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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张国焘肃反错误杀掉的三位中共红军高级将领：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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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曾中生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杰出而又不幸的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6月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1922年，曾中生中学毕业后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认为武力可以救国，便参加了沈鸿英的部队。由于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不久，被提升为参谋。
在沈鸿英部，曾中生虽然深得赏识，但他渐渐认识到靠军阀的队伍救民于水火显然是不可能的，便毅然离开沈部，去寻求新的救国之路。
1924年秋，曾中生千里迢迢步行来到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1925年，他报考了黄埔军校，半年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曾中生被派到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曾中生奉党中央之命去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同年9月，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5月，曾中生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回国后，曾中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有机会看到毛泽东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一些重要文件、报告，对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有了初步认识。
1930年4月，曾中生被党派到南京市委先做组织工作，后任市委书记。因党组织遭到敌人空前的大破坏，曾中生被列为要犯而遭四处搜捕，在南京难以立足，便被党中央调往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对根据地党、政、军实施全权领导。
这时，由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尚不知道立三路线已被废止，还一个劲地由北向南进军，去攻打武汉外围之敌，以牵制敌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曾中生认为，目前红一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和冲破敌人“围剿”，而不是远离根据地到武汉与敌作战，便派人去通知远在数百里之外的许继慎，要他率部回师北上，军、师级领导人到七里坪参加临时特委扩大会，听他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
由于敌情突然变化，形势危急，根本无法举行原定的扩大会议，曾中生当机立断，派专人火速前往红一军，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决定，要红一军回师到商南地区与独立师会合，然后东进，恢复皖西根据地。
1931年1月上旬，红一军奉命返回福田河与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曾中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将两个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12500余人，下辖红十、红十一两个师，蔡申熙任第十师师长，许继慎任第十一师师长、红四军前委委员。
早在1930年年底，蒋介石就确定了《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大纲》。这时，蒋介石调集了近10万人的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推进，对红四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931年3月4日，敌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率部自孝感出发，8日抵达双桥镇，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曾中生决定吃掉该敌，他命许继慎的红十一师和蔡申熙的红十师，协同作战，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进驻双桥镇的岳维峻师实施突然奔袭，四面猛攻。
许继慎亲率红十一师主力首先楔入双桥镇，直捣敌人指挥中枢，敌顿时阵脚大乱。岳维峻率部向南逃窜，被红十师截击于澴水西岸，激战7个小时，敌第三十四师全部被歼，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
曾中生领导和指挥鄂豫皖苏区军民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曾中生被推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
曾中生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加强鄂豫皖边特委和军委工作，在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同时，加快根据地建设。短短几个月就创建了西起京汉线，东临沛河，南达黄陂、罗田北边，北至潢川、固始南部，东西长约300多里、南北宽约150余里，包括黄安、黄陂等25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在内，拥有人口250万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毫无疑问，鄂豫皖根据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与曾中生的努力分不开。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在1931年4月15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特委和军委的革命业绩，特别提到“中生同志在此，实际工作的确有大踏步的进展”，给曾中生以很高的评价。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进入政治局，取得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其任务是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
3月上旬，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下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光山县，会合了先于他一个多月到达皖西的另外两名中央代表---沈泽民和陈昌浩。
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河南新县)召开中共鄂豫皖特委会议，宣布改组领导机构，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由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开始统治鄂豫皖苏区。为了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的“新政策”。
6月28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全盘否定在他走马上任之前鄂豫皖党和红军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无耻地吹嘘，只有他领导的“中央分局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才使当地的工作又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提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反对所谓“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
批判坚持正确意见的红十二师师长兼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的许继慎，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一幕。
张国焘对许继慎采取突然袭击，片面夸大许继慎的某些缺点，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搞人身攻击，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持军阀、土匪的习气”。
张国焘为打击和排除异己，强化自己，在集中火力批判许继慎的同时，又煽动一些人斗争曾中生，指责曾中生对许继慎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将斗争矛头直指曾中生。
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曾中生用大量事实予以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利用职权，发起对曾中生的围攻。最后，给曾中生扣上一顶“反对四中全会”的帽子，逼他做检查，交待问题。
1931年7月上旬，在河南商城县余家集，张国焘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
张国焘在讲了一通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之后，语气陡然升高：“现在江西中央苏区正反第三次'围剿'，我们要把支援他们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用进攻和威胁大城市，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我决定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打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入安庆。打下安庆后再继续东进，围困、威逼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支援，不在于攻打中心城市，而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
紧接着，许继慎站了起来，粗门大嗓道：“张主席，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作战计划跟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照你那样去做，四军必然要吃亏。根据敌人兵力分布和我军后勤供应情况，我完全同意中生同志关于红军主力南下的意见。先打英山，收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扩大苏区，使红军向南推进，这样可以达到威胁长江，策应江西的目的。请张主席考虑考虑我们的意见。”
张国焘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无情的挑战，他瞥了一眼曾中生、许继慎，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考虑什么？嗯？考虑我们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是吗？”
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知道张国焘已一槌定音了，为了他那神圣的尊严，他绝不会收回“代表党”所发出的命令的。看到曾中生、许继慎脸呈不服之色，怕他们跟张国焘顶撞起来要吃大亏，便站起来打圆场道：“就按张主席的指示办，四军一定完成任务！”
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军事领导人，被迫奉命率红四军主力东进，7月28日从商城南部新集出发，冒着炎热的酷暑，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别山北麓，于7月30日晚进至英山城外。部队连夜作好了战斗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全歼守敌一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
占了英山城后，部队休息了两天。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山、周维炯、刘英等军、师级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认真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比较了两种作战方向的利弊。很显然，张国焘那个打下英山后，东出潜山，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作战计划，不是明智之举：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军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出征的部队只6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守英山，东进只有5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免不了要减员，而且沿途还要留点兵力，这样还能有多少兵力去攻打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重地。第三，对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民情、敌情都不熟悉……而南下蕲、黄、广地区，有利条件则很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群众基础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敌人兵力也空虚。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与会者一致决定改变张国焘所定的向东的作战方案。于是，红四军前委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不失时机地挥师南下。在曾中生、徐向前指挥下，仅一个月时间，就歼敌7个团，生俘敌5000余人，连克英山、浠水、广济、罗田等4座县城，开辟和恢复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黄大片根据地，组建了800余人的一个团的地方武装，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惊了九江、武汉之敌，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的敌军部分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这一带比较富庶，部队除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布匹、武器等军需物资外，还收缴了20余斤黄金、800余斤白银、7万元大洋。那20斤黄金，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专人送到上海，给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之用。
红四军南下的胜利，本该表彰，然而张国焘却无视事实，连续派专人送两封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擅自改变分局所定的东进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信的措词相当严厉：“接此命令后火速撤出战斗，不能有片刻停留。”
张国焘深深感觉到曾中生、许继慎已成为他推行“进攻路线”的严重障碍，不由得在心中酝酿着如何扫清这障碍，建立和巩固他个人在鄂豫皖党政军中的统治办法。
此时的红四军正在洗马畈与敌徐源泉第四十一师激战，其中许继慎指挥的红十二师业已围歼了敌丁治磐两个团，正在小青山对残敌作最后打击；红四军的另两个师也于达成庙、叶家花屋猛攻守敌，已将敌人围住。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曾中生、徐向前不得不忍痛执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命令，严令部队退出战场，使敌1个整团和3个团的残部轻易地逃脱了被歼的命运。参战的红军官兵，眼看着就要被全歼的敌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没有一个人不愤怒而惊诧的。
鉴于和张国焘的斗争的严重态势，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地陈述了与张国焘的争论，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明确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路线，并再次强调了巩固原有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北返途中，许继慎等人认为，我们服从中央分局的命令，但不能接受分局的无端指责，积极提议召开干部大会充分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以辨明是非，确定红四军的行动方向。曾中生、徐向前也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下。
9月4日，部队行至英山县鸡鸣河镇驻扎下来，红四军前委在镇西一个缙绅的大院子里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
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念了张国焘的两封来信。对红四军南下以来的行动和战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表示激愤。接着让大家发言。
身材魁梧的许继慎首先站了起来：“我们这次南下行动，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当初我力主南下，现在我更认为应该南下，事实是明摆着的。对张国焘同志的指责，我表示坚决反对！”
许继慎的发言一结束，余笃山、周维炯、姜镜堂等军、师级领导干部也不怕张国焘打击报复，一个个争相发言，慷慨激昂地驳斥张国焘的错误指责。
最后，与会干部一致要求给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写一份反驳的申明书，并呈报中央军委。
由曾中生起草的《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据实说明了部队东进的不利和南下作战的正确性，指出张国焘强令撤军的严重错误，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无理指责，陈述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的共同意见。许继慎带头在《申明书》上签名。
张国焘看了飞马送来的《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后十分恼恨，大发雷霆，宣布鸡鸣河会议是红四军中改组派的反党会议，认定“曾中生、许继慎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
张国焘当即召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在红四军内开展肃反工作，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并派陈昌浩作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迅速前往红四军处理许继慎“投敌叛乱”事件。
陈昌浩在一个警卫连的护卫下，星夜兼程，5天行军700里，于9月13日上午赶到刚刚奉命北返麻埠的红四军军部。
陈昌浩一脸冷峻地将两份文件递给曾中生：“这是中央分局的命令，还有出席会议的几位常委共同签署的指示信。”
曾中生看了两份文件，犹如遭电掣雷击，拿文件的手在微微抖动。徐向前从曾中生手上接过文件，迅速一瞧，只见一行毛笔字赫然在目：“曾中生同志调来分局另有任用，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由陈昌浩同志接任，希望陈到之时起即行移交不误。”
经历了短暂而又难堪的沉默，曾中生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心绪，语调平和地对陈昌浩说：“我服从分局的决定，马上进行移交。”
徐向前听到这里，霍地起身跨上一步，紧紧地握住曾中生的手，眼里噙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曾中生望着徐向前温厚的面容，沉声道：“向前同志，希望你配合好昌浩同志的工作。”
当日下午，刚刚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就宣布立即逮捕平日跟许继慎关系比较密切的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
这仅仅是火力侦察。两天后，在商城县余子店，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副师长肖方跟红十师师长周维炯一道被陈昌浩下令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这时候，原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完全“靠边站”，军长徐向前只能过问军事，全军的“肃反”大权由陈昌浩紧紧抓在手里。对抓捕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事，徐向前一点儿都不知道，事后，这位老成持重难得发火的军长不得不与陈昌浩大吵了一场。
为了造声势，营造张国焘所设计的“革命的红色恐怖气氛”，张国焘亲自出马，在白崔园的火神庙，主持召开“公审”许继慎等人的大会。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许继慎，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的审讯室。张国焘蛮横地拒绝许继慎的申辩，“公审”之后，便残忍地将许继慎秘密处死。
1931年10上旬，张国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斗争曾中生，一口咬定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是“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将其调离部队考察。
张国焘对曾中生的处理意见，得到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的支持。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2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黄安战役胜利，黄安独立团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派曾中生出任独立师师长。鉴于这支部队是地方上农民武装扩编起来的，新兵多，训练差，缺少武器，曾中生到职后全力抓部队的训练。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部队战斗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多次成功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2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由汉口北上的敌军第八十九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的机会，侵入黄安高桥地区。曾中生指挥刚刚组建的独立师奋起迎战，战士们勇敢冲锋，大显身手，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
1932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曾中生亲率两个团，在永家河与敌人搏斗，打垮了数倍敌人的进攻，在此战中，他臂部中弹受伤，医治未愈，便重返战场。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敌人乘机大举进攻，使皖西根据地丧失了六分之五。此时，张国焘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由“左”倾冒险变为右倾惧敌，完全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率领红四方面军漫无目的向西退却。
1932年12月10日，在小河口举行的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曾中生从党的事业着想，毫不畏惧地对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的错误以及军阀主义、毫无民主的家长式领导作风，义正词严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为了缓和大家对他的不满情绪，耍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接受大家的意见，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而背地里，张国焘却一直耿耿于怀，下决心要伺机除掉曾中生等人。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出敌不意，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江，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2月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邝继勋任主席。1933年2月7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委，曾中生当选为省委负责人。这段时间，曾中生积极地致力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领导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8个团近6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围攻通南巴革命根据地，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加以歼灭。为了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曾中生积极协助总指挥徐向前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空山坝战斗中，红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将孤军深入之敌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全歼敌军7个团，击溃6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近5000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一大捷中，曾中生功不可没。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共4万余人。
7月初，曾中生总结实战经验，写了《与川军作战要求》一文，仔细地分析了四川地区大小军阀的情况。文章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每一节的开头都是四字一句的形象生动的口诀。例如，叙述川军情况时写道：“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爬山倒凶，收买冲锋，一气虽勇，再则无功；小奸小诈，不为不高，但不持久，且怕包抄。”关于红军的作战要诀，则概括为：“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望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敌情不明，不可妄图，敌情既明，先发制人。”“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此为最高”。文章笔墨虽不多，但却从本质上揭露了川军的弱点，并概括出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优势，读起来琅琅上口，颇受基层官兵喜爱。
10月下旬，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宣汉的南坝场、普光寺，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到此为止，红四方面军辖有的5个军，很快发展到8万余人，在巴中市周围的12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些成就，无一不凝聚着曾中生的心血！
这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站稳了脚跟，决心除掉曾中生等心腹大患，便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些领导干部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实行疯狂的报复，曾中生首当其冲。一直支持曾中生的邝继勋（历任红四军、红六军、红二十五军军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川陕革命委员会主席）、余笃三（原红四军政委）等人先后被秘密杀害。同时，张国焘还将对其不满的中央代表廖承志软禁起来，妄图进一步孤立曾中生。
8月初，张国焘公开给曾中生罗织罪名，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然后，将其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的“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在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曾中生毫不屈服。由于曾中生影响很大，张国焘一时还不敢对他下手，遂将他长期监禁起来。
牢狱中备受摧残的曾中生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回顾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历次作战的经验，写出了一部《与“围剿赤军”作战要诀》的著名军事著作，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
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1933年10月初，该书被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发红军各部。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
一个站岗的小战士将这一个喜讯告诉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中的曾中生，曾中生激动万分，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
当时，党中央有关领导也知道曾中生已被张国焘非法监禁，曾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曾中生被释放后，向中央揭发他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就扣押了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件，拒绝他同中央领导直接见面的要求。
由于张国焘的封锁，党中央一直不知道曾中生被害的消息。在他被害半年后，已到陕北的党中央还电示张国焘一定要保全廖承志、曾中生两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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