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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 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伤亡多少人：1942年远征军的撤退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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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撤退的路线是非常庞杂和混乱的，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撤退路线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五条：野人山路线、英帕尔路线、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滇缅公路沿线及景栋路线。撤退中到底倒下了多少官兵，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根据杜聿明将军的粗略计算：中国远征军10万人，生还者仅有4万，战斗牺牲有1万多人。也就是说，有4万多将士是在撤退途中非战斗牺牲的。
穿越丛林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黑暗的一页。
入缅作战概略
患得患失的英国人在中国远征军入缅的时间上一拖再拖，导致浩浩荡荡的中国大军在入缅的道路上走走停停。结果部队到缅甸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战争的颓势就已经显露了出来，那就是仰光的失陷。
部队陷入困境，军长杜聿明在选择出路时又优柔寡断怕狼怕虎，金子般珍贵的时间一点点流逝，最后终于导致中国精锐之师第5军在泽国一片的暴雨和疾病肆虐的野人山中彻底崩溃。其他部队也只好自选生路作鸟兽散了，他们分别从几个地方撤退回国或者转战印度，沿路大雨磅礴，险象环生，不仅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追兵，而且道路泥泞、洪水猛兽、疾病丛生、断粮缺药……出国时的10万大军，经过千难万险逃出缅甸后所剩无几……
2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野人山的故事时，被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数万中国士兵的骸骨和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如此轻易地就被缅甸野草所湮没而不为国人所知？那时我如同一个沉溺于自己虚幻世界的瘾君子，到处搜寻毒品一样地寻找那些从野人山上下来的人。无论是工作还是走路、吃饭甚至睡觉做梦，脑海里都被那些老人哭诉的故事塞得满满的。
“滴滴哚哚，滴滴哚哚……这是在缅甸撤退时，雨点打在芭蕉树叶的声音，这个声音几十年来像耳鸣一样没完没了在我的脑海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半夜常常因为触摸到战友的尸体而惊叫起来，结果醒来看到的却是睡在旁边的老伴……”
又瘦又小的王鉴老人的湖北话在我听起来就好像是四川话，他成天就是穿着一件风衣，带着一捆政协发行的“团结报”，骑着破单车在街上摇摇晃晃。他只要一拉着我的手就不放，嘴里老是哼哼着：“我们肝胆相照，我们肝胆相照。”数十年在劳改队敲打石头，老人的手坚硬冰凉如同粗糙的树干，但是我却从中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情。
本文介绍的几位老人都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心有余悸谈虎色变。
远征军的撤退
人们总是用“野人山”来概括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撤退的路线，其实这是非常笼统和不全面的。“野人山”大约是指缅甸孟关以北胡康谷地及江心坡广袤的原始森林，因为这里居住着一个未开化的克钦民族支系纳加(Naga)人，故中国古称“野人”和“野人山”。当时，途经野人山撤退的中国部队中只有第5军军部、22师和96师3万多人。
远征军撤退的路线是非常庞杂和混乱的，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显示，撤退路线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5条：
野人山路线——第5军军部和新编第22师残部
英帕尔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新编第38师
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新编第96师残部
滇缅公路沿线——第5军军部部分、第200师和第66军的新编28、29师残部
景栋路线——第6军第93师、暂编第55师和暂编第49师残部
撤退中到底倒下了多少官兵，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根据杜聿明将军的粗略计算：中国远征军10万人，生还者仅有4万。战斗牺牲有1万，也就是说，有5万多将士是在撤退途中非战斗牺牲的。在所有部队中，仅仅只有孙立人领导的新编第38师保存建制的基本完整，他们撤退中非战斗牺牲人员低于战斗伤亡人员。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黑暗的一页。在短时间造成如此惨重的非战斗死亡的主要原因很多，其中仓促入缅，对那里的地形和气候完全不了解是最重要的原因，使得在最可怕的雨季进入了最可怕的热带原始森林地区。而指挥官没有坚定的决心，也使得没有选择正确的路线。
1、第5军军部和新编第22师
——野人山路线
1942年5月1日，第5军军部、新编第22师、第96师和新38师近3万人及大批辎重沿着缅甸曼德勒以北铁路和公路撤退，他们原计划从缅北重镇密支那回国。但是5月8日，在得知日军占领了密支那后，军长杜聿明没有听从大部分部下的要求，按计划从密支那强行突围回国，也拒绝了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要他们从缅甸洪马林(Homalin)进入印度(这也就是英军撤退的路线)，而是要参谋长罗又伦选择穿越整个缅甸北部到达印度阿萨姆雷多小镇的撤退路线，这条路线要进入原始森林无人区和翻越群山，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这是众多远征军撤退中最艰苦、最漫长、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条路线。
5月中旬，部队到达曼德勒以北500多公里的小镇曼西一个叫做莫的的小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军长下令把大炮、汽车、装甲车等一切重型装备全部集中销毁，原来乘坐车辆的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最后这些伤病员全部死亡)。部队官兵每人肩背轻装和5天的粮食走进原始森林。
这里树木遮天蔽日、崇山峻岭、野兽出没蚊虫滋生，各种热带疾病特别是疟疾、痢疾、回归热肆虐，人烟稀少筹集粮食非常困难。到了6月初，可怕的雨季终于来临，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缅北胡康谷地一片汪洋，唯独小镇新平洋如同一个孤岛，本来一路挣扎的中国士兵希望在此休养生机等待雨季过去，但是军长下令继续前进，这样，陷入绝境的中国人可以说是遇到了没顶之灾！
邹德安的回忆
目前已故的邹德安老人是江苏常熟人，曾住在昆明顺成街一所非常简陋的阁楼上。生前每次我去采访，他都在做毛料子中山装，他说在劳改队里他被分到裁缝组。这样，在熨衣服的“吱吱”声中，我采访他不下20次，每次都是半天。
我是第5军军部作战参谋。在部队正式入缅前，我就跟随“参谋旅行团”先行到缅甸同古和英国人接洽移交防务。后来一直在漂贝的军部，战斗开始后，我常常到前线。
1942年5月1日，部队从曼德勒撤退时，杜军长要停下来看着英国人把大桥炸毁后再走。部队、印度人几十万人，军车、牛车、马车、人力车拥挤在路上。从曼德勒沿着到密支那的铁路旁边的公路北上，除了军部和22师，还有96师和新38师以及史迪威司令部和英军，经过英多、卡萨，准备从密支那回国，但是5月8日，日军占领了密支那。是按蒋介石的命令突围回国，还是按史迪威的命令沿着缅北古代的马帮路到印度？军长犹豫了很久，耽误了许多时间。
5月中旬，最后决定从孟关撤到印度。在一个叫做“洞洞山”(曼西附近，在台湾地区的地图上可以找到)的地方没路了，只好全部烧毁车辆和辎重，点燃汽油的小兵还差点被烧死。我在半路上拣来的美式吉普也一同烧毁。在熊熊大火中，突然军长的美国林肯轿车燃烧时“嘀……”地叫了起来，好揪心唉！一天夜里，军长召集大家在篝火边喝酒，那时军委驻滇参谋团萧毅肃给了两瓶最好的法国白兰地，说是预祝我们打胜仗！现在，卫兵背不动了。“打败仗也喝！”军长说。
不久大雨就下起来，一下就没完没了。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3日，因为那天是林则徐的“禁烟日”。我亲眼看着士兵捆扎的竹筏在洪水中瞬间玩具般支离破碎。前面是22师64团，军部直属队在中间，后面也是22师的部队。军长要我在军部前面打前站，每天下午15点多钟，只要看到有水源的地方就宿营。开始还有吃的，后来就没有了，吃骡马牲口，吃野菜番薯芭蕉，最后吃猴子。沿途森林里，到处都是“呜……”猴子的叫唤声，很像英语“Who？”军长的文章中说“由曼西北后转大洛到新平洋”短短几个字，好家伙，我们在这几个字之间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死了多少人！甚至连军长也差点病死，为了抬着军长走，死的人不下20个，包括特务连常连长。
人们说，“生”是一个伟大的过程，那么“死”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过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死亡”和“尸体”那都是具有极大神秘力量的有生命的东西。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尸体发酵膨胀，军装撕开一个个大口子，在尸体上蠕动的蛆、苍蝇、蚂蚁不计其数，也大得出奇。在跨过一具具尸体时，看到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时也找一些树叶把他们的脸遮挡起来。我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参谋就是这样，靠着大树就“睡”过去了。他的未婚妻是军政工队队员郭萍，长得别提有多漂亮了，大伙都羡慕他。还有军绘图员，名字记不清了，广西人，军校毕业。他家很有钱，从小穿的夹袄都是那种带暗花的黑缎子绸料。一路上，他把从小吃过的好东西一五一十讲了不知道多少遍。结果现在，他就躺在那里，手上抓着一把草。脚上的皮鞋也被人脱了。
再往后，队伍里就出现自杀的人，开始是把枪口放到下巴下面，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这是部队崩溃的前兆。后来是上吊死的，因为枪都扔了。尸体挂在树上随风飘动，很可怕的。有许多是准备修筑滇缅铁路交通工程局的工程师，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苦？后来走出遮天蔽日的森林，到了一个叫做大洛的村子，才第一次得到了空投的食物，结果又胀死了一些人。再后来到新平洋，看到了许多逃难死去的印度难民。一堆堆的尸体聚集在几间茅屋里，有女人的长头发和印度人使用的器皿，臭气直上云霄！一辆辆印度人的破牛车东倒西歪地遗弃在路上，一副副牛的骨架仍然忠实地坚守在拉车的岗位上……很像是罗马古战场。新平洋已经有英国人的收容救济站了，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最后翻越高山时听到了小火车的叫声，那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地——印度的雷多！因为那里才有火车！那时已经是7月末了，1万多人仅剩下2000人。后来修公路时，只要看到有尸骨的地方，就说明路走对了……
野人山
中国著名诗人穆旦写过一首字字刻骨铭心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有一句是：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穆旦是西南联大的老师，编入远征军作为翻译。他回到学校后很久都未和同伴说过途中所发生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和大家说呢？我总在琢磨。我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前身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以，穆旦可以说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师长。
穆旦行走的路线就是杜聿明将军率领的第5军军部和新22师的撤退路线，也是我多年一直苦心研究的野人山路线。这条路线距离很长，从部队弃车徒步行走的起点缅甸曼德勒以北大约500公里的曼西莫的村，直到印度的阿萨姆邦小镇雷多，距离有650公里。第5军出发时有3.5万多人(途中新编38师和第96师改走其他路线，剩下1.5万人)，大致历时114天(史迪威小队和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撤退印度仅仅用了18天)。
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2000多人。
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
平均每天死亡：131人
平均每公里死亡：23人
死亡率：86%
“死亡率高达86%！”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他们却几乎在数学上接近了这个形容词。
“每公里死亡23人”，也就是每43米就有一个士兵倒下。这也仅仅是我计算的平均数。穆旦的诗歌的名字是“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就是说，在胡康谷地死亡最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野人山”。野人山是650公里中的最后一段，距离大约100多公里。那这最后一段死亡的情况怎么样呢？许多老兵都有回忆，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但是没有一个人把死亡的人数具体量化……
但是有一位外国人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白纸黑字地写道：
我要去看一看那一段路，那里有许多中国第22师的士兵阵亡……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向Mu Bum山艰难地攀登。路况还是很好，逐渐上升。开始我们看到了不会超过50或者60具中国人的骨架，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每100码就有10到30具骨架堆积在一起。……”(1码=3英尺=0.9144米。)
——摘自《缅甸外科医生的归来》(Burma Surgeon Return)第72页。
记载这段中国历史黑暗的一页的外国人是戈登·希格雷夫(Gordon Seagreave)，他是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医生，一生在缅甸工作，后来他跟随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直到战争胜利。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的医院成为中国远征军的野战医疗队。大撤退时也有他的踪影。他和他的医疗队是追随史迪威一同撤退的，徒步行走大约用了17天。
很长时间我一直认为22师撤退的路线也就是修筑雷多公路过来的路线。后来我在英文资料中才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从新平洋(Shingbwiyang)通向雷多的马帮路上撤退的人有数十万印度、缅甸和英国难民，西方称为“难民小道”(Refugee Trial)，也叫“东轴线”。这条路人多，英国人就要求中国人从另外一条陌生的路撤退，这条路线要穿过更加陡峭的山脉，也就是所谓的“西轴线”。本来英国人把最容易走的路线留给自己，结果他们打错了算盘，因为东轴线走的人多，道路非常泥泞，而且要穿越更多更宽阔的河流，沿途死去的人就更多。据英国人非常粗略的估计，在难民小道上死亡的印度难民有10万人。
“难民小道”和中国人走的“西轴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野人山。
那么在“难民小道”上逃跑的印度人的情况怎么样？希格雷夫在同一本书中也有记述：
在(我们进入缅甸的)第一天，(一年前印度难民的)尸骨越来越多。在宿营地篝火的地方，数百尸骨堆在一起。水塘边也有大量的尸骨，可以看出是难民崩溃的地方，尸骨都是四肢张开的。山脚下，尸骨比半山坡上的多，山上的尸骨看起来死亡时非常痛苦：一些没有塌陷的窝棚里都有10到20具骨架。从这些腐烂的布料和人体骨骼辨别性别、年龄和民族，对于外科医生的我并不困难。我看到一副孩子的骨架外裹着一套精制的英国服装，有的孩子的骨架套着咔叽布的短裤，我感到他们就和我的三个孩子差不多大。他们是英国人、英缅混血人和印度平民，以及军人。
中国第22师走“西轴线”，这要穿过更加陡峭、更加高的山脉。后来在一处阴暗的河流边，我们非常恐怖地看到了中国人的头骨一排排就像是石梯。
尽管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尸骨，但是我们连在这条难民路上死亡者的一小半都没有看到，因为更多的尸体已经被火化了……
2、新编第96师——葡萄福贡路线
1942年5月1日大部队向密支那撤退时，师长余韶少将带领的第96师为第5军前锋，走在最前面。5月8日到达曼德勒以北300公里的英多(Indaw)，距离密支那尚有200多公里时，突然无线电传来了日本已经占领密支那的消息。余韶命令部队包括配属军炮兵团和战炮营乘军部汽车赶到前面卡萨(Kantha)组织防御，当听说密支那日军不过只有500～600人时，师长认为杀出一条血路的希望很大。但是无心恋战的杜聿明却要他们到密支那以西200公里的孟关(Maingkwan)警戒，掩护全军向印度阿萨姆邦撤退。这样第5军又一次错过了避免进入野人山的机会。此时距离大部队越来越远的第96师也遇到了缺粮和无路可走的困境，军长同意他们自行选择回国路线。最后他们选择了绕过密支那，经过孙布拉蚌(Sumprabum)、葡萄(Putao)，从云南的福贡县回国这条路线。
尽管这条路线没有遇到更多的困难，特别是意外接收了英军仓库的粮食，但是在烧毁车辆辎重时，军长要他们一定要把军炮团的大炮扛回国，仅仅为了抬这些大炮，就累死了1500多人。6月4日，他们到达缅北葡萄，得到盟军飞机救援而休整待命。
拖后的第96师另外一部分3000多人却跟随主力撤退到了大洛(Taro)，这里已经距离印度不远，但是杜聿明要他们“去找你们的老师长去！”这样，他们只好舍近求远，经过35天的异常艰难的路程寻找师部。途中在孙布拉蚌遭遇伏击，副师长胡义宾阵亡……直到8月5日，该师才翻越高黎贡山和怒江，抵达云南的福贡。
第96师的撤退路线虽然不是最艰难、伤亡最大的，但却是最扑朔迷离，也最不为国人知晓。他们是最冤枉最悲情的一支部队，他们多次因为军长的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
战后美军资料对这支中国部队放着近在咫尺的印度不去而返身在茫茫的林海中寻找师部大为不解。对没有师长带队的这支孤军发生抢劫缅甸老百姓粮食的违纪现象颇有微词，同时也对他们的坚韧善走大加赞扬。
美军记录：“当他们长途跋涉去寻找自己的师部时，他们表现了中国军队最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正如先前他们表现了中国军人恶劣的品质(指抢劫老百姓)一样。”
该师入缅时9863人，伤亡4081人，失踪2182人，归国时3600人。
漆云鹏的回忆
漆云鹏原是第5军第96师第288团中校副团长，入缅作战时，该团经历了“六四二”高地等多次阻击战，他在团长凌则民牺牲后接任团长。撤退时，他带领该团担任全师开路先锋，始终走在最前面。后来为昆明市五华区民革成员，2003年去世。
漆老先生生前个子不高身体健壮，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风纪扣扣得好好的。他在昆明一家钢窗厂当工会主席，讲述时总是简明扼要，如同在地图前给部下布置作战任务。
2003年，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时，他重病躺卧在满是排泄物的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他坚持要家人为他穿好衣服扶他从床上坐起来。我刚一说出“野人山”三个字，老人居然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起来……出来后，我和中央电视台的编导罗魏相互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以后，我多次去缅甸，发现那里的人常常说到当年中国人曾经到过一个叫做“不大哦”的地方，我努力辨认，终于发现他们说的是“Puta-o”，中国人翻译成“葡萄”(Putao)。
曼德勒大桥炸毁后，我们团是全军的先遣队，全部乘坐汽车，由装甲车开路，浩浩荡荡沿着公路向英多、密支那前进。5月8日，我们到达卡萨，有消息说在八莫和密支那发现敌人的降落伞部队(实际上这里的日军不是降落伞部队)。军部命令我师在孟关进入阵地，寻机攻击密支那，掩护全军突围回国。后来通信员带来的命令却是潜入密支那以西！我们听说军主力已经向印度方面转进，要我们96师走另外一条路，从江心坡回国。我们只好焚烧辎重上山，那时军部重炮团配属我们，军长命令我们不得丢失大炮，这些都是刚刚装备部队的美国新锐大炮，有的未发一弹，为了抬这些大炮，我们死了许多弟兄，最后这些大炮我们还是抛弃了，但是我们在掩埋大炮时做了记号。如果现在要我去寻找，没准还能找到几门？路上我们找到了英军的几个大仓库，他们已经跑光了，我们把尽可能多的食物驮在弄到的每一匹牲口上，有大米、肉、各种罐头，但是却忘记带盐。沿途所有和中国交界的地方都有敌情，最后我们不得不一直北上走到最偏僻的地方，缅甸最北方的葡萄。
我带着一个营在前面开路，到处都是砍伐树木的声音，有时走了半天，才发现方向错了，或者遇到绝壁和泛滥的江河无法通行，只好在后面部队的一片叫骂声中原路返回。尽管非常艰苦，但是我们走在最前面，从来没有遇到大量死人的情况。后来我们终于到了葡萄，那可是挂在地球最边缘的地方。英国人叫做赫兹堡(Fort Hertz)，就是“要塞”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得到了盟军的补给，驻防了很长时间。葡萄土司穿着中国清朝官员的服装，对我们很好。后来余韶老师长没有等雨季结束，就催促我们回国。我们一路翻越一座座国界线高高的山脉，听到前面的欢呼声，原来山顶石壁上刻着“民国三十一年八月×日，中国远征军第九十六师经此回国工兵营”。然后我们从土人架设的溜索过怒江，到达了云南省的福贡县……
3、新编第38师——英帕尔路线
1942年5月1日大部队撤退时，命令第6军的新编第38师断后，掩护第5军并跟随他们一同从密支那回国。在后面顽强阻击日军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在得知密支那发现日军，杜聿明拒绝史迪威、罗卓英从印度转进的命令，同时又放弃原来计划准备穿越缅北原始森林时，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最后非常明智地决定跟随英军和史迪威小队，转向西面从印度—缅甸边境重镇霍马林一带向印度撤退。这个决定需要指挥官巨大的个人胆量，因为这是违抗军令有杀头的危险，但是为了保全全师官兵的生命，孙立人在所不辞。
5月中旬，新38师摆脱了追击日军的缠绕，孙立人巧妙地支走了杜聿明派来监督撤退的军官，依然率领全师在曼西附近突然转向西面直奔霍马林，与第5军分道扬镳。他们的主力在缅甸榜宾渡过亲敦江进入印度，于5月27日到达英帕尔附近集结休整。从做出决定到完成撤退，徒步行军时间不过18天，与行走114天的杜聿明部形成了鲜明对比。途中只有少数人员死亡，7000人装备齐全地完成撤退。
杨伯方的回忆
2003年1月，我风尘仆仆地来到缅甸首都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Tangoo)，找到了为重建远征军纪念碑的杨伯方老人。
老人战争期间是第5军汽车兵团的，在解救仁安羌英军的战斗中，被孙立人留了下来……
我能活着到今天，那要感谢孙立人将军把我带到了印度，否则要是跟着我的老军长杜聿明走野人山，很可能早就没命了。那时我们汽车队奉命到仁安羌为38师运输物资和人员。师长孙立人围着我转了一圈，仔细打量我说，小伙子不错，跟着我们走吧！这样我就没有回第五军。后来孙立人没有服从蒋介石和杜聿明要他回国的命令，而是带着部队跟着史迪威从英帕尔到了印度。我非常佩服孙将军，他为了保护弟兄们而冒着抗命的危险，因为日本人已经把归国的门户腊戍占领了。尽管我们走的路同样非常艰险，最后汽车也扔掉了，路上也死了许多人，但是我们毕竟在5月下旬就顺利走到了印度，并没有吃更多的苦头，没有死更多的人，在雨季来到前就到了英帕尔。38师9000多人，除了战斗中牺牲的，到了印度还有6000～7000人。而军部和22师有2万多人，结果到印度只剩下了2000多人。在英帕尔，英国人要缴我们的械，说我们只能以难民的身份进去。但是孙师长就是不同意，结果英国人还是以最高的礼节接待我们，因为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了7000多名英军，是他们的大恩人！
刘放吾/113团·英帕尔
2004年8月，在腾冲召开的纪念抗战腾冲收复60周年的研讨会上，我结识了台湾的刘伟民先生，他已故的父亲是当时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就是解救英军的仁安羌战斗中的重要功臣。在撤退中，刘团长带领的第113团走在全军的最后，为了掩护大部分，113团一直和敌人战斗，一度被包围和迷路，到了6月初才来到印度。当时刘放吾写了一份报告：“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最光荣的一团，最后离出战场！”
摘录的大意如下：
4月17日在仁安羌解救英军，25日转移到了曼德勒大桥附近归还建制，并在那里构筑工事掩护整个中英盟军5月1日的大撤退。7日杜军长命令我部到卡萨江边监视八莫方向的日军。11日开始和敌人接触并被包围，前来协助指挥作战的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也失散了。直到15日都是在卡萨、英多的铁路沿线和敌人周旋，掩护38师向英帕尔撤退。以后离开铁路向山区且战且退，到了27日渡过乌尤河(史迪威撤退的队伍也渡此河)，后来连日在这一带与敌周旋，一度陷入绝境。30日官兵每人抱毛竹一根冒险渡过亲敦江。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这里的缅甸边境的重镇霍马林(史迪威部由此撤退)，并分兵试图阻截在此越过边境前往印度的刘部，但是我部侥幸逃脱。从这里到印度边境沿途道路上到处都是倒毙的印度难民。6月2日大雨来临，从此没有停息。部队行动非常艰难，所幸再没有和敌人接触。到了6月5日和英军取得联系。8日到达英帕尔，撤退结束。
2011年3月18日，在曼德勒一个杂乱的集市的一幢简陋的房屋里，我见到了一位年近9旬的山东籍老华侨，他就是流散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张富麟。他是我所见到的生活现状最悲惨的老兵，他去世的老伴是缅甸人，子女不懂中文，也对老人的身份和经历全然没有兴趣。在老人不慎摔断腿的情况下，强行和老人分家。如今他住的房屋一分为二，旁边是分家的子女，他躺在过道一张用椅子改造的低矮的床上。
战争时间他是新编38师师部文书，经历了大撤退，但是老人的回忆断断续续，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回来后整理记录时我才大为惊奇：在张富麟老人的回忆中，他谈到了撤退开始时，他跟随着副师长齐学启将军在最后收容掉队的伤病员。横渡亲敦江时齐将军被俘，然后他又莫名其妙地跟着杜聿明的队伍来到了缅北新平洋，以后居然又鬼使神差地追随96师副师长胡义宾的部队，最后还是从雷多到了印度……
4、史迪威撤退路线——英帕尔
5月1日撤退时，史迪威带领中、美、英、缅、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114人于6日抛车徒步，5月22日到达印度英帕尔，仅仅走了14天，是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耗时最少的。史迪威严格按照西点军校的行军操典走路，即每分钟118步，每小时行军50分钟、休息10分钟。许多人恨他骂他，但是他履行了自己出发前给大家的承诺：“所有的人必须无条件跟着我走，我保证所有人能够活着出来，包括妇女！”无一人死亡这在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绝无仅有。
尽管这支队伍人员很少，但是至少有其中的7人写过日记和回忆录，所以他们的经历非常翔实。
他们在曼西附近烧毁汽车后，为了避开大部队和难民，他们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然后扎竹棚顺着缅北一条亲敦江支流乌有河南下三天三夜。在竹筏上，史迪威闭门思考反省失利的原因并完成了反攻缅甸的雄伟计划。在霍马林他们顺利地渡过了缅甸第一大江亲敦江，然后翻越印缅边境的一座山脉，沿途得到了英军的救援。
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以特有的坦率和尖刻说了一句名言：“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
埃丝特·波的回忆
当缅甸朋友告诉我，希格雷夫医生的一位女护士埃丝特·波(Esther Po)老太太还活着时，我二话不出马上收拾行李去见她，因为她是跟随史迪威一同撤退的一名队员。
在缅甸南坎当年的希格雷夫医院附近的住宅里，我把史迪威家人写给老太太的一封感谢信交给老太太时，她赶忙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阅读。
当我问她，在撤退中，史迪威最喜欢听到姑娘们所唱的《前进！基督战士》一歌时，老太太随即轻轻哼了起来……
老太太的退休金600缅币(约597元人民币)。她说她救护过的中国兵，比他们缅甸人还要多。我们感谢她，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当我们留下一点表达心意的钱时，老人用中国话说“谢谢”。
5月1日大撤退开始，刚刚上任的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乘坐的开往密支那的列车中途撞车，导致铁路线堵塞无法使用。5月4日，史迪威一行车队到达斯威波，那时他们仅仅只有114人，其中有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传教士医生西格雷夫和19名缅甸护士、16名中国士兵、英国公谊会救护队7名人员，9名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籍的厨师以及勤杂人员、失散的英国军官和英国难民等。他们沿着同铁路线平行的小路朝北走，这条路很少有人走过，路途艰难，但是可以避开源源不断的难民和中国逃亡的士兵。到了英多仍然没有能搞到通往密支那的火车，他们只好离开铁路向曼德勒西北缅甸印度边境的霍马林进发，沿途不断收容一些残兵败将，并很幸运地雇佣了一队中国马帮和60多名缅甸劳工。5月5日，路没有了，弃车徒步，前面还有140英里的路程，一条大河和一座海拔7000英尺的山岭。史迪威站在一辆卡车上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走路到印度。必须严格听从我的命令，不许掉队。我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活着出来，包括妇女……我听说有人想抛弃缅甸女护士，你们还是男人吗？不知羞耻的家伙，她们救过你们的命！3天后到达乌尤河，然后坐竹筏漂了三天三夜，途中得到了英国飞机的空投给养。又徒步到达霍马林，结果他们没有看到预计来接应他们的人，整个队伍非常失望。然后渡过亲敦江，5月14日在翻越纳加山脉时遇到了印度边境上的英国人员的接应。赶在雨季到来前，他们20日到达英帕尔。
5、200师撤退路线
第5军第200师在最前线作战，开始在同古，后来为解救英军也抽调人员到仁安羌，再后来为了堵截直插腊戍的日军又调到了棠吉。这样在战略总撤退时，第200师已经和军部距离很远，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在跨越西(保)摩(谷)公路时，戴安澜将军不幸中弹，到了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戴安澜就牺牲了。这时部队已经打散，化整为零地从滇西回国。
王鉴的回忆
每次采访，我发现他们在讲述惨败回国途中的故事要比入缅作战的多得多，而且更加生动准确，甚至每次老人都会反复唠叨其中几个片段。但是他们对于撤退的具体路线和沿途地名记述得非常模糊。开始，我并不关心他们的逃亡而且一门心思记录战斗。每当我一次次发现他们给我端茶杯的手在剧烈地颤抖，那迷茫的双眼似乎藏有某种无法说出来的秘密时，我的手也开始颤抖。
前面提到的王鉴老人军校毕业后，马上分配到了第5军部队当后勤参谋，后来被指定派往第200师负责粮秣。他反复说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又赶上了出国作战。
在缅甸头一次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我的帽檐儿就被破片削去了一大块！“看来你还不该死！你命大！”杜军长曾嘲讽我说。我在同古一直就和200师在一起，参加了许多战斗。撤退时，尽管我一直跟着200师，但是毕竟不是他们的人，对各种情况也非常不了解，只是跟着他们跑，跟着他们爬……后来戴师长负伤牺牲了，大家还是抬着他撤退，担架散发着腐臭。有时森林中静得可怕，恐惧、兴奋和饥饿都消失了，一切都很模糊，我和队伍走散了。
我提着子弹早就打光的大喇叭手枪在森林里一个人到处乱窜，身上仅仅带着指北针、几包饼干和一些本地货币卢比。部队反复告诫士兵，失散后千万不要冒失地直接回国，要往北走到野人山去，在那里可以找到部队。我不敢进缅甸的人家，偶尔看到单个的缅甸农民，才敢上前指手画脚地询问，用卢比换了一点吃的和一身老百姓的服装。后来我看到泥泞的路上有尸体、脚印和遗弃的财物，说明我走对了。我顺着这条路终于跟上了失散的队伍，实际上他们也是三五成群的乌合之众。有一天有一个士兵说：“王参谋，你怎么还背着一瓶红墨水？”我说，哪里来的红墨水哟？结果那是蚂蟥吸血！我们在队伍的后面，主要就是捡破烂过日子，死人身上最多的就是大家在缅甸弄到的进口手表、金条、卢比，就是没有食物。
我们每人都患有几种疾病，回归热、打摆子、浮肿，痢疾，结果和大部队越拉越远。在队伍后面是最倒霉的，特别是尸体的臭味太大，我们只好每天轮流到前面走，一看到尸体就吹口哨，通知后面的弟兄赶紧用帽子破布捂着嘴，跑步通过尸体……有一次我用手枪打猴子，结果招引来了成千上万只猴子向我们发动攻击，最后把它们死去的伙伴的尸体也抢走了。飞机在上空嗡嗡叫，就是看不见，空投物资挂在很高的树上，还没等你爬上去，就被猴子抢去了。有一次看见一个很大的蟒蛇的头，挂在树上，还写着是某某部队打死吃掉的。我跟了五伙人，前面四伙都死了。过了有猴子的地带就是下坡，到处都是像桌子那么大的芭蕉叶。许多难友用手去挖芭蕉树根，五个指头挖得血淋淋的，结果挖出来的又咬不动。有个伙伴说，我的头有点痛，他睡在我的旁边，结果半夜就死了。我从僵硬的尸体下赶紧抽出军毯就走了。在一个叫做江心坡的地方，听到了土人吹牛角号，他们召集更多的人把我们包围起来，都没有穿衣服，用棕树叶编织起来围着下身。后来他们冲上来被我们打死了几个，我们的人也被他们杀死几个。最后我们只有七个人，对岸就是中国了。大家在烤火，有人说不敢回国见江东父老，说着哭了起来。有一个人问，老兄，你是几期(军校)的？我说是15期的。结果我们唱起了军校的校歌。我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歌曲的头一段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以后我也到了江心坡，那是两条最终汇合的河流中间的一块山林。江边的几块鹅卵石至今仍放在我的鱼缸里。
高生厚的回忆
高生厚先生并没有参加入缅作战，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人。他原来是中国第69兵站医院上校院长，医院驻扎在滇西瓦窑，这里是云南片马、福贡通往缅甸的必经之地。当年从这里败退的96师和200师以及其他部队，特别是大量散兵游勇都被这所医院收容。
20年前我去采访高先生，他已经80多岁了，因为他比一般的远征军老兵的年龄要大一些。老人住在昆明西站一家工厂简陋的职工宿舍二楼的一所房间里，我多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都是坐在一个垫了许多毛巾的大椅子上一动不动。看样子个子很高，一头白发随风飘动。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每一个人都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他们都是从野人山、江心坡、片马等地，渡过怒江后逃回来的。他们有些在缅甸山上断粮待了两个多月了，蓬头垢面、衣裳褴褛如同行尸走肉！头发和胡子连成一片，比叫花子还不如。尽管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粮食了，但是一开始仍然不能给他们放开吃，每顿饭控制着他们吃个半饱，因为他们的胃已经严重萎缩，刚刚过来的许多士兵都是胀死的。由于控制饮食，结果他们每天时刻都想方设法地来寻找食物，一群群人在田地里抓田鼠吃。抓到田鼠马上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嘴边仅留下一点鼠毛，动作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别人抢去……有些人拉肚子拉得已经没有力气脱裤子了，就把裤裆拉开变成了孩子的“开裆裤”。沿途从福贡到瓦窑，还是有100公里的路程，他们差不多都是像乞丐那样一路要饭走来了。他们要在这里住院很长一段时间，等待差不多恢复得比较正常以后再往后方医院遣送……
6、沿着滇缅公路的撤退路线
(第66军)
沿着滇缅公路撤退的部队非常多，首先是大量还没有来得及进入缅甸作战的部队，然后是军长命令提前回国的部队如军部装甲汽车等辎重，然后是镇守腊戍的第66军的新28师、新29师等，日军逃跑腊戍后，这些部队也沿着滇缅公路溃逃。沿途还有大量的缅甸华侨和滇西老百姓，统统拥挤在滇缅公路上。惠通桥被炸毁后，这些部队和难民一哄而散。日军占领滇缅公路后，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人员仍然沿着滇缅公路两边长途跋涉辗转回国，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渡过怒江。
7、第6军撤退路线
第6军镇守缅甸东部的棠吉等地。日军第56师团主力一冲击，杂牌军的第6军很快就溃逃了下来。第5军第200师前往增援，他们重新从日军手里夺回了棠吉，但是也莫名其妙地奉命转移。结果日军长驱直入直捣腊戍，再次击破非精锐部队第66军的防御。腊戍是滇缅公路起点，腊戍的丢失不仅造成了国门洞开，也切断了入缅远征军的退路。
第6军失守后，他们的部队第93师、暂编第55师和暂编第49师残部主要就是沿着国境退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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