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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永久和平而战:毛泽东战争观的精髓

热度 3已有 2418 次阅读2018-11-21 20:10 |个人分类:l老村长日记|系统分类:下午茶分享到微信

为世界永久和平而战:毛泽东战争观的精髓_图1-1

    当代的战争同传统的战争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质的变化。从广度上说,当代战争已经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它已经扩大到经济贸易领域,出现了贸易战;扩大到金融领域,出现了货币战;扩大到网略领域,出现了网略战;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舆论战。从深度上说,以武力对抗为特征的军事战争,实现了军事与高科技的深度融合,先进武器装备不断涌现;战争样式不断更新,战争组织体系不断变革,战争成本费用不断飙升,所有这些新的战争要素,都迫使中国必须向世界一流军队挺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述说到的哪一个领域的战争,都可以摧毁中国的和平安全环境。毛泽东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永久和平”,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还需要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地持续战斗,经过数百年,也许上千年,才能真正实现。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战争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战争是同生产力发展程度紧密相连的。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没有剩余的物质资料为极少数人所独占,大家都过着“抱团取暖”的艰苦日子,是不可能有战争的。而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生产力获得了高度发展,社会财富达到了充分涌流的程度。与此同时,人类的思想觉悟程度空前提高,达到了忘我的最高境界,“私有独享意识”已经被彻底铲除,“公有共享文化”已经覆盖全社会、融入全人类。人们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战争来争夺利益和财富了。而在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社会生产力虽然有很大发展但还不充分不平衡;社会财富虽然有很多积累但还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人类的思想觉悟虽然有所提高但还处于参差不齐的状况。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争夺利益和财富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用经济、政治手段无法解决时,就只有用军事手段、通过战争途径来加以解决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总危机”。毛泽东用这个关键词就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战争的特殊性根源。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所谓总危机,就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叠加,形成综合性危机。在一国范围内,这种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不下去了;统治阶级也统治不下去了”的双重危险状态。人民群众生活不下去了,必然要反抗斗争;统治阶级统治不下去了,必然要疯狂镇压。在这种条件下,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内战;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争夺利益和财富的白热化。争夺利益和财富的一方必然蛮不讲理、集结军队、结成联盟、大打出手;保卫利益和财富的一方必然据理力争、整军备战、联合盟友、共同御敌。在这种条件下,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世界性战争。

毛泽东指出:“二十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这次世界性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内部因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的。19世纪后期,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海外市场的争夺。意大利与法国之间、俄国与德国之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都曾爆发了关税战。在经济贸易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与此同时,大量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急需寻找新的出路,由此驱使欧洲列强开始了新一轮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激烈争夺。对殖民地的争夺,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了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恰逢欧洲新军事技术正在经历巨大飞跃,新式武器装备不断涌现。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战争一触即发。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作为导火索,即刻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4年零3个月的惨烈厮杀,这场战争有30个国家参与,推翻了4个帝国,新建了7个国家。造成了1850万军民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1516亿美元。当年毛泽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

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正在逐步医治战争的创伤,偿还战争债务,大量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的腰包,引起国际经济贸易出现严重的失衡状况。正是这种失衡状况,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1929年秋,美国股市遭遇了崩溃,银行业出现了挤兑风潮,随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潮。到1933年3月,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400多万人,英国失业人数也达到将近300万人,相当于两国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欧洲大多数国家也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失业潮不断蔓延。大规模的失业,降低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了贫困和苦难的普遍化,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混乱,滋生了法西斯主义思潮,形成了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并使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首领乘乱局陆续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就是说,20世纪末30年代初,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导致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同时发生。由于没有办法摆脱危机,只好诉诸战争来加以解决,致使仅仅20年时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惨烈空前的世界性战争。

1938年5月,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二战时的欧洲战场还刚刚拉开架势。最早的法西斯国家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野心作用下剑指非洲,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又回师欧洲,同西班牙开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法西斯德国在希特勒更大的野心驱动下,并吞了奥地利,蓬勃的野心又把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战时的亚洲战场也只有日本同中国打,而且刚刚打了10个月。当年毛泽东了解到的二战规模,就是“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当时的战争规模还只能算是二战的前奏。从1939年9月1日,德国希特勒闪击波兰,英法两国随即对德宣战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算全面爆发。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所预测的:“希特勒同各大国打。”





针对战争性质的认知和战争类型的划分,毛泽东有其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首次作出科学判断:“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第二次作出清晰表达:“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非正义的战争。”在《论持久战》中,第三次作出肯定结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毛泽东三次阐述这一观点,可见他对战争性质的认知、对战争类型的划分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当然,在其后的著作中,还有一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性质的思想观点。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把古今中外的战争概括为两种性质、划分为两大类型,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种概括是非清晰、性质明确,堪称典范。对当时启发人们对战争性质的正确认识,澄清一些模糊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按照“进步与倒退”、“非掠夺与掠夺”的标准衡量,毛泽东把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归结为正义战争。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因为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他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凡是正义战争都是相互援助的。而“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结为非正义战争。其原因就是:参与战争的“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这类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只能促使人类社会出现倒退而非进步,都是极端的损人利己,理所当然地属于非正义战争。








二是“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国防体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又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毛泽东后来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述了这种作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军民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搞的“军民融合”。只要我们建立起军民融合的国防体制,就会形成“无敌于天下”的伟大力量,成为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条件。

三是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还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他强调全国总动员的重要作用:“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在这里,毛泽东所强调的就是强有力地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们的官兵明确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明确他们是在为谁打仗。正是凭着我们党的政治动员力度和强有力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为永久和平而战”,赢得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美帝国主义领教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厉害,他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怕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就怕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化。”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军队,就会因敌人惧怕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而不敢贸然发动侵略战争,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根本性制约力量。


对于这一条,毛泽东没有讲到。为什么没有讲呢?是他没有想到吗?以毛泽东对战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应该心知肚明,但在当时又难以强调这一点。据笔者的分析,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航空母舰、各类作战舰艇、潜水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装甲车、远射程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已经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拥有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有一些美国援助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数量也很有限。在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而我们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强调先进武器装备的作用,容易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士气,产生不适当的误解。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就是要弥补我军武器装备不足且很差的状况。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事实表明,我们确实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加坦克”。正如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所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



早在1936年7月,距卢沟桥事变还有一年、距西安事变还有5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时,就明确提出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个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段论述说明毛泽东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重要性。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就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毛泽东主张,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聚集起反法西斯主义的磅礴力量。

六是不失时机的外交斡旋。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的外交工作。但在国内已经有了通过“斡旋”的方式,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经验。面对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采取兵谏的方式,扣押蒋介石,逼其放弃不抵抗政策,举全国之力一致对外、奋起抗日。他们的举动,骤然引起中国政坛的高度紧张,形成了“打与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新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场内战危机,毛泽东果断采取措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作为调停人从中斡旋,取得了成功,改变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过去十年“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由此可见,外交斡旋对于化解战争危机,争取和平的到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还十分关注外交谈判在抑制战争、争取和平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939年8月,苏德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之所以签署这个条约,各有自己的小算盘。斯大林是为了确保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致受损;希特勒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客观上看,它至少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对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毛泽东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发表了肯定的意见。他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这个协定是在苏联同英法谈判破裂后,利用英法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同德国进行艰苦谈判的结果。





一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二战为例,参与正义战争的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有苏联这个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同盟,共同致力于反抗法西斯主义联盟的疯狂进攻。毫无疑问,反法西斯同盟所进行的战争是争取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正义战争;法西斯联盟所进行的战争是把世界推向毁灭、阻碍人类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二战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反法西斯同盟正是用正义战争战胜了法西斯联盟的非正义战争。

二是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争,都是反侵略战争。二战期间,苏联政府和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战争,理所当然地是反侵略战争。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苏军民同仇敌忾,同德日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殊死战斗,苏联以牺牲2680万人、受伤3300万人;中国以牺牲1800万人、受伤1700万人的代价,赢得了这场空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

三是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在那个历史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处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之下,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人民群众过着民不聊生、极为艰辛的日子。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1940年7月,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中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毛泽东还指出:“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欧亚多国引发了革命战争,并使这些国家和人民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用革命战争战胜了反革命战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早已为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述说到的哪一个领域的战争,都可以摧毁中国的和平安全环境。毛泽东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永久和平”,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还需要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地持续战斗,经过数百年,也许上千年,才能真正实现。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觉地珍惜。记得我母亲总跟我们讲,旧社会持续战乱中老百姓那种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她说,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听到枪声,就得抱着小孩子、拉着大孩子赶紧爬起来逃难。沿途经常看到残垣断壁和被打死的军人、饿死的老百姓,真是惨不忍睹啊!她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地印象,就是“战争可不是好玩的,没有经过战乱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意在警示我们“远离战争,珍爱和平”。看看当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因为战争遭受的随处可见的残垣断壁等毁灭性破坏;看看这些国家在战争中数百万人的巨大伤亡;再看看因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数千万难民的艰难处境。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为永久和平而战”。





一是尽最大努力发展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是相互转化的。当和平力量大于战争力量的时候,战争就难以发生;当战争力量大于和平力量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个道理告诉我们,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归根结底是要持续发展壮大和平力量,使之呈现出压倒性态势。习近平每一次在国际场合讲话,无一不在讲和平、发展、进步、合作、共赢的道理,就是在为发展壮大和平力量鼓与呼。他明确地指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秉持这一理念,践行这一主题,习近平用“一带一路”这个伟大倡议和实践平台,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导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间正道”上来,就是在做发展壮大和平力量的实际工作,就是在打造浩浩荡荡、无坚不摧的和平稳定大军、发展进步大军。

二是尽一切可能阻止非正义战争发生。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战乱,都有美国人的影子。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霸凌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才是当今世界货真价实的战争策源地。当我们用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导致战争的论断,分析当今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时,就会看到美国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促使“总危机”正在迅速积聚,特朗普总统的任性和疯狂,加剧了“总危机”的到来。这种局面一旦失控,就会逼迫特朗普走上利用发动战争转移国内危机的传统老路。至于局势如何发展演变,对谁先下手开战,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它所挑起的一切战乱,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都是阻碍世界发展进步的、违背各国人民意愿的恶劣行为。必然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持续反对。中国理所应当地顺应时代潮流起引领作用。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发挥这种引领作用。


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发生,外交斡旋也会在特定条件下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最典型的案例就发生在今年:2018年6月12日之前,朝美两国之间还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美国集结重兵赶赴朝鲜半岛周边待命,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经过中国政府多次进行外交斡旋,设置了朝鲜半岛“不能生乱、不能生战”的底线,加之两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晤中的深入沟通交流。于2018年6月12日之后,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会晤,朝鲜半岛即刻出现了缓和的局面,促使朝美关系、朝韩关系均朝着正常化方向迈进。应该说,中国的调解斡旋,对成功化解朝美双方即将爆发的冲突,有效阻止了战争的发生,功不可没。



中国汉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事物表达的准确性,是任何其他文字都无可比拟的。所谓战,是由一个“占”字和一个“戈”字组成,“占”是占有;“戈”是兵器,意思是为了占有的私欲,而大动干戈。它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严重危害性。战争是私有制的产物,本不符合人类“抱团取暖”的生存法则;战争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怪胎,本不应出生面世;战争造成了大量军民伤亡,本不应发生;战争消耗了人类社会的巨额钱财和巨量资源,本应用于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坏东西。人类世界理应联合起来消灭战争,彻底铲除战争的根源,把战争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实现毛泽东当年所期盼的“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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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asdrtv 2018-11-21 21:50
伟人是毛泽东。
回复 asdrtv 2018-11-21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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