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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现了大庆油田”之争：好不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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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是谁发现了大庆油田的争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今日，愈演愈烈，仍在继续。
二○一三年九月，曾以会战总部机关秘书的身份参加大庆会战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情报所副所长毛华鹤，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摆出事实，以当下反思者的眼光提出看法，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题为《反思“工业学大庆”》的文章。
大庆经验，毛华鹤认为说到底就两条：一条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能不能代表另说）的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这在大庆经验中已有充分表述。另一条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的科学探索。这种探索既包括了原地质部、原石油部、中国科学院、原煤炭部专家的探索，也包括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很久以前日本、美国同行的探索，尤其应包括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九年原地质部专家在松辽盆地艰苦细致的工作，这在大庆经验中表述很不够。
地质部专家的探索当然应予肯定。一九八二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在“第一次科学大会”上，“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与“两弹上天”同被授予一等奖，为最高科技成果奖。
那么，大庆油田是如何发现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
问题来了。最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有一个自称何季民的人，以《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为题撰文指出，既然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那么，具体地说，究竟是根据了谁的理论，进而，发现是谁获得的？就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地质部，在其中最具权威的三位著名地质学家之间，或有人亲自挑起，或另有他人出面为其中某一位或某两位打抱不平，展开了一场据称所谓“科学大师的名利场”的争论，争论内容：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李四光根据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还是黄汲清根据了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或是谢家荣根据了谢家荣提出的“北满……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的地质指向？程度之激烈外人实难想象：其中的“李派”与“黄派”，甚至上了法庭打了官司。
但是请注意，毛华鹤已经说了，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探索，既包括了原地质部、原石油部、中国科学院、原煤炭部专家的探索，也包括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很久以前日本、美国同行的探索。
单说日本人吧。事实上，早年间日本人在那一带忙活了三十多年，早已打过探井。据旅日学者徐静波转述，二〇一〇年时任大庆市副市长的中国女同胞栾莹告诉他，日本人打的那口井位置没错，距大庆油田的发现井松基三井相距仅两公里，井深距出油层位相差仅三百米。即，松基三井打了一千四百米，日本人只打了一千米，差一点发现大庆油田。
另有署名“平生”的知情者在其“新浪博客”上，用二十多节文字系统讲述当年“日本鬼子差一点发现大庆油田”的另一种的说法，特地讲述了证实大庆油田主力产油区在油区北部的、仅下钻至六百八十米即钻遇油层的“萨一井”，与“日本鬼子差一点发现大庆油田”的关系：
“萨一井”几乎与当年“小日本鬼子的探井打在了一起”：两口井仅相距一公里，距王进喜的五十五井也不到三公里。如果当年日本人把井位挪动一公里，或日本人再多打两眼井，井深仅六百八十米，都有可能发现大庆油田。而且，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松辽石油勘探局的勘探进度报告说：“安达的杏树岗石油构造在普查队用五百米钻机，钻至三十米的地层时喷出大量天然气。”这说明，“如果杏树岗不是抗日游击队的老窝”，如果不是当地抗日军民持续不断地沉重打击，致使日本人无法展开进一步钻探行动，日本人将能够“能自由自在地钻井，（那么，出油井在）杏树岗、萨尔图地区早已满地开花了”。
“平生”的文章指出，此前，日军飞机飞行员早已看到了当地水泡子上的大量油污——油苗的地面显示，并汇报了上级，日本人对于在那一带寻找油田是有相当的决心的。“感谢抗日义勇军！感谢抗联战士！感谢安达地下党吧！没有他们，大庆油田可能早就被鬼子发现了”。“平生”还说，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安达市委第一书记曲常川在中共安达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证实了日本人曾经有过的上述努力。
日本人（包括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美国人）对于今之大庆油田的探索，显然与李四光、黄汲清和谢家荣的理论无关。站在日本人面前，李四光、黄汲清和谢家荣，皆“刘郎去后”之人。面对早年间日本人在那里忙活的三十多年，以及日本人已经打过的那口探井，围绕三位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之间的所谓“名利场之争”，是不是有些滑稽？
资料显示，李四光在欧洲讲学时指出的中国东部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其地理指向是华北平原而非松辽平原。他首次提出所谓“东北平原”有石油勘探远景的时候，时间已推进到了一九五四年。几乎同时，黄汲清参与规划部署在松辽平原实施石油地质普查，时间上也是一九五四年甚至一九五五年。三人当中，谢家荣提出“北满……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的理论，时间上大概最早，资料显示的时间是一九五〇年。
而一九五〇年，距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已过去五年。因而，至少在一九四五年战败之前，日本人已在今之大庆油田地区忙活了三十多年，已在那里发起勘探施工作业，中国人之间还争个啥？日本人没找到大庆油田是日本人活该。否则，这场所谓“名利场之争”很可能无从发起。庆幸的是，这场争论还是发起了，毕竟是新中国而不是日本国在那里打出了出油井。
何季民就这场争论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大庆油田的发现现在已经很难找得出或分得清是哪个人哪一家的学术思想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归功于地质力学或‘陆相生油’，都是后来找补的。”
何季民赞成余秋里的说法：“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学，球，找到油田就是学”！
滑稽归滑稽。这场争论有其正面意义。周恩来事实上被误导了，整个中国包括执政当局都被误导了。这次争论，已事实上向周恩来有关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说法，发起了否定性挑战，并有可能获胜。进而，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次科学大会”上，李、黄、谢三人当中谁应就“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奖，谁不应获奖，究竟是谁就大庆油田的发现做出了真正贡献，还有谁应当获奖，大庆油田是不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甚至是否应以此为名设立奖项，都应予认真梳理。这对能否正确总结科技创新规律，能否在中国建设一支具备重大创新能力的科技专业人才队伍，无疑具有重大的至少是正面意义。
网络上如今另有说法，但未知真假。有个人说，大庆油田是李四光根据这个人的爷爷的哲学思想发现的，王进喜的钻井队打出来的。甚至干脆说，是王进喜发现的。
看看，争论又似乎出现了另一方。就当笑话，别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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