了摇头说：

“拖下去！”

“送到什么地方？”两个班长各抓住我的一只脚脖问。

“扔到城外喂狗！”

两个班长攥住我的脚脖拖到楼梯口，正要向楼下掀的时候，十几个同伴突然明白了，一下子同时扑了上来，有的扑下身来，要把我拖回来，有的递过来被子，把我严严的裹起来，其他的都跪在排长面前乞求：

“排长，求你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吧！他还是个孩子哩！”

“你们不怕他死在你们中间？”

“不会的，排长！我们会用老家的办法治好他的！”

“好吧，明天这个时候，他还是这个样子，就一定要拖出去的！”

同伴们把我抬到里面，用他们随身带的缝衣针，先在我的前胸后背的几处揪起皮肤挑刺，再用手掌推后背到发红发紫，然后再从后颈到前额挑刺。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了一点反应。为了发汗，王光明脱下他未过门媳妇给他织的红色棉线毛衣给班长，只求换来一碗热薑汤给我喝。最后再用所有的被子盖在我身上，要我发汗。随后十几个人就围坐在我的四周。

“热，热的很！被子揭开！”我在里面喊。

“你把手伸出来，看看掌心上出汗没有。”是王光明的声音。

“好！”我顺从地把手伸出了被子。

王光明摸了摸我的掌心：

“有汗是有汗，就是还不算透。再等一会儿。”

我的手被送进被子。过了一会，察看到掌心全是汗后，身上的被子才一层一层地逐渐揭开。他们为我擦净了身上的汗，换上他们从身上脱下来带着体温的一套干衣服。我，全好了！我，又能活下去了！

我怀着感激，流着热泪，要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叩头。都被他们拦住了。

“我们还等着你给我们写家信哩！”

第三天，又到了吃上午饭的时候，我的头上被王光明緾上了一条毛巾，轻松地爬下木梯，在刺刀的护卫中，和壮丁们一同蹲在院子里吃饭。排长走到我身后，踢踢我的屁股说：

“算你狗命大，竟然活过来了！”

患难之交见真情，我永远怀念感激这些一字不识的文盲恩人！几十年后的文革中，也是一些平日交好的知识分子朋友，就是他们为我制造出种种的谣言和苦难，坚持要把我送向刑场枪毙。在他们身上，知识竟成了罪恶！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我的文盲难友！“仗义多为屠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此言不谬！

                      六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后，我们盼望的交兵日子终于来临了。

残冬的太阳，虽然还不能融化尽积雪，照在我们虚弱的身上，却感觉到了少有的亲切和温暖。壮丁们一列列排开，站在尚剰有星星点点雪块的湿地上。正规部队的军官们，也都是个个戴着白手套，穿着马靴，在师管区营长的前导下，一列列地审视着这些即将是自己部下的壮丁。他面部表情严肃地扫视着，不经意地听着身边师管区营长的辩解。偶而他会停下来，举起拳头试着推推看来较为强壮的壮丁，然而这个壮丁憋足气也还是要向身后踉跄两步，当巡视到身后，另外的接兵军官，横腿碰一下壮丁的小腿肚，就会卟嗵一声跪了下去。

接兵的官，对我们壮丁的如此体质，是个个都摇头。

然而，几个接兵的军官在师管区的官儿陪同下走了；另外一批接兵的留了下来。随着他们的口令，我们开进了正规部队的军营。开始成为国民党胡宗南的部下，成了名副其实的正规部队的兵。具体到我来说，则是在文革中，被我尊敬的知识分子同行，认定我是受国民党中央情报局特派假扮壮丁到西北刺探延安情报的大特务而且当然的成了大伪军官！但是我的几个壮丁难友在外调打手们的威胁利诱下都是软硬不吃坚持实事求是地证明我同他们一样只是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