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1日，我们团抽调了五个人去驻在淮安的658团学习，因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们要去那里学军，我们就向南京艺术学的师生们学习艺术。我们任务是学习美术，兼学吹小号。

我在上中学时就喜欢美术，有一定的基础，跟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学习美术是没问题的。但他们看了我的身材，都认为不是吹小号的料，因为吹小号很费力气的。他们说得没错，最后汇报演出时，两个学吹小号的战士吹《国际歌》，就坚持不下来，开始他们还一起吹，后来没力气了，只好一替一句吹。

现在我对在淮安学习的事已没有太多的印象了，记得最清晰的，就是每天晚上在营房外的大运河边上看萤火虫、与战友谈心的情景。为什么那时候经常与战友谈心呢，那是因为有一个战友丢了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事件。

我对战友霍建行丢钱的事印像特别深，因为我一直参与了事件的调查处理。但我在翻阅那一段的日记时，却找不到关于霍建行丢钱的记录。还是在写这段文字时，我突然发现我的写字台上不知从那里多出一个更小的笔记本，打开一看，里面竟另外按日记形式详细地记录了那一次丢钱事件的情况。

当时，负责管理我们的好象是657团的一位协理员，不知为什么，他怀疑是我们团的战友汤浩偷的钱。对于汤浩，我是了解的，无论从家庭情况和为人上来讲，他都不可能去偷别人钱的。

被偷的钱并不多，好象仅有四块多钱和几斤粮票，但那时一个战士一个月的津贴也只有三元钱。失主霍建行也是我们团的战友，他很痛苦。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主动提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他，打算给多少钱我已记不得了，但霍建行坚持不收。这件事直到后来我们同在一个电影组供事时，他还对我表示感激之情。听说霍建行转业后在浙江慈溪电影公司工作（前几天我打通了他的电话，他现在已进入慈溪文联）。

汤浩的思想压力也很大，我真的很怕他蒙冤负屈后想不开而轻生，于是就站出来向协理员表白。我说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我想撇开同乡和战友的关系），找汤浩谈心了，我认为汤浩不是那种人。协理员很不高兴。

1975年6月18日晚上的日记有这样的记录：“晚上汤浩找我说了他的问题……在谈话时他说，他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心里感到领导对他的压力很大，同时他是哭着讲的。我又向他说如果真的没干，也不要有思想负担。他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请求领导查清此事。我感到我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也要作另一手准备，防止他想不开……”

其实我怀疑偷钱的是657团的一个副班长，他就睡在霍建行的上铺，我在日记里详细例举了他的八大疑点。但毕竟每天还要各自去上艺术课，并且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一个月，谁偷的钱最终也没能查出来。

离开淮安，汤浩就开始走运了，不久去了师电影队，后来又当了师电影队的队长。只是有一次出车时翻车烧伤了屁股，只好去住了八二医院，巧得很，在住院期间又与一位护士恋爱了，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小潘。

由此可见，人生是曲折的，有迷惘的时候，也有爽朗的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作者（左一）与汤浩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