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下，一代青年从此迎旭日升起，送夕阳落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睡在稻草地铺上的日子，终于因为女同学们爱吃零食，炒麦粉啦，多味花生啦，花生牛轧糖啦，引来了一群老鼠在稻草地铺里做窝，而宣告结束。农场场部一下子运来14张双层的铁床，到我们的大仓库。我和本校的高中生睡上下铺，友兰和及儿睡上下铺。大家都喜欢睡下铺，大概是出脚方便，累了一倒就能躺，省去爬上爬下的麻烦；我却以为睡上铺极好，用蚊帐一闭，成了自己的私密空间。其实随遇而安，心安就是家。

       从此我在大风大雨，不出工的日子里，躲在上铺打着手电筒偷偷看渤生好友借我的：鲁迅的《呐喊》，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卢梭的《忏悔录》。《忏悔录》写卢梭多舛的命途，但读这书，所得的不是“凄惨”而是“温暖”。写“己”之“过”（故曰忏悔），为的是知人之“仁”（人情，人对自然对生命之爱）。我更多的时间在被窝里看英汉词典，英语语法书。

       就在及儿被提升为生产组长（要管理20多人）不久，她睡在上铺的个人日记被爆光了。平日里一放工，大仓库里总是很热闹，那天却只有窃窃啜啜的小声音。

       晚上接到通知：生产队全体党团员（包括睡在大仓库里的全体同仁）到食堂开会。会上先是及儿面孔通红地低着一头卷发读检查，说自己不应该写：“这样的苦日子哪有尽头！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这类的日记。又说自己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作为团员又是组长，应带头扎根农场一辈子。接着生产队党支书唐元海要求大家发言，知青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纷纷批判错误思想，有的还上纲上线。

        哄哄的声音在我耳边作响，我想我是随大流说些领导爱听的话呢？还是为了朋友的朋友不吭声呢？当大家都发了言，目光都朝我扫射过来，我硬是屏住，不愿戴上面具，自欺欺人。

        后来我得知是睡在及儿下铺的友兰私自偷窥了及儿的日记交出去的，让我大吃一惊。十年“文革”弄乱了人们的思想，鼓励的是相互揭发，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得不互相戒备，更何谈信赖与同情？当然其中还有个“妒嫉”之心在作祟。

        不久我去场部广播站交生产队的稿件，正遇上唐书记，又聊起及儿日记的事，唐书记问我，为何不发言，我说讲真话，我的思想和她一样啊！为何要落井下石呢？

        一代人的青春在整齐划一的颜色间，总会悄然露出一些跳跃的色彩！

        生活就是这样，它有时是一块磨刀石，刀锋触碰，迸射火花之间，锋利与否，都要看看刀具本身用的角度和力度。

        北风一刮，开河的工程下达了。那是冬天的一大关口，每个知青一定要经历的，就像战士上战场，都要刺刀见血。

        在三九严寒，面迎透骨的寒风，挥舞着铁锹，肩担着百把斤的河泥。远望两岸红旗猎猎，无数人沿着河岸滩地上上下下，像一群群忙忙碌碌的蜜蜂，蚂蚁。因为各生产队是包干，落实到各小组又是包干，大家起早摸黑，手磨出了血泡，肩挑出了一层皮，谁也不肯歇。

        直到食堂送水送饭到工地，大家累得倒卧在河膛的台阶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泥浆。

        那时我们已从大仓库搬到了半新半旧的红色平房，及儿已不做组长，也不和友兰上下铺，八个人一间房。清早一看见屋外脏兮兮的扁担畚箕，大腿就不由自主地抽筋。开河的累啊，好像拆骨头一般，真是“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

        作家杨绛说过：“灾祸孕育智慧，苦难磨练人品。”生活也许就是这样，必须去面对许多挑战，要哭过，笑过，痛苦过。我们才算真正地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