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们直接面对一个个故事，一段段记忆时，90年代转型期的改革才真真切切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流光尘嚣里奔忙，大多数成年人已丧失了诗意生活的能力，更不要说孩子了。大人忙，空闲间随处可见忙着去赚外快的身影；孩子也忙，周日里随处可见忙着去补习功课的踪迹。

  刚搬到浦东时，女儿十四岁不安分的年龄，叛逆期达到顶峰。人大了，心也大了，有时会暗暗挑衅老师，要抄写的语文作业交上去空本子，却宁可挖空心思地读名人传记。老师向我告了状，我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她却理直气壮地说：“要抄写的语文作业，我早就能全默写出来，再做不是多此一举，浪费时间么？”我耐下心来引导她：“我不希望你像和尚手中的木鱼，要天天敲。你要想有自主，就一定要养成自觉，才能逐步达到自学的高境界。”

  从心理上讲，我四十出头，有了一定的阅历，恨不得把这些好不容易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一股脑传授给女儿，而女儿这个时候偏偏自认为什么都懂，正是不甘心束缚的阶段。一个要挣脱，一个要紧紧把握，怎能不起冲突，碰撞呢？

  在上班上学途中，有时我和女儿堵车堵在去浦西的隧道里，我很想趁机跟女儿洗洗脑。但看到女儿耳朵里塞着耳机，是爱华牌的随身听，专心致志地听英语歌曲和她业余读的托福教材。就管住自己的嘴，压住自己的脾气。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家长真不容易！

  每个孩子从小到大都会惹出许多麻烦。在我们家，板着脸给女儿做规矩的是我，也因此我对女儿较严厉；一脸“老好人”表情打圆场的是先生。这就好像是唱戏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先生对女儿的要求不很高，他常说：“世上大多数人有小出息小成就，小出息小成就几乎人皆可得，只看资质平平的你有没有那份奋进的平常心。”因此对女儿的调皮不以为然，比较纵容她。

  小学四年级女儿每天放学已独自乘车回家（要经过静安，卢湾，黄浦，南市四个区），也无意中让她钻了空子，她与班上同学每天逛南京西路的商店，弄到很晚回家，说是学校做值日生。老师与我联系后，我气得回家就给她一顿“竹笋烤肉”（上海话：揍）。在我概念当中，孩子的品质，品德是最重要的。女儿犯了一件严重的错事——说谎，如今想想，我应该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让女儿有机会把内心真实想法告诉我。心理学研究表明，内心丰富的孩子，极容易撒谎，很多谎言是我们人类内心活动丰富的表现。写到这里我想像远在国外的女儿看到这篇博文，是否会“兴师问罪”说：“真希望你没写这个关于我的故事”。

  对我来说付出越多，对女儿的期望也越高。女儿还算争气，小学五年级的作文被选入报刊，居然还拿到稿费。我们特地奖赏她去红房子吃了一顿西餐：牛排加奶油蘑菇浓汤。

  经过中考的洗礼，女儿明白聪明不是成功的的必备条件，努力奋斗，刻苦坚持能决定一切，市重点高中的大门才向她敞开。

  人生的阶段,每次新的开始都有一种魔力帮助我们成熟。两校合并把我们送往新的地方，这是一所沪上名扬的百年老校，有端庄古朴，中西交融的校舍，有“勤学笃行”的校训，生活和工作的挑战依旧在前面召唤我们。

  这所学校原本有许多年富力强，各门学科领军的佼佼者；两校合并后学校简编裁员，还把曾经与我一起读大学的同学给解聘了，据说是上课管不住纪律，被调往校图书馆，现在人员一多，就让她走了。我刚进她单位，她却要离开，擦肩而过，连说悄悄话的机会也没有。

  学校的党支书记孙老师是个强势，严肃，不苟言笑，有点“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影子。因此对她的“畏”多于“敬”，只是有一次学校教工去普陀山旅游，她看到我很虔诚地拜佛，就主动和我聊起佛经的事，原来她的老母亲是佛教徒。才觉得她可亲起来。

  初次见到徐校长，是在学校食堂排队买饭时，他就排在我前面，人很修长，温文儒雅典型的白面书生模样，饭量很小，喜欢精细的小菜。他原先也学过中文，后来改教高中政治课。他曾不打招呼地来听老师们的课，那天我正好在上作文指导课。他给人的感觉是身上有一股气场，气质，气韵，让人觉得温暖，却透着智慧，说话声音不高，但充满了洞察力。

  以前每回政治学习，领导们总高高在上，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要求下属做这做那，唯恐下属不知道他们的水平，往往是台上你讲你的，台下我想我的。但这个场合，我最喜爱，我可以见缝插针地批改作业，备些课或者翻翻杂志，不管周遭如何，我自岿然不动。

  但不料徐校长开会，他开场白和结束语即兴发挥，无套话，废话，空话；几个要点提纲式地一讲，半个小时就散会了。他常喜欢引用鲁迅的话：无端地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为了尊重老师们，长话短说。他常强调说你选择了做教师，就选择了过清贫的生活。要做好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他说的最多的是要把下属的疾苦忧乐放在心上，争取在结构工资上每年加一点，“迈小步，不停步。”

  书记和校长给大家总的印象是平实不张扬，两校合并后的变化是明显的，在有条不紊的运行中走上正常的轨道。那时领导和老师们之间情感还是水乳交融，毫无杂质的。只是在办公室，面对这些原本这所学校老师的目光，我们这些新来的，总不能像以前一样无拘无束地发表自由“演讲”或说说笑话。到了新学校的图书馆，也不如在以前学校图书馆，没有了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又热情向你推荐新书的老先生；只有“紧盯在屁股后面”对你不信任的管理员，图书馆好像是他家的藏宝楼，惟恐书被你摸坏了。叫人心寒！

  90年代的日子，我往来于浦东和浦西，奔波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忙碌着，充实着，折腾着。现在想想也是舒服的，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