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婚姻与父亲的八次创业

读者大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见证中国60年”征文撰稿 2009-10-22

    我的母亲、大姨还有小姨，三姐妹全都嫁给了同一个男人，他就是我的父亲。这史无前例的奇异的婚姻，注定了他们在那特殊年代各自的坎坷命运，注定了我母亲的悲剧人生。

母亲出生书香门弟，当年日本占领南京，外公当时是无锡《新锡日报》的总编辑，后因写文章讽刺日伪政府被关押进无锡监狱。那时母亲和大姨去探监，遇上了典狱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同情外公的遭遇，主动帮忙，最后通过保外就医救出外公。从此父亲因是外公的救命恩人而常出入于母亲家，最后导致母亲和大姨同时嫁给了父亲。几年后外公去世，父亲带着妻小和我的外婆，还有小姨及小舅，经历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举家迁回父亲的家乡重庆，开始了他们的坎坷人生路，时值1949年初春。

回到重庆后，为养家糊口，父母亲在民生路上先后开办了“艺文打字研修学校”，为西南地区培训打字员及维修打字机。母亲负责培训工作，父亲负责维修技术，大姨管理财务，生意井井有条，生活富裕祥和。

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街道上为了完成“打老虎”指标，盯住了平时多个老婆，让人看不顺眼的父亲，无缘无故地就将父亲这个私营业主定为“贪污份子”，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两年。这一随随便便为完成任务而凑数的行为，让父亲从此背负上“劳改份子”的记录，成了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再也不得安宁。

1954年从监狱出来后，父母亲和姨妈继续经营“艺文打字研究社”。1956年公私合营，父母亲积极响应号召，将自己居住的房子腾出来，全家另行租房居住，并把设备、流动资金都捐献出来走合作化道路，带头与其它五家同行合并，成立了“重庆打字机生产合作社”，父母亲均在合作社担任技术工作。当时的打字机打字是用字钉撞击蜡纸，再通过蜡纸印刷，蜡纸越新，打出来的字越清晰，能印刷的张数越多。鉴于当时全中国只有上海和杭州生产打字蜡纸，父亲决定：研制重庆自己品牌的打字蜡纸。父母亲为此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并通过上海同行的支持帮助，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钢头牌”打字蜡纸。由于质量好，产品鲜，少了运输成本，“钢头牌”蜡纸因而逐步占领重庆及西南市场。百货站一再追加订货数量，合作社因此利润倍增，不到一年，合作社就进入国营成为“国营重庆打字机厂”。

国营后，上级来的新领导看不惯父亲两个老婆的婚姻状况，而父亲对这个不懂业务不懂管理的上级领导也看不对眼，所以相互之间产生矛盾。1957年整风反右，父母亲积极参加运动，写大字报，画漫画，与大家一样向领导提意见，结果得到该领导一个“反对我就是反对党”的结论，将父亲与大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开除公职，将他们送到松山化工厂劳动教养（打字机厂后来也因管理不善，没人能生产打字蜡纸而效益下降最终退回到合作社）。当晚抄家时年老的外婆又气又急，突然脑溢血发作，瘫痪四年后于1962年含恨去世。

母亲于1958年与父亲离婚，结束了自己12年的婚姻生活，其中原因复杂，特别是整个家庭的畸形婚姻给家庭成员带来不小压力，成了众矢之的。1958年，随着运动的愈发猛烈，这样的压力让母亲不堪重负。为大家及孩子们的前途，母亲毅然离开家去了煤矿……

 1962年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劳教回家的父亲重操旧业，成立了七星岗人民公社打字机厂，父亲带领几个学徒，为重庆市各机关单位修理打字机。由于父亲技术精湛，服务周到，讲信誉，深受各单位欢迎。可是好景不长，公社书记换人后，新上任的书记无视打字机车间的良好效益与影响，个人意志左右政策，认为父亲这个劳改份子，又有多个老婆的经历，怎能当一个负责人。遂召集跟着父亲的几个学徒，要他们与父亲划清界限，并调离父亲去烘炉车间打铁。父亲与他据理力争，拒绝调离。

1963年，父亲被迫举家搬到成都，与在成都的学生一起，经成都有关当局批准，父亲成立集体所有制企业，依然干他的老本行，此系父亲的第四次创业。记得那年我刚入小学，我们住在成都市南大街一个幽静的四合院内，里面有天井，有参天大树，隔壁是图书馆。那宁静的环境似世外桃源。平时我们几姐妹一起上学，总是手牵手，放学就去父亲工作的地方，傍晚与父亲一起回家。那时父亲常常在附近一家叫艺宾苑的餐厅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支卤鸭脖子作零食，晚上我们在有天井的院子里遥望星空，听父亲讲故事，享受那和平宁静的生活。平时我们感冒生病，父亲亲自为我们打针拿药，父亲还为我们缝补新衣，为我们理发……那真是我们童年少有的幸福时光，可是这短暂的幸福时光只维持不到两年。

这时，重庆那个城市公社书记多次派人前往成都有关工商局联系，要求取缔父亲的店。1965年初的一天深夜，一群人来我家将父亲戴上手铐带走，称父亲系非法合伙营业，并抄家，抄走了父亲的劳力士手表、毛毯、风扇、大衣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关闭了父亲的店，抄走了父亲的修理工具。同时宣判父亲为“管制份子”，时效三年。

成都无法工作，一大家人要生存活命，父亲无奈于1966年初，又一次举家搬迁，回到了重庆这个伤心地。回渝后街道办事处在那个书记的授意下根本不予安排工作，欲置我全家于死地。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们家进入了最困苦的时代。由于父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没有了主要经济来源，全家十几口人的吃饭只能靠我那受过良好教育并精通英文和日文的母亲在外地煤矿干体力活，每月邮寄回她的半数工资45元，还有在贵州地质队工作的舅舅每月支援一定生活费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几个哥哥姐姐拿着扁担去做临工，到河边去担河沙、水泥、石灰、砖头。我那曾经是上海医大高材生的大姨妈只能帮别人洗衣服补贴零用钱，我们食不果腹，一日两餐稀饭下咸菜。红卫兵三番五次抄家，家里被抄得一贫如洗。批斗，游街更是家常便饭。该地段罗姓一大户以整人为乐。有天晚上将父亲关在地段学习室，用轮胎条子狠命抽打，致父亲后背如斑马状血条，半夜里痛得解不出小便。第二天该户又指挥红卫兵们将父亲再一次批斗，称翻案抗改，命令游街示众。父亲行走困难，服用一颗止痛片后，在我的一个姐姐和哥哥搀扶下，在红卫兵的簇拥下，头戴高帽子，游过大街小巷，游街到我那唯一有正式工作的一位姐姐单位示众；这人不时还要挟小姨去交待问题，要小姨检举揭发父亲，打得小姨遍体鳞伤后，第二天又拿药来我家给小姨擦，声称当时是打在小姨身上，疼在他心里等等，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不屈服，认为凭手艺挣钱吃饭天经地义，自己根本没犯法。70年代，父亲又经好心人介绍到涂山人民公社的各单位上门修理打字机，不到半年，被那罗姓大户向公社施压而夭折。1976年初，渝中区交通机械厂聘请父亲，并拿出门面房让父亲开业干老本行，开业没几个月，那个罗大户又气势汹汹地带人到门市将父亲铐走，随后宣判父亲翻案抗拒改造，劳改五年，送到长寿菩提山农场。无奈下，大姨妈也和父亲离了婚，带着她的五个孩子离开了家。我和哥哥姐姐为了生存也各奔东西，只剩下小姨留守在家等候父亲的归来。

已经是六次创业，多次劳教的父亲仍然不放弃希望，坚信“天下没有不变的物质，总有一天，问题会解决”，这一直是父亲的口头禅，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私底下当笑话来自嘲的话。

1982年，父亲被平反释放回家，并得到360元国家赔偿，那时父亲与小姨已经在一起了。父亲不在乎那失去的东西，一心想抛开包袱大干事业，他热爱他的工作。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家国营单位主动聘请父亲为顾问，恢复老字号办厂，组装打字机，效益非常好，解决了几十个职工子女就业，当时父亲已近70岁，那是他的第七次创业。

1987年，74岁高龄的父亲与几个儿女一起开始了他的第八次创业，值得庆幸的是， 那时，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已深入人心，父亲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他是当时的区长，非常开明，佩服父亲70多岁的创业精神，给予全力支持，完成了父亲一生的心愿。这期间父亲先后以民建会员的身份当选为政协委员、工商联理事。企业在当地享有良好的口碑，也多次获得“十佳企业”、“纳税先进”、“优秀私营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等殊荣。直到1994年，80岁的父亲退休，将事业的接力棒交给跟随他一起创业的三个女儿而后安度晚年。1997年，三个女儿将企业改名为父亲的名字以示纪念父亲的创业精神，父亲也目睹了女儿们将企业越办越好。

2004年4月的一天，那时的父亲已卧病在床，他欣慰地告诉我们：幸亏有邓小平，让他赶上了幸运末班车，他今生已经没有遗憾，并嘱咐我们在他去世之后也如邓小平那样，将其骨灰洒进长江。一个月之后，父亲去世，我们实现父亲的遗愿，将骨灰洒向长江，流经忠县故里，汇入大海。

2007年，我和我的姐姐、姐夫们专程前往广安邓小平同志故居，那是小平同志去世10周年的日子。我们向小平同志的塑像献上鲜花，虔诚地向他老人家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感谢小平同志的英明睿智，感谢小平同志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福祉，感谢他老人家让我们的父亲在经历过无数次磨难后，最终遂愿，幸福终老。让我们及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要经历父辈的苦难，再也不要重蹈父辈那人鬼颠倒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