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袋里的小蛇

1965年5月18日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龙江橡胶厂家属宿舍16栋8号的一个两居室的平房内，那一年是蛇年，俗称：小龙年。

我的母亲在生我的前一天，做了一个好梦。她梦到在半袋子大米里有一条好可爱的小蛇，昂着头，神气地看着她。母亲把自己做的梦告诉了父亲，父亲高兴地说：“我看，这个孩子有福气，是带着俸禄来的，还是细粮呢。”父亲认为我的出生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那时粮食是供应的，每户每月只给二斤大米，其它的都是粗粮，如玉米面和高粮米等。

母亲是属蛇的，我也是属蛇的，我的一位名叫小换子的姐姐也是属蛇的，因为她在四岁时出麻疹没有出来死掉了，母亲悲痛万分，我的到来，无疑使母亲心里有了一丝安慰。据大姐对我说，小换子姐姐长得很美丽，皮肤白白的，嘴巴小小的，一双大大的杏眼有一点斜视，更增添几分可爱。她经常在香坊区的一个小庙里玩，从来没有惹过母亲生气，十分懂事。

我在正午时分出生了。听父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哭，也没有笑，板着一张冷冷的小红脸，来到肖家。由于我是坐生的，给我采生兼接生的那个女人，是父亲的同事福田的小姨子。我家和福田家以前曾是邻居，相处得还好，后来我家搬到大房子里，就渐渐地不来往了。曾听妈妈说过，福田的小姨子轻易是不给人接生的，她解放前曾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工作过，端庄美丽，气质高雅。说来也有趣，她不但主动给我接生，还主动给我起的名字：肖荣华。说来好奇怪，我从未生过大病，一直健康成长。这可能跟我的顺利出生有点关系吧。

二姐对我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天气好极了。天空中有几朵白云静静地飘浮在高远的蓝穹里，工厂里的桃花盛开得分外妖娆美丽，街道两旁的丁香花开满枝头，四处都洋溢着初夏香甜的气息。在温暖的微风里，美丽的小蝴蝶、小蜻蜓、小蜜蜂在绿草花丛中，飞舞得欢快无比。当二姐放学回到家里，看见父亲的同事刘叔叔夫妻俩抱着小花棉被，想要抱养刚刚出生的我，她心里挺高兴的，要不然她还要帮助母亲给小妹妹洗尿布，做饭和干杂活。二姐比我大9岁，属猴的。1956年出生的，因为她出生时是个病孩子，曾差点被母亲扔到香坊区指定的一个扔死小孩的大炕里，小换子姐姐就是扔在那里的。父亲下班后，看见母亲不见了，从已经8岁的大姐口里知道了母亲的去处后，就拼命地往那个扔小孩子的大坑方向跑，去追母亲。远远地，父亲看见母亲坐在大坑边上，正抱着二姐哭呢。他走上前，轻轻地说：“老大锁子是你在河北老家带大的，这老二小换子刚刚死掉，不能把这个病孩子就这样轻易地扔掉，带回家去吧，我想办法救活她，回去吧。”就这样，病病歪歪的二姐秀华被父亲从死神的手里救活了。因为父亲的同事刘叔叔没有儿女，我家里已有了三个女儿，现在又生了一个女儿，征得父亲的同意，当他们听说肖家又生了一个丫头片子，高兴得拿着小花被跑到我家里来，想抱养我。大概是因为母亲做了一个好梦的原因，父亲又不愿意把我送给刘叔叔了。最后他们很失望，不高兴地离开了我家。二姐站在我的身边，看到一个小人，小手小脚小脑袋，白白嫩嫩，软软滑滑，觉得挺好玩，也喜欢得不得了，她觉得我是一个只会动，不会哭也不会笑的塑料小娃娃，对我没有一点厌恶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我从小就跟在她的身边，在我的眼里心里，二姐就是我的母亲。二姐是我早期教育的启蒙者，对我的性格形成和人生观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要感谢她。

一晃冬去春来，父母要去上班，姐姐们要去上学，我和哥哥被一同送进了幼儿园。谁知刚刚上幼儿园几个月，母亲又有了小妹妹。事赶事，都赶到一起了，我又出现了意外。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总是想和我一起玩，我大概是不愿意，他就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去，头被石头台阶磕破了，出了许多的血，不知为什么父母没有把送到医院去，只是给我的头上涂了一些叫“马粪包”的止血药，缠上纱布，吃了一些止痛药就完事了。多亏我命大?大造化大，没有造成脑震荡，至今在我的头上只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但是，我的左脑显然是受到重创，留下了后遗症，我从小学开始到考大学，数学就没有及格过，我对数字是异乎寻常的麻木，不会算帐。我的脑子反映也比较慢，而且记忆力不好，总是丢三落四的，所以我做事根本就是心脑不协调，我的心智极高，而脑力总是不知所云，这样，反而使我的想像力出奇的丰富，为我后来从事编辑和文学创作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效。我是幸运的，上帝为我打开了“码文字小轩窗”，使我创作了许多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作品，好多人对我说，特喜欢我的作品，忧郁中蕴含着凄美。上帝之手为我开启了别样的收获方式。

就这样，我离开了幼儿园，跟着母亲在家里待产。母亲那时已经38岁了，根本就不想要孩子了，她便整天用腰带紧缠着肚子，因那时是不让堕胎的，有了孩子就是一个字：生。尽管母亲真心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是妹妹还是以顽强的精神在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来到了人间。1968年10月18日，我的妹妹出生了。为了坚决不要孩子了，父母给妹妹起的名字叫：艳华。小名：小兰子。

记得在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叶被风吹得沙沙响日子，满天飞扬的白色柳絮，若隐若现，更叠着岁月的痕迹，形成一种北方特有的韵味。

母亲，在这种夏的韵味里做着没完没了的家务事，我手里端着一个小铁碗，里面放了几粒炒黄豆，乖巧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只大黄狗站在我的身边，忠实的听从母亲的命令，认真地保护着我。

我家的大黄狗特别通人性，它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右边。时不时地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很关注地看着我，我感到很安全。它的眼睛会说话，我虽然还不到三岁，却能读懂它的意思，有它的保护，我很好。它那纯金色毛在阳光下闪闪发着光亮，高高向上翘起的尾巴尖上是白色的毛，好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玫瑰，我喜欢。至今难忘。

我正高兴地一边吃着黄豆粒，一边玩。忽然母亲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妹妹兰子从屋里跑出来，一把将我拉进门里，然后关上房门。我用小手紧紧拉住母亲的衣角，想起小铁碗还扔在地上，还有那只可爱的大黄狗。就哭着喊着想开门出去。可是母亲死死地用脚和腿抵着门，嘴里说：“荣子听话，你别闹，别闹，别闹！”我力气小，打不开门，委屈地低着小小的脑袋，小声地啜泣着。突然，一声声狗的哀嚎传来，撕心裂肺。我大叫起来：“大黄狗！大黄狗哭了！ ”

母亲的身体随着大黄狗的叫声不住地抖动。我以为母亲害怕得发抖了，我也被吓得忘了哭闹。后来，听二姐对母亲说：“妈妈别难过了，咱家的大黄狗被戴红袖标的打狗队给打死了，我有好多同学家的狗也被打死了。只有老姜家的黑狗聪明，跑进了玉米地，没被捉住。打狗队的人很凶的，以后别养狗了，省得心里难受。”母亲最喜欢二姐，因为她又漂亮又聪明又懂事。母亲重重地点着头，叹了口气，什么话也没说。从此，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狗，我却落下了一个“恐狗症”的心病。看见狗心跳就加快，神经就紧张，语无就伦次的恶话连篇。

经过滚楼梯和打狗案两件事后，我便得了自闭症，不与任何人说话，每天只是不停地哭，所以大家叫我：哭不精。我就这样整天没事找事的哭啊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过着我那“可憎恶的不快乐的哭泣的童年”。

母亲每天要上班，姐姐们上学，哥哥和妹妹都上幼儿园，又不放心把一个仅仅三岁多的孩子锁在家里，父母就让我二姐每天上学带着我。她也因为喜欢我就答应了。我小的时候虽然整天没有好心情，动不动就哭得人见人厌烦的地步，但是我长得还算可爱，白白胖胖的，头发黄黄的，整天噘着小嘴流着鼻涕和眼泪赖叽叽的可怜样，博得了二姐的同情，她每天背着我这个小可怜去上学。虽然她的班主任老师经常对她说：“看看，你家倒是挺洋气的，还带着个洋娃娃来上学，啊，真了不起。”因为我的二姐学习在班级里是最好的，老师说她时总是笑眯眯的。二姐只是笑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老师也就无法继续哂笑她了，也就通融地默认她每天带着我来上学，并让我坐在她旁边，成为一名三岁的旁听生。

我家住的地方原来是日本人在侵占东北三省时修建的一个大仓库，那高大的烟囱有两个，一高一低，到处都是电线网上用的白磁瓶碎片，在地上闪闪发光。有时我就捡这些白磁片玩，另外还有一些铁锅炉的零件和破汽车，我就爬进去，用手握着方向盘，左转转右转转的瞎玩。玩累了就在横七竖八的铁台子上睡上一觉，等姐姐找到我，把我唤醒，我就迷迷糊糊地趴在她的背上，随着她钻出玉米地，走过土豆地，往回家的小路走着。

大姐在单位里住，大概一周回家一次，因为她都已经上班了，母亲还在家里面生小孩，她觉得挺难为情的，母亲到她的单位去看她，她对母亲态度不好，母亲就生气地走了。现要她想起来，总是觉得对不起母亲。但是，那时她十分积极，是单位的团委书记，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在去河北老家外调父亲的历史时，说是父亲当了两年的国民党兵，大姐没有入上党。其实是母亲的前夫是国民党的警察，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去了。就把这段历史阴差阳错地安在父亲的头上，使大姐一生感到痛苦，也让她下决心一定要找一个党员为人生伴侣。她终于找了一位在部队当兵的四川籍的军人，也算圆了她的美好心愿。

每年快到我过生日的时候，二姐就背着我，去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折几枝含苞欲放的桃花，放在她的书包里面，让我抱在怀里。我就问她：“二姐，为什么你要折三枝桃花呀？多折几枝吧，这个书包里还空着呢？”二姐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小屁股，说：“我和你、还有三姐小丽都是五月份的生日，16号、18号和31号，我们三姐妹一人一枝，长命百岁。”我总是很快乐地看着二姐把这三支桃花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拿出来，在一个粉红色的大瓶子里放一些凉水，再把三支桃花放进去，摆在窗台上。第二天，是5月16日，她的生日，桃花开了，分外的妖娆美丽。二姐总是在桃花前仔细地看着，嘴角挂着一丝安静地微笑。可能因为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吧，在她的心里面，桃花就是健康长寿的象征。她有幸和二个喜欢的妹妹在同一个美丽的五月过生日，而且还有这天赐的桃花季节的祝寿，她觉得这是最值得做的一件大事，如同生命一样美丽。

到我的生日是第三天了，桃花几乎全部开了，有的还落了下来，我就拿在手里玩，玩够了就放在小人书里夹着。我记得有一本彩色的小人书叫《点金术》，是我的最爱，桃花几天后就干了，粉红的颜色虽然褪去了，但依然美丽无比。这本《点金术》小人书描写的是一个爱财如命的国王，学会了点金术。他就到御花园里去用法术。他看见池塘里有一对鸳鸯在戏水，就兴冲冲地跑过去用他的手指搅动池水，眨眼间，池塘变成了不流动的金块，鸳鸯、荷花和水都凝固了。他很兴奋地跑到后宫让娘娘来看他的点金术，结果娘娘看到鸳鸯、池鱼、荷花和水都变成了固定不动的金像，就哭了。国王看见娘娘哭了，就伸出手来为她擦去眼泪，结果娘娘也变成了金像。国王很忧伤地回到王宫，他想吃点饭，便拿起面包，结果还未吃到嘴里，面包也变成了金子。他十分不快乐地在王宫里随手点着金子，整个王宫金碧辉煌，天黑了，他又饿又累，爬到他的大床上准备休息，刚把被子盖上，被子也变成了金子，把国王压死了。尽管我小的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金子，但是古色古香的彩色画面，让我感到金子一定是好东西，我就把所有的生日桃花放在小人书里面，梦想让这些生日的小桃花全都变成金子。结果年年生日放进去，年年都失望的看着这本小人书，再把生日桃花夹进书里，期待着小桃花变成小金花。但是梦想从未成真过。三姐比我大7岁，等到了三姐的生日，桃花几乎开败了，但是桃枝还依然美丽鲜活，几朵零星的小桃花点缀上面，别有情趣。二姐就对三姐说：“梅花以稀为美，密而无态，不好看。这挺符合你的性格，你比男孩子还勇敢能干。”三姐是不大讲究感性的审美，只要有好吃的就不问其它，反正我家里的粗活累活全是她一个人跟着父亲跑前跑后的张罗着干。三姐听了二姐的话，挺高兴，心里美滋滋的。便每天上学和放学等着二姐，屁颠颠地跟着二姐身后，抢着替二姐背书包。我不大喜欢和三姐在一起，她总是用三角眼瞪我，还时常举起手装做要打我的样子，吓我。我就故意大声哭，引起大家的注意，父母就臭骂她一通，她也无所谓，自顾自的玩去了。有一次，我们姐几个都想吃肉，可是没有肉吃。我三姐就对我们说：“我去树上掏鸟窝，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说完还学着京剧里杨子荣上山打虎的样子，来了一个潇洒的亮相。转过身斗志昂扬的走出了家门。外面是大雪纷飞的寒冷冬天，那雪都没过了膝盖，西北风呼啸着刮得天昏地暗。隔了很长时间，我听到开门和叫喊声，“小荣，快，快拿一只大、大碗来盛鸟蛋。”我一路小跑着去碗柜里拿了一只最大的海碗，双手捧着给三姐，谁知三姐高捧着的双手突然一松，她唉呀一声大叫后，冲着屋里就大声说：“都、都怨小荣，都怨小荣把鸟蛋、蛋摔碎了。”三姐曾经学别人“结巴”，后来她真的结巴了。但经过校正虽然好多了，但口吃的毛病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好，一着急就结结巴巴的说不全话。由于厨房比较黑，我又近视，没有看清楚地上摔碎的是什么，就哇哇哭着说：“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哥哥的眼睛好，他从屋里跑出来一看地上的东西就大声说：“不是鸟蛋，是黄土坷垃，三姐撒谎骗人。”

三姐有时真的挺坏，有一年的暑假，她和二姐一同挖菜窖准备冬天储藏土豆、白菜和大萝卜。由于二姐干活仔细认真，就到窖里面去检查她挖的窖洞够不够深。北方的菜窖是这样挖的：在自家的窗外，挖一个大约两米深圆形的洞，然后在洞的两边横着挖两个侧洞，约半米宽，在深秋时，下了霜后，就把贮存的蔬菜放入侧洞里，为了怕冻坏蔬菜，还在蔬菜上放上御寒的棉被。当二姐看了侧洞后，认为三姐挖得不够深，就想从梯子爬上来后，让三姐再挖深些。这时已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又累又饿的三姐一听二姐说这样的话，就犯浑了，她把窖盖猛然盖上，一屁股坐在上面，肥胖胖的屁股压着窖盖，不让二姐上来。窖里面又黑又没有氧气，二姐拼命地用瘦瘦的小手拍打窖盖，三姐气哼哼地说：“我告诉你呀老二，小、小丫蛋，要挖你、你自己挖，我就、就是不让你上来，你挖完了再、再上来。”平时我总是粘着二姐，但今天是挖菜窖，二姐说危险，不让我跟着去，我就在一边自己玩。这时妈妈让我别玩了，去叫两个姐姐回屋吃饭。因为大姐在厂里上班住宿，我对她十分陌生，只知道有二姐，不清楚还有大姐。三姐又总是不给我好脸看，我有点怕她。哥哥又是一个土霸王，经常欺负我，他干的坏事，从来就是全都推到我的身上，为了他，我被父母打过无数次，我从心里往外讨厌哥哥。妹妹还小，一刻不离身的让妈妈抱着她，十分粘人。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二姐对我好。听到母亲的话，我就去到后院子找她们回来吃饭。我看见三姐穿着父亲的破大衣，耍赖皮的坐在窖盖上，故意学着结巴对二姐说：“就，就，就不，不，不，不，不让你上，啊，上，上来，你，你，你挖呗，我，我，我歇会儿……”三姐一看我跑来了，就挥舞着拳头，不让我说话。我一看三姐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有点怕，心想找妈妈去，就狡猾地后退，后退，然后往屋里跑并大声说：“老三耍无赖了，小结巴干坏事了。”我就一溜烟地跑到母亲跟前把涌上心头的新仇旧恨全都记起来了，巧舌如簧地告了三姐的刁状。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左手抱着妹妹，右手抱着哥哥（哥哥又懒又谗还特别的多事，听了我添油加醋的讲述，特别地来情绪感兴趣，叫嚷着死活要去看热闹）往外跑，我跟着妈妈的身后，一路小跑来到后院子，看见三姐已经把窖盖打开了，二姐也爬了上来，正拍打着身上的黄土，一切都很正常。母亲就问两个姐姐是怎么回事。三姐死命地用三角眼瞪着我，二姐微微一笑，对母亲说：“没事，妈，是小丽跟我闹着玩呢？”妈妈一看没什么事，就说：“回家吃饭，明天再挖吧。”三姐好像感觉解放了似的，拔腿就想溜。妈妈猛然叫住三姐：“小丽，你抱着弟弟。”当时哥哥5岁，我3岁，妹妹1岁。说完母亲抱着妹妹回屋里去了。三姐本来就挖了一天的菜窖，11岁的小女生，再有力气能有多大，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小良，你，你不是跑得快吗？你，你追上我，我，我就明天带，带你去，去捉蛐蛐玩，玩。”哥哥一听，拔腿就跑，三姐得意地哈哈大笑着，冲着我又挥了挥她的铁拳。二姐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对三姐说：“小丽，我告诉你别吓唬小荣，要不然我把你干的坏事，统统告诉爸爸。”三姐把身上穿的破大衣往二姐身上一扔，挺胸抬头的追弟弟小良去了。

时间就象田野里的小菊花一样弱不禁风，一年又一年，一晃就过去了。由于父亲要上夜班，白天在家里睡觉，我就不跟姐姐去学校“陪读”了。在家里闲着无聊，一快到中午吃饭时，就听外面的大喇叭里传来毛主席的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的诗朗诵，我当时可能是觉得很新奇，再加上那个叔叔朗诵得声情并茂，我觉得诗有趣，朗诵得好听，就跟着他的节拍也大声地朗诵（我追随大作家柯蓝在各大舞台上成功朗诵且获得好评和掌声，大概就是在那时候受到的朗诵启蒙影响）。父亲被我和大喇叭里的朗诵声吵醒了，愤怒地看着一脸快乐的我，也不好发作，一看表快吃中午饭了，就对我说：“荣子，你喜欢跟着大喇叭念诗，但不能吵醒我，我晚上要去工厂里做工挣钱，来给你买吃的、穿的、玩的，供你们上学读书。”看见父亲没有责怪我，就大胆地问父亲，“大喇叭里面的叔叔说的“土豆烧牛肉”，好吃吗？”父亲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话，从炕上起来，到厨房里打水洗脸准备吃饭去了。我还是认真地跟着那个风趣的叔叔朗诵“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对于童年的记忆是简单有趣的，记得那是1975年春天，有一天中午，忽然大喇叭停止了朗诵，一个女声在播出一件重要的通知：“现在播放重要的通知，根据上级指示，我厂为下面的同志平反……”我听了平反名单里面有父亲的名字，就很高兴地告诉了母亲。听妈妈讲，文革时，父亲和一位姓杨的领导都是保皇派，他们在工厂的小舞台上，曾戴过高帽子，挨过造反派的斗。这天晚饭，母亲做了许多的好菜，一来为父亲的平反召雪，二来把大姐的男朋友也请到家里来，好好的庆贺庆贺。谁知好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母亲在工厂里做工时，听到有人告诉她，我哥哥被一伙人打伤了，非常严重，就惊吓得昏死过去，等到送到家里，她已经不能走路了。我看见她躺在火炕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便爬上火炕，担心地看着母亲哭了。母亲艰难地对我说：“荣啊，你要照顾好自己。”我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为了不让母亲看见我哭，我就从炕头下来，一个人悄悄地躲藏在门后哭。哭是我的强项，只要我不高兴了，我能哭上十天半个月，自闭到心里感觉平衡为止。

当天晚上子夜，母亲呼吸急促，送到医院时，医生诊断她患的是“脑溢血”，因脑血管破裂停止了呼吸，直接被送进了太平间。据父亲说，第二天出殡时，母亲的眼睛是睁开的。她是死不瞑目啊，不放心六个儿女。

母亲死的这天正好是1975年的“三八妇女节”，她46岁。我正好10岁，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记得我上学也是一件有趣的经历。1972年春天，左邻右舍的小伙伴都上学了，我就哭着要上学，因为上学的儿童要年满九岁，我小一岁，报不上名。看着我在地上滚来滚去，哭闹已经三天了，妈妈一点办法也没有，明天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而且报名的学生特别多，分了两个班，每班52个人。在这样的形势下能报上名，这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时二姐刚满16岁，胆子特别的大，她把我户口上的1965年出生的5给改成1964年出生的4，这样，我就符合了上学的年龄，她带着我去报的名。也不知道是二姐本事大能耐高，还是我有福相运气好，反正我是如愿地高兴地和大家一起上学了，成为第104名龙橡子弟小学校的小学生了。后来，二姐在这个小学校当了一名老师，直到工厂破产倒闭后，被市教委合并到学府小学，一直到现在还在教学。

因为母亲的勤劳能干，每年都要喂养一头猪。为了给猪找吃的，母亲经常带着我们去郊区的菜地里去溜“摆园”的蔬菜。这个“摆园”的意思就是生产队的社员把农作物已收割三遍后，地里剩下的蔬菜就让附近的居民来彻底的捡出来，好种下一茬蔬菜。如土豆、西红柿、胡萝卜、大白菜、大头菜等。那个时候布、粮、肉及豆制品全部是凭票证供应，家里孩子多，粮菜都不够吃，所以就经常把从田野里摘的苋苋菜混和着从地里溜回来的小土豆一起在大锅里面烀熟后，一部分喂猪，一部分人吃。由于母亲的精心饲养，我家里的猪长得又肥又大，一到年底，就开始请人杀猪。我最爱吃母亲灌制的猪血肠，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香香的，味道难忘。猪杀好后，我老叔就神机妙算地拎着一些不常见的小食品，从香坊区来到南岗区，在我家里住一宿后，第二天就扛着半只猪回家过年去了。

我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因为我老叔在东北抗联打过日本鬼子和土匪，立过功，东北解放后，他曾是香坊区第一任区长，娶了一位国高毕业的满族大小姐。我婶子也从政，是香坊区的政协主席，他的三个子女工作都不错。今年我回哈尔滨时，堂哥听说我回来了，一定要来看看。见面后，他一定要请我和姐姐们吃饭，还给生病的哥哥一千元钱。不过他一直记得我鼻涕一把和泪一把的儿时的“鼻涕虫”的样子，一个劲地挖苦我。他和他的太太都在电台工作，一个省台，一个市台，都是干部。因为他和我二姐相差一岁，小时候他母亲没有奶，我母亲就把自己的奶水喂给他，而体弱多病的二姐是喝米汤长大的。因为他是肖家的男孩子，才这样重男轻女。他对我们说：“我是因为吃了三娘的奶，头发和三大爷一样前秃。”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因为你吃了我母亲的奶才长得一副当官派头。

话说我那个又坏又损的哥哥，现在是重病缠身，就跟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横路敬二”一样，不知道痛苦为何物，幸福得天天鬼话连篇。看见我就说：“小荣，我在法国给你买了一栋大别墅，还在美国花旗银行给你存了一千万英镑。”真是想钱都想疯了，边说边张着大嘴傻笑。那么一个聪明漂亮的肖策，现在被他那姘居的大情妇给睡成“废物”了。想当初他以借装修房子为名，欺骗我住进家里后，又一起合伙强行把我赶出家门的情景，真是又解恨又可怜他。人还是要行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分晓。

老叔扛走一半的猪，另一半的猪我们过年吃。我家左边的邻居每年都养好多的羊，生活得不错。有时还给我家端来一盘子的羊肉。而右边邻居是寡妇带着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男人是在修“7381”工程时死的。小时候听大人们总是谈论这个工程，但具体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我的父亲工作很忙，三班倒，还要去参加大会战、抗洪等集体工作。而我们对他也不十分亲近，总是感觉他身上有一种威严，使我们无法走近他。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他一个人先吃完了，我们再吃，肉和细粮都是他的，我们只能吃一些粗粮和土豆白菜豆付。母亲喜欢喝酒和抽烟，她总是阴沉着脸，难得看见她的笑容。有一次，父亲出差从外地买回来一只漂亮的小瓷瓶，已是晚上夜半了，我爬起来死活要看，父亲给我放到手里，让我小心别摔碎了，谁知话还没说完，我就把那只漂亮的小瓷瓶掉在地上，摔碎了，结果母亲边骂我“败家子”边给我了一巴掌。我惹了事后，不敢大声哭，就爬上火炕躲到被窝里哭，想想也活该。刚买的东西，谁都没看呢就让我给摔碎了。记得有一年杀猪后，右边邻居那个寡妇突然跑到我家里来，跟我的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她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我家的猪肉要放到天井里才冻得好冻得快，母亲一听她把最后的意图说出来，就拣了一块肉送给她了。因为她家的儿子多，又不十分勤劳，把肉放在天井里，晚上他们跳过墙来，那还有个好呀。那个女人千恩万谢地拿着肉走了以后，母亲叹了口气说：“这都是让孩子们给逼的，难啊！”母亲因为是个粗人，小的时候家境虽然富裕，但她的后妈不让她去学堂读书，她便天天骑着自家的大红马，学习射箭和武术。母亲不会女红可苦了我们。每年冬天她给我们絮的棉袄和棉裤是又厚又重，穿在身上象个棉花包。我好像是故意找茬让妈妈打一顿似的，每当我穿上新的棉裤后，一定要把棉裤尿湿。如果是白天就不吱声穿一天湿裤子，强迫自己不喝水。等到晚上一脱下棉裤后一股难闻的味道直冲鼻子，但是不敢声张，可是母亲总是让我的妹妹把我的裤子拿给她看是否有被尿过的痕迹。这样免不了一顿暴打。三姐刚出生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父亲为了给她治病，跑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为她搜寻偏方奇药。由于父亲的真诚所至，三姐没有残疾，但是她出奇的笨。父亲教她识字，她是一点也不开窍，被父亲从火炕上扔到了地下。由于二姐学习好，她就以二姐为榜样，刻苦学习，记得有一次我们都睡醒一觉了，她还在背毛主席诗词。可能是太困太累学习太认真了的原因，当我们又刚刚入睡时，三姐在睡梦中还在大声的结结巴巴的背诵，“七律、七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报到敌军宵遁、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她都背混了，窜笼子了。正是因为她的努力，她在学校一直是班级的干部，积极分子。因为母亲的去逝，她中学一毕业就自作主张报名去了北大荒。

对于哥哥的记忆我始终是愤怒的，那么小就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有一天，母亲临时因为有急事，就把我和他锁在家里。这下他可有了“做案”的大好时机了。他把家里所有的地方全部翻了一个底朝上，最后在炕席下面发现了三毛钱。他把钱放在衣服里面的小兜里，自认为很安全后，就强迫我搬凳子放到窗台下面，那时候是冬天，所有的里外两层窗子全都用封条封好了，在中间放入大约9厘米高的剧沫子（木屑），在木屑上面还要放一些好看的红红的细碎纸条，汽窗是不封的，用小划钩挂着。这个坏孩子就让我站在凳子上打开汽窗，他踩着我的肩膀爬上汽窗跳出窗外后，撒腿就跑。扔下我一个人站在窗子前发呆。等母亲办完事回来，看见哥哥逃跑了，就问我他怎么跑的。我还没说完母亲一看炕席下面家里仅有的买菜的三毛钱不见了，一股怒火冲天而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对我一顿暴打。她出完了气就四处找哥哥，找不到，看见我这个受气包不解恨就又是一顿暴打，打完后就一边做饭一边等哥哥回来吃晚饭。谁知哥哥也够坏的了。晚上回来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问三不知。问他为什么跳汽窗跑到外面去玩，他却说是我又哭又闹，吵得他心烦就跳汽窗跑到外面去玩了。那时候，一毛钱能买大约五斤西红柿或者土豆或者黄瓜。母亲不甘心钱就这样不见了。晚上趁哥哥睡觉时，从他穿着的贴身衣服小兜里拿出了一毛钱。第二天，母亲问他那二毛钱干什么用了，在铁证如山面前，他只好如实说了：他拿着偷来的钱找到隔壁寡妇的三儿子，跟着他买了一大堆的西红柿，还找来一大群小孩一起吃光了。吃完后就和他们一起拿着许多的土坷垃和野草根，跑到卖酱油的老江头的酱油桶前，趁他不注意，把手里面的土坷垃和野草根扔到他的酱油桶里，然后拔腿就跑。干完坏事后，就一起去斗蛐蛐了。

小时候孩子们最大游戏就是斗蛐蛐。找一个破陶瓷盆，弄几个特别辣的绿辣椒，把它们掰开后放入破陶瓷盆里，把捉来的蛐蛐放到里面先喂养几天，然后再找别的蛐蛐较量，看谁的最厉害。每天都有一大群的人围成一个大圆圈在看斗蛐蛐。除了这个好玩外就是煽烟纸。把抽完烟的烟纸拆开后，对折成三角形后，一个又一个的放在身边，想玩时拿出来，放在地上，如果是用自己的玩具能把对方煽过来，看到另一面就赢了。那时的香烟有迎春、葡萄和大前门等。这些都是男孩子玩的游戏。女孩子们则玩旮旯哈、跳皮筋和踢口袋。因为我们的工厂是橡胶厂，得天独厚的条件，很方便玩。至于旮旯哈就是猪、羊身上，在腿部拐结处的骨头，有真、轮、背、心四种样式，玩起来很有趣，但是由于是在地上玩不卫生，经常闹眼睛。而跳皮筋和踢口袋却能锻炼身体，这两个游戏是我每天都玩。

2008-7-28 作者金蝶写于鹏城・小月馆