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无法抓住指缝间溜走的沙砾，我们无法阻止悄然溜走的时间——每一刻都是下一秒的过去，眼中所见的世界无时无刻都在变脸。

   在中国步入了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里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随着周围经济膨胀，盖起一棟棟高楼，老城厢弄堂就越发显得窄小，杂乱，仿佛沉入井底。

   终于浦东的一对小夫妻与我们的店面交换成功了。别了，老城厢！我将失去夹在小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又巴巴结结的日子；失去与三教九流交往，开眼界，与三姑六婆共处，练唇舌的机会；失去了观看彼此心知肚明，全在眼睛鼻头底下发生每家人家狗弊倒灶（上海话：琐屑之事）的事。

    别了，老城厢！我将看不到公公在弄堂后门口咪白酒,婆婆与邻居搓搓小麻将的情景；听不到女儿和小伙伴“造房子”，跳橡皮筋，排队爆炒米花的笑声；闻不到一家厨房炒菜，一条弄堂飘香的味道。只能穿越而无法全走遍的老城厢，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牵挂。

    随着市政建设的日新月异,延安路高架的腾空跃起。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合并重组开始了，92年年底谢丽娟副市长代表市领导亲临我校视察,整个学校装扮得光鲜亮丽，大家都身着统一的教师服装恭候她的光临。她原来是来做两校合并的“媒人”的，我倒被这合并搞得有点不安。一些在教书生涯被浸成一头银丝的老教师们先后办了退休手续，一些业务功底强，头子活络，有门路的中年教师先后跳槽到好的学校，如我们的语文组就飞走了四位：原教导主任，原教研组长，还有两个骨干红人。

    其实老学校将被拆除，变成延中绿地，变成高高的假山，绿色的海洋。我将和其余的同事们到被合并的新学校去做“小三子”吗？我们都惶恐着。我靠在老学校梧桐树的树干上，看那似乎永远不老的树叶，十几年来，它始终从高处俯视着我，看我由这所学校的大门进进出出；它看尽我的欢愉与失意，也看尽我从青春年华走向人到中年的步履。

    写到这里，已消失的校园处处，书声琅琅，各种“风景”都涌上心中，笔端。

    要搬家了,先生最视如珍宝的东西,莫过于我们积累的书籍，他平日里都用旧的年历纸来包书皮；书有破损的地方，总是给补好的。搬家时还发现，家里大多数家用电器的纸盒都被先生放在小搁楼上了。十几年了，大到电视机纸盒，小到收录机包装，还有说明书，先生都收藏得好好的，让我很吃惊不小！这些原装的纸盒，原装的说明书，一则家用电器升级换代要派用场；二则给家用电器的报修带来便利；三则搬家时，又能作打包用。结论是：上海男人做事的细致，周祥一览无余。

    搬家才骤然觉得，任何人的家都是一点一滴经营起来的心血结晶，弥足珍贵！扔也不舍扔掉，离也不忍分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凡是来到我们身边的，手上的就都是和我们有缘分的。

    蜗居在老城厢婆家的生活结束了，面对这间螺丝壳里做道场(上海话：多功能)一居室的心情，就如同不忍心看到公公婆婆脸上的老年斑一样。婆婆说：“搬过去，带只小缸去装装米，做做酒酿，腌腌咸菜。”结果在匆忙之中还是忘了。

   迎接我们一家三口的是一个刚步入开放，充满透明，自信的浦东新区，它正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发生着翻天覆的变化。陆家嘴一带打桩机砰砰响起，脚手架吧啦吧啦搭起，机器轰鸣，正在打造中国的“曼哈顿”。

     新村，这种为解决工人和当地市民居住问题而大规模兴建的六层连排式水泥住宅，曾是上海人八十，九十年代最普遍的生活形态，也是上海曾作为工业大城市的最大遗迹。如今，虽然昔日的许多工厂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很多新村依旧顽固地存活着，它周边渐渐生长出成熟的生活配套设施。

    我们就搬进了这样的新村，两室一厅的四楼，已读初二的女儿最高兴，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因为换房的小夫妻刚新装修不久，我们也就没“大动干戈”。我最满意的是阳台面对着的是一片大花园，挺拔的树木，高壮而魁梧。枝条上各色娇美的花瓣，优美而单薄，雍容而娉婷。我们没有封阳台，为了能与蓝天，阳光和花园更亲近，我家的阳台就这样无遮无拦地裸露着。

     新村里以白玉兰树为最多,大概是上海市市花的缘故吧?其次是松柏，树下几位老人在楚河汉界杀得昏天黑地。来来往往大多数是急冲冲忙生活的人，在小区的道上留下匆匆而过的足迹。

     清晨路边的大饼油条摊几乎从没见到，一家家挂着牌子名曰“乔家栅”点心店,“凯司令”面包房出现了；晚上八点钟，居委干部的电喇叭准时地响起：“居民同志们，晚上好。。。。”

    有活力的浦东留下了许多亮色，我们毕竟握过手，最好的底片不是胶卷，而是脑海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