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嘉艺 

    随着大运会的日期的临近，深圳的安保也频出高招，什么“治安高危人员”离开深圳啦，什么开幕式当晚面朝体育场馆的小区居民必须离开家但要点灯五小时啦……

    如果说，光招高，也就罢了，而官员为此辩护，也振振有词。7月22日，深圳市长许勤回应开幕式当晚有市民被要求离开家但要点灯五小时，称出于重要大型活动的安保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是必要的。之前，即14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针对有关“清理高危人群”也表示，深圳举办大运会，在安保和城市管理方面，确有必要采取非常管理措施，这是负责任的态度。

    政府想办一个活动，这是政府的权力。然而，公民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自由地活着，也是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但是，同样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人，没招谁没惹谁，却硬被安上“治安高危人员”的帽子，还要非得限期离开。而面朝体育场馆的小区居民，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没招谁没惹谁，却硬被要求一天的几个小时内必须离开自己的房子但要点灯五小时。真不知道，当深圳想出这个措施前，想没想过宪法尊严。

       深圳想办大运会，也是中国想办大运会，来再一次体现中国到了和谐盛世。如果为了办一个大运会所出的高招，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尽量符合盛世、和谐的时代特征，岂不更好？先入为主，硬怀疑人是“治安高危人员”，绝对不利于和谐。面朝体育场馆的小区居民必须离开家但要点灯五小时，人连自己的家也不能自己做主想住就住了，也绝不是利于和谐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理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这一理论，既然深圳在经济上高度发达了，改革开放的窗口，就应该上层建筑也更加政治文明、更加精神文明，成为政治改革的窗口和文化改革的窗口。可是，一场大运会，深圳就对自己的人民“草木皆兵”了，怎能使人再相信它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也是窗口？

       当年，深圳成改革开放的窗口，是相对于中国更广阔的土地尚未改革开放而言的。那时，别的地方不能做的事，深圳可以做。当深圳做成功了，就成了经验，传给其他地方。当深圳没干成的，也成了教训，不让别的地方学。深圳敢为天下先，走出一条引领中国崛起的光明大路。但是，这条路，一直都是经济上的路，即如何赚钱的路。

    而今，各地都在大拆迁、大建设，加快“土地财政”，并反过来导致物价上涨。尤其调控猪肉价格，成了折腾，“按下葫芦浮起瓢”。而调控房价，几乎就不见效。毋庸讳言，这是深圳在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上的窗口时，却没成为政治改革的窗口和文化改革的窗口，“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后，不好调控了。

       深圳，窗口意义已过。从深圳这次办大运会的高招上，人们没等看到有什么进步和与国际接轨，就先看到了许多倒退。

       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窗口，在哪里呢？重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中国又到了出现历史人物的岔路口，要么改革前行，要么改革停滞、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