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评论员

河南省永城市外宣办又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原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刑事犯罪于5月29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11年下半年以来，李新功先后强奸未成年女性11名。这则官方消息，与5月26日当地发布的122个字的消息，一样简短，一样难以缓解公众的信息饥渴。

浙江永康案则更扑朔迷离，警方把案情定性为“卖淫嫖娼”。警方称，自去年2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陈某（女，1991年生）纠集多人寻找在校生，以及寻找个私业主等充当嫖客，从中获利。

永康警方表示“卖淫者”中“涉及的在校生主要是中学生”，警方会以教育为主。按警方的说法，永康案只有“卖淫女”，没有受到伤害的幼女、少女。这个说法与公众对本案“奸淫幼女”的印象，有很大的出入。公众并非不愿信任警方，但也需由警方提供充足信息，才好做出判断，毕竟“嫖宿幼女”、奸淫幼女、强迫卖淫等行为，在处罚上天差地别，毕竟本案还有当地市人大代表参与。

一者，如果嫖宿的是年满14周岁的女子，那就不是犯罪，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最高处罚只是15天行政拘留，4月5日抓捕的话，早已释放，是否这样？警方应予以充分披露，不要让公众猜测。

二者，即使是陈某组织的中学生“卖淫”，其中有没有涉及强迫性交易？若有，嫖客依然可能涉嫌强奸的犯罪。关键案情，在民意汹汹之下，警方的披露不容含糊。

三者，永康案有没有涉及不满14周岁的幼女？这是永康案备受公众关注的原因。近年来，屡屡有公职人员参与的“嫖宿幼女案”，挑战着公众的神经——2008年12月，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女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最初，警方宣称：卢局长事前不知道小何未满14周岁，“不构成犯罪”，只行政拘留其15天。不过，最终卢局长还是被判有罪。

2010年2月，小雯与云南省富源县法院杨德会法官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后，小雯曾接受骨龄等多项检测鉴定，后法院一审认定，不能得出“案件发生时，被害人小雯属于未满14周岁幼女”的唯一结论，杨法官不构成“嫖宿幼女罪”。

本来是否年满14周岁，是一条明确的界线。不满14周岁，则没有性自主权，国家为保护幼女身心健康，禁止任何人与之发生性关系，国际上称之为“自愿年龄线”。但因为刑法第360条规定的“嫖宿幼女罪”，使事情变得暧昧起来，成为一些有权势者求得轻刑，乃至脱罪的借口。事实上，大部分的嫖宿幼女都是有组织犯罪，而有权有钱去追求“刺激”的人假如与当地公权机关关系密切，那么又会给案件的定性、处罚带来重重障碍，也使“嫖宿幼女”有操作空间。比如2009年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21个被告人中有5个是公职人员，他们最终被判处7年至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相对于公职人员龌龊罪行的社会危害，相对于强奸罪的死刑最高刑，这样的处罚难以称得上刑罚相当。

公众最难以接受的是，“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是对受害幼女的诬名化，幼女本来就是受害者，何来“卖淫”？

无论是永城案，还是永康案，公众都不愿看到“嫖宿幼女”成为违法者的保护伞，或者诬名未成年受害者，混淆真问题所在。公众自始至终担心的是，有权有势者在摧残了未成年人之后，有没有躲在各种保护伞下逃避法律应有的严惩？司法机关的处理，又是否经得起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