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了私有化市场经济泡沫，种植了掺水又带血的GDP数据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约占世界的5.5％，而1978年时中国GDP仅为世界的1.8％，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低（据着名经济学家Angus Madison《中国长期经济运行》（1998年）一书，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890年降为13.2％，1919年降为9.1％，1952年降为5.2％，1978年降为5.0％，改革开放后1995年上升为11％）。
质疑：1820年晚清政府GDP居世界第一，如此富裕强大的国家缘何招来帝国主义强盗侵略和瓜分呢？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如果加上税外收费，高达9￣1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1989年时也只有55.5亿美元。 近30年，农村向城市转移了4至5亿人；目前，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质疑：这些数据究竟含了多少水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是怎么算来的？纯农业经济即种养业收入在人均纯收入里占多少比例？农民工在外经商或打工的收入在人均纯收入里占多少比例？农村青年的灰色收入即从事传销、高利贷和黄赌毒等非法职业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纯收入里占多少比例？
　种植了官僚资本家――红顶商人

  有网友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无异于疯狂掠夺。改革之初，基本思路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小型国有企业拍卖租赁转让，从效率优先角度看，思路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过程中充满血腥掠夺的气氛：1.手段阴险欺骗。企业领导和上级机关通过非法评估、隐藏资产、信息封锁等手段，几千万的资产往往被被几百万贱卖给企业领导和上级机关领导及其亲属。他们的手法无非是找没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走评估形式；隐藏资产表现为把优质资产先提前转移、评估结束后再转回，还有把土地、房产（名义上好多房产价值都折旧完毕）价值和商誉价值都忽略不计；并且政策鼓励企业购买者以企业本身作抵押买下企业，等于不花一分钱将国有企业据为己有。2职工安置很野蛮。先是下岗，之后逼你以极低代价买断工龄，进入失业状态，很多家庭夫妻都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3大型企业股份贱卖给外资，大型企业为了尽快完成上市人物或者其他目的，股份贱卖很普遍。

  国有企业改革等于把广大职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的公众财富大转移，转移到官僚资本家也即红顶商人手中，这些财富尽管目前还是处于潜水状态；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严重渎职和不作为，使政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经济学变成被谩骂的“呕像”，因为他们只是忽悠改革思路、但是在改革过程的公开、公正、严格监督等方面集体哑语。

种植了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和上不起学“新三座大山”
有网友指出，医疗改革已经彻底失败。改革初期，由于宣传力度大，公众还不以为然。随着看不起病、有病不医、在等死现象日益增多。出厂价几元的药品到了患者手中上百的情况屡见不鲜，中间的差价都分别到了有关领导、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领导、医师、药房众多环节，公众作为最终的受害者到处呼吁，可惜没有话语权，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另外社保规定的报销医药目录过于狭窄，只要是治病效果略好的药品统统定性为自费范畴，这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负担。其实，这种社会现象的缘由很明朗，为何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有话语权、决策权的群体视而不见呢？

  房屋改革教训更值得反思。按理说，改革初期，政府就应该对房地产这种特殊商品进行指导和限制，因为人口众多的国家安居乐业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绝对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随行就市。政府为了政绩和私利，无规划炒卖地皮、房地产公司暴利经营、专家学者的推波助澜、房屋销售代理公司欺骗营销，把房价推到严重超出公众购买能力的程度；而同时政府及其他权利阶层却无住房之忧：把自己控制的土地让开发商来开发，他们就会以低于市场价20%以上的价格购买集资房，这种情况全国普遍存在，并且越演越烈；尽管政策规定公众和企业也可以集资建房，但是可操作性很低，看似大家公平的政策，其实专门为权力机关拟定，让公众作陪衬罢了。

  教育改革是本来就不应该的改革。教育本身是功德千秋的事业，是一个国民应该享受社会的福利，我们在经济水平很不平衡、收入差距很大的前提下，盲目市场化，导致了：很多贫困地区孩子上不起学；学校方为了利益最大化降低办学成本或者降低降低教学质量。一般高校的本科学生专业水准还不如80年代的正规中专生（外语水平除外），对此说法，公众大多没有异议。
种植了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垄断经济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歌星、方丈、道观佛寺都被划定了等级，享受相应的特权待遇。一、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如今也处处渗透了官本位特权和经济利益。教育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术垃圾化、教师商业化正污染着中国学子的心灵。北大物理系55年来培养了22位院士，其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而且，中国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按照户籍和特权等级排序的。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 二、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 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占79.1％。 零点公司2005年在全国7个城市、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占65.7％。由此推算，全国约8.45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约1分钱。三、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养老金）。  四、特权市场经济酿成了腐败市场经济、不公平市场经济、不道德市场经济的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度垄断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垄断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来自于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了外国人。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派发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数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是中国至今不允许股民集体诉讼、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受害者集体诉讼。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欧盟也有社区银行等8000余家，而中国的金融业被特权势力所垄断。所以，中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金融垄断，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

种植了庞大的党政机构
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譬如某县级市人口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 可是，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种植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38.6分名列第133位，即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即倒数第13位。
　　
种植了经济全球化祸根
有网友指出，对外开放的最初构想是：出让廉价土地、原材料、劳动力资源，并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吸引外国资金、学习外国的管理和技术。客观的讲，吸引外资的目的达到了，学习外国的管理和技术的目标却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点，日本一个经济学家和国务院发展中心某一位经济学家所言“你们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三十年除了神舟飞船等个别领域比较突出之外，在材料学、自动化控制、发动机等核心技术方面基本停滞不前。我们利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廉价土地加工的中低档产品，供西方发达国家国民消费，在国外市场上很难看到有很高技术附加值（技术暴利）的中国产品；另外，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概况，从科技部的出镜率可见一斑---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取消了科技部。我们贸易顺差所换取的外汇绝大多数购买了美国的债券。试想一下，我们把巨额财富存放在穷兵黩武、不讲信用的霸权国家，跟绵羊把自己的羊羔寄养在狼窝有啥区别？
种植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这个数据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 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法得出结论：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达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种植了权力集团和国有垄断企业愈演愈烈的腐败
一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灾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新旧经济体制的交替过渡容易为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重组、并购、整合不断增加，物资、资金、技术、信息的交易更加频繁、管理更为复杂。一些体制和制度尚未理顺，没有普遍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腐败的有效控制。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金融、司法等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呈易发多发态势。二是腐败基本形态更加“市场化”。新形势下，涉及腐败问题的官员数量呈上升趋势，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由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由“享乐型”向“资本型”转变；腐败案件由以个案为主向“窝案串案”演变，形成集团型、家族型利益群体。三是由直接腐败向隐性腐败转变。腐败手段更加多样，形式更为隐蔽。如以赠与、赞助和设立各种论坛及基金甚至司法裁定等“合法包装”实施腐败；利用股票发行、上市以及企业破产、重组、拍卖等时机，非法侵占国有资产；运用专业化、高科技手段，逃避法纪惩罚；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漏洞，以政策差、市场差和时间差来搞腐败等。四是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一些领导干部帮助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谋求政策优惠，搞不公平竞争，捞取财富。有的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在国内做官，其配偶子女在国外经商，并转移非法所得资产，一旦问题暴露，马上逃往国外，成为所谓的“裸官”。五是由经济领域向政治和司法领域扩展。特别是组织人事和政法机关工作中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六是一些拥有管理权、审批权、划拨权、裁量权的“正职”，其社会影响广泛，关注度高，成为不法之徒“侵袭”的对象，是高风险岗位。
三十年来，在中国这块试验田里，还种植了灭绝人性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假冒伪劣商品和有毒食品；种植了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种植了愈演愈烈的官民对抗和人民内部矛盾；种植了越来越严重的主权危机。 唉，一个国家一旦被人当成了试验田，其后果是多么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